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0日上午，由故宫学研究院主办、明清史研究所承办的“明清史研究所学术分享会·第七场”在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报告厅举行，本次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编审李大龙主讲，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任万平主持会议，来自故宫学研究院、科研处、考古部、宫廷历史部、出版编辑部等部门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的师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任万平主持会议

主讲人李大龙，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突厥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专业二级。获得国务院政府津贴，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兼任云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顾问等。出版学术专著（包括主编）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侧重边疆学理论、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等方面研究。

李大龙研究员分享会现场

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是同步共生、互为因果的关系。生息繁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古人称之为“天下”）上的众多人群，很早就创造了处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在缔造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在清代最终以“中华民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地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问题，也是基础问题。但是，在历代王朝史观和近代传入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构建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面临着众多困难，而能否超越以往传统观念则成为其中的关键。特别是近些年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守好中国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阵地，也是每一位人文社科学者需要学好的课程。

李大龙老师本次分享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从“国家”的视域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及其属性；二、从“天下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域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三、从传统“五方之民”“华夷一体”视域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从“天下”的视域确立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史观。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及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发展历程从清代末年开始，由梁启超引入英语“nation”（民族）”这一概念，其后经过不同学者的阐释，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赋予其明确概念含义并系统化、理论化。从国家层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共同体，与56个民族性质不同，涵盖范围最大，中国人民是其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 虽然指称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联系在一起的，分指不同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国民。此外，“中华儿女”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概念，它还包含了海外华人。从本质属性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

分享会的第二部分李老师主要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司马迁编写《史记》时起，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编写正史的传统，即“二十四史”，这些史书不仅记录了历代王朝的疆域和历史，还为当今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史、通史著作的编写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代表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制度）的延续。“中国”的概念形成于中原地区。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已经出现了“中国”字样，尽管最初没有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但其所具备的政治含义已逐步成形。“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于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这种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二十四史”中的历代王朝便是“争夺”中国的胜利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着“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不同于“大统一”的疆域概念，其本质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强调政治认同与文化传承。例如，隋唐对高句丽的战争本质是追求“大一统”秩序，而非领土扩张，以为在唐人的观念中“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共同构成了“大一统”国家。随着近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传入，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传统“王土”观念向近代领土意识转变。当前学界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仍存在争议，需要注意的是，将历代王朝和汉族对接很明显不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将历代王朝政区视为多民族国家疆域沿革的全部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与非历代王朝共同缔造了中国。现如今，应该以“五个共同”史观为指导，重构叙事体系。

分享会现场

第三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五方之民”“华夷一体”概念的阐释。在以往有关中国史、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往往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央王朝”或对接为汉族，将边疆政权视为“少数民族政权”或对接为“少数民族”，但这种认定并不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因为古代中国有着独具特色的人群划分方法。古代中国以“五方之民”划分人群，主要强调文化差异与政治认同，而非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春秋战国以后被强化的“中国”“华”“夷”以及“华夷之辨”更多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划分，没有固定的人群指向，划分标准取决于是否对“中华”有政治认同。“民族国家”（英语：nation state） 概念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产物，清末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将西方“民族”概念传入后，一度出现了话语体系的错接，将古籍中的“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匈奴人等）误译为“族”，但这样的阐释并不符合历史背景。例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汉军击破匈奴后，北单于败逃，所据之地被迁徙的鲜卑人占据，留下的几十万匈奴人随着政治认同的改变成为鲜卑人。因此，在民族的诠释上，我们应该回归传统历史语境，遵循“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给予的新认定，即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从“天下”的视域确立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史观。“天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息繁衍的空间。受到认知能力和王朝国力的限制，“天下”有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异，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广义的“天下”是一个由“中国”（郡县区域）、海内和海外构成的辽阔区域，而狭义的“天下”则往往是频繁见于史书中的“大赦天下”之“天下”，即王朝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的区域。“天下”在先秦时期儒家的意识中存在一个以“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系，被称为“天下国家”。尽管当今学界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在中华民国之前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并没有一个将“中国”作为国号。而“中国”概念虽然内涵丰富，但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无论是从王朝政区，还是人群分布，抑或文化等不同视角，“中国”都不是指称“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是“天下”，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并非专指王朝的疆域，其适用的场景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正统”乃至“大一统”的博弈。现实情况是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中国”）和非历代王朝（“边疆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缺一不可。这才是从“天下国家”诠释中国历史应该有的视角，而不应该过于聚焦“谁是中国”。

中华大地众多人群在缔造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三者同步共生，互为因果。三者的形成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与基础，需超越传统王朝史观与近代民族理论的局限。中华文明具备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中国史是各民族交融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理论研究超越了历代王朝史观、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观”，从“天下”“大一统”视角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给出了诠释，该书的出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教材，呼吁更多学者关注边疆研究，促进边疆稳定与发展。

李大龙老师的分享获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响应。从故宫博物院的实际工作出发，各部门的学者、工作人员在布置涉及边疆民族主题的展览时都会遇到展陈文字是否准确的问题，李大龙老师就相关疑问和现场听众进行了交流。

参会听众现场提问

通过李大龙老师“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及历史意义的分享，与会听众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语境的天下观，认识到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各位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历史研究中的边疆民族问题，还有利于建立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思维方法，对涉及清代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