“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海报

2025年10月15日下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宫廷文化研究所与数字与信息部承办的“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台湾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以牲畜与毛皮为线索，探讨索伦部的商贸与向清廷贡貂的情况。讲座由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研究馆员严勇主持，来自故宫学研究院、宫廷历史部、图书馆等部门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研究院的师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主讲人赖惠敏研究员

赖惠敏，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2009-2014，2019-2022），主要从事清代宫廷史、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著作：《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中华书局，2020年）、《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乾隆的百宝箱：清宫宝藏与京城时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等，发表学术论文95篇，其中《乾隆的百宝箱》一书获台湾“科技部”2014年杰出研究奖。

主持人：严勇主任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以“清代索伦部的商贸与贡貂”为主题开展学术讲座，依托台湾公藏档案、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满汉文档案及中俄关系历史文献，系统梳理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代索伦部贡貂制度的运行、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清代东北边疆治理的复杂图景。

一、贡貂制度：清代东北边疆的“制度纽带”

讲座开篇，赖惠敏研究员指出，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东北边疆秩序趋于稳定，贡貂制度逐步完备。黑龙江、吉林及唐努乌梁海等地区陆续被纳入贡貂范围，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部族成为贡貂主体，其中黑龙江地区因山林繁茂，成为清廷倚重的貂皮产地。

从档案记载来看，贡貂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与数量规范。据《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载，乾隆四十三年索伦贡貂人数和等第，索伦、达斡尔壮丁3366人，需贡三等貂皮4张；四等貂皮68张；五等貂皮437张；黄貂皮2857张，共3366张。食钱粮的鄂伦春壮丁269人，贡黄貂皮269张；而需给价收纳的鄂伦春、毕喇尔部族，三等貂皮1张，每张3.5两计价，四等貂皮151张与五等貂皮188张，每张3两计价。内务府与户部共同检验貂皮的等级，貂皮的质量依照等第进行区分，分为：头等貂皮(满文：ujui jergi seke)、二等貂皮(满文：jai jergi seke)、三等貂皮(满文：ilaci jergingge)。

值得注意的是，贡貂数量受外部战事影响显著。赖研究员通过对比《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等资料发现，雍正十一年（1733）因索伦部牲丁被大量征召参与清准战争，贡貂数量骤降至100余张；乾隆四年（1739）清准战争暂歇后，数量才逐步回升；乾隆二十年（1755）战事再起，贡貂数量再次锐减，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南疆后才恢复稳定。

二、俄商来华：边境贸易的“机遇与乱象”

《尼布楚条约》不仅确立了边界，也开启了中俄边境贸易的篇章。讲座中，赖惠敏研究员依托《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1653-1966）·清代编》等文献，还原了俄商来华的具体路径与贸易细节。

俄商来华主要通过三种名义：一是“奉命出使”，借外交名义获取清廷路费资助，如康熙三十年（1691），俄商以“察罕汗使臣”名义率90名商人入境；二是“伴随使团”，沙皇在给使节的训令中明确要求搜集商业情报，1693年伴随伊兹勃兰特使团的俄商达80人，使团总人数更达392人；三是“国家商队”，1689-1727年间，俄商前往北京贸易31次（26次成功入境），前往齐齐哈尔等地22次（19次成功入境），1706年格里戈里·奥斯科尔科夫率领的国家商队，仅獭皮就携带8000张，1715年斯捷潘·谢诺托鲁索夫商队更带来马400匹、牛100头。

俄商输入的商品深刻影响了当地部族生活：马匹满足了鄂伦春人山林狩猎的交通需求，牛只助力达斡尔人的农耕生产，银鼠皮、狐皮、獭皮等则补充了布特哈人狩猎所得的不足。但贸易也滋生诸多乱象：商队人数常超200人上限，最多时达四五百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还发生监督官阿尔法欠银2475两、商人赊欠纠纷等问题；俄商斗殴滋事频发，1704年沙皇不得不专门谕令“严禁商人酗酒斗殴，违者缚以铁索拷打”。最终，清廷因财政负担过重与秩序混乱，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止俄商来京贸易。

三、边境互动：索伦部的“生存与治理困境”

讲座第三部分聚焦索伦部的族群迁徙与边境治理难题。赖惠敏研究员介绍，清朝入关前，索伦部原居黑龙江北岸，因俄罗斯势力东扩南迁至嫩江流域，清廷以“索伦”为黑龙江将军管辖部族的统称，设布特哈衙门管理鄂伦春等狩猎部族。

尽管清廷严禁越界贸易，但边境族群的经济依存关系使走私屡禁不止。档案记载，索伦、达斡尔民众常以捕貂为名，前往俄境尼布楚或额尔古纳等地交易，貂皮因双方严格管制成为高利润走私品。乾隆三十三年（1768），就有客商赵九锡、程开吉私买带俄式烙印的狐皮、羊皮及玻璃镜等货物，被清廷交刑部审理。此外，俄方边民越界捕猎也冲击索伦部经济，清廷虽多次通过理藩院交涉，但因跨境社会网络交织，始终难以在维护条约与资源竞争间找到平衡。

讲座尾声，赖惠敏研究员强调，以往研究多从外交、军事角度解读清代边境政策，而本次通过《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清宫内务府奏案》等一手资料，从贡貂制度与商贸互动切入，更清晰地展现了清代东北边疆的族群关联与治理逻辑。索伦部的贡貂不仅是“赋税义务”，更是清廷确立统治的纽带；俄商贸易既带来经济活力，也暴露边疆治理的短板，这些历史经验为研究清代民族关系、边疆政策及早期中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次讲座以扎实的档案考据与清晰的逻辑梳理，为听众呈现了清代索伦部商贸与贡貂制度的全景，也为相关领域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