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颂》的艺术定位

2016-08-04

  故宫博物院近日以重价购回离散80多年的《出师颂》墨迹,一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要想使社会真正了解一件古代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必须对它进行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艺术定位,这是我们书法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出师颂》此次现身之前,我们一般只是在一些书籍的图版中见过其形。那些图版是根据八、九十年前北京“延光室”照像馆的老照片翻拍的,字既小,又模糊,不引人注目,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件古代经生抄胥书写的残卷。故宫买《出师颂》,我听说有人议论:“现在拍卖场上晋唐人写经还时有所见,价格不过几万到十几万元,凭什么《出师颂》那么一小段就值两千多万呢?”这显然是把它等同于古代的普通抄本了。我们并非抱定旧时代“雅俗有别”的观念一概鄙薄经生书法,但只要我们亲眼观赏过《出师颂》真迹,便会意识到它那卓越的章草艺术尚未见有经生抄胥能够企及。
  大家知道,古代抄书是为给人读的,所以经生抄胥的写本绝大多数是正书体。正书是经生的强项,精湛者可与同时代一流书家的作品媲美。图1是北京图书馆藏晋人正书《摩诃经》,无论是章法、结构或用笔,与晋朝那些有名的碑版墓志相比有什么愧色呢?图2为美国翁万戈先生藏唐人小楷《灵飞经》,本无款,过去被称为是大名家钟绍京所书,有人说这是为了攀附名家以图传世。我谓不然,倒是钟绍京占了这位无名经生的便宜。若没有这卷长期被当作小楷范本的写经,钟绍京的知名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经生的正书如此之精妙,行、草却是他们的弱项。我在许多出版物中找了两件还算可以的作品。图3为敦煌所出行草“受戒文”,格调不算太俗,但技法太业余化了,笔的使转十分笨拙。图4之《恪法师第一抄》也出自敦煌,罗振玉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这卷草书在敦煌卷子中相当杰出,不然罗振玉也不会看中了。但与《出师颂》相比,其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笔道不够圆浑老辣,布局如同蜂窝蚁阵,使人视之目眩,缺乏草书应有的内在的节奏与张力。
  通过大量的比较,我认为:《出师颂》不是社会上一般的写字人或书匠能写出来的,它的作者当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精研书艺的大师。
  说到作者问题,我们不能不提起西晋的索靖。索靖的政治地位、文化背景、家学渊源(他是汉代草圣张芝的“姊孙”)以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名望实在太符合上述的“作者条件”了,所以从很早起人们就把《出师颂》归到他的名下。
  索靖当年是否写过《出师颂》,我不敢妄言。但要考察这一件《出师颂》是不是索靖写的,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到索靖那个时代的书家、书作群落中去比较,因为任何天才的个人风格都不可能脱离时代风格而存在。在“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中,我们陈列了宋代《淳化阁帖》,内有三件章草,即:图5东汉张芝《秋凉平善帖》、图6三国皇象《文武将队帖》和图7西晋索靖《七月廿六日帖》。三件作品出自刻帖,难免失神走样,但总体风格还是可以把握的:此时的章草作为隶书的快写体,比较纯粹地保持着“隶意”,字形和用笔均朴拙、敦厚、圆浑。
  清代末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国人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考古,在楼兰古国遗址获得了不少三国至西晋的有字残纸、简牍;其他考古者也有少量发现,统称“楼兰遗书”。图8为《急就章》残纸局部,图9左侧为残纸,右侧为一根木简。我们不难体味出:这些墨迹的字体、风格与上述《阁帖》中的三帖是相通的,而“正月二日济白”残纸与“七月廿六日帖”尤为相近,只不过墨迹更显得有血有肉,粗犷自然,给人更深的印象。故启功先生《论书绝句》有云:“晋代西陲纸数张,都成阁帖返魂香”,谓以墨迹印证阁帖可使人们在意念中复活刻帖底本原来的丰采也。
  除出土者外,公认的西晋章草传世墨迹唯有陆机的《平复帖》(图10)。此帖用笔奇崛,富于个性,然整体的风味与图5至图9诸例还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出师颂》,就感到其与这一群落格格不入了。作一比方,小姑娘天真烂漫,憨态可掬,是一种美;长大后学会了梳妆打扮,矜持作态,是另一种美。二者不属于同一时期。《出师颂》不属于西晋,它的时代风格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王羲之的烙印。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作为“书圣”,其伟大的贡献在于抓住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历史时机,在楷书的快写体——行书和今草创制和完善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书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风格,成为万世师表。
  史称钟繇传笔法于卫夫人,卫夫人传王羲之。因此羲之早年所擅长的应当也是钟繇那种“隶楷”。如辽宁博物馆所藏《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图11)即是,隶味很足。不仅羲之一人,当时的人们都写这一路字。日本龙谷大学藏前凉《李柏文书》(图12)基本与羲之同时,可为佐证。
  羲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大胆变革求新的精神,其子王献之是他的积极支持者。唐人张怀瓘《书估》中记录了其父子二人的一段历史性对话: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者,看来早就成竹在胸了。羲之变法后的面貌,以《丧乱帖》(图13)、《兰亭序》(图14)最为典型。启功先生在《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一文中认为,这种新的书风可用“姿媚”二字概括。二字出于韩愈《石鼓歌》,原句为“羲之俗书趁姿媚”,是借讽刺王书来抬高石鼓的,但无意中却道出了王字的真谛。我理解“姿媚”也者,无非是说将章草的质朴之美转为雅致之美而已。
  羲之的新体开始是在家族内部流行。儿子王献之、族侄王珣写得都很出色。献之《十二月割至帖》存《宝晋斋法帖》中,米芾节临二行,董其昌补临一行,更名《中秋帖》(图15)。王珣《伯远帖》则是真迹(图16)。此外在《万岁通天帖》和《淳化阁帖》中还可以看到王氏族人的一些作品。此风随后迅速在江南普及。“流行”的力量是巨大的。清钱泳《书学》云:“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唐张怀瓘《书估》叹道:“王逸少与从弟王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
  其实,羲、献父子何尝有意灭绝章草,他们本身都能写一手漂亮的章草。羲之有《豹奴帖》(图17)在《澄清堂帖》中,献之有《江东帖》(图18)在《淳化阁帖》中,历来极受推崇。这种情况正如新文化运动时,鲁迅等一班主张白话文的人本是文言文写得极好的人。但在白话文推行了百十年、已经取得主导地位之后,能写文言文的人就不多了。即使写,韵味也与前不同,好像“旧瓶装新酒”。
  有件章草作品《月仪帖》(图19),刻在《郁冈斋墨妙》中,亦号称索靖书。观其书风,正似“旧瓶新酒”。米芾有论书墨迹云:“月仪不能佳,……只唐人尔,无晋人古气。”清人王澍《竹云题跋》认为说它是唐人书太过,断为南朝“齐梁间人所为”。比较公允。
  《出师颂》,就其时代风格而言,也应归入这一类作品。它的作者应是一位受过二王书风洗礼的章草书家。书写年代的上限不应早于东晋,下限不应晚于唐。
  至于米友仁在《出师颂》跋尾中何以能更具体地将其定为“隋贤书”呢?他本人没有发表论据,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他。我这里套用启功先生的一个推理程序。
  大家知道,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李白款《上阳台帖》墨迹,带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和跋尾。对其真赝,颇有争议。启功《李白上阳台帖墨迹》一文论其为真,有云:“据什么说它是李白的真迹呢?首先是据宋徽宗的鉴定。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时间……仅仅三百六十多年,这和我们今天鉴定晚明人的笔迹一样,是并不困难的。这卷上的瘦金书标题、跋尾既和宋徽宗其他真迹相符,则他所鉴定的内容,自然是可信赖的。”
  按米友仁跋《出师颂》在绍兴九年(1139年),上距隋末(619年)也只有520年,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到明代中期成化(1465—1487年)间的距离。今天的专家鉴定明中期的作品是并不困难的。以米友仁的学力,当年认定隋代作品当一样地有把握。
  除了逻辑推理之外,我们还可以为米友仁的说法找到一件重要的物证,这就是现在日本的隋僧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谈到《出师颂》时第一个将它与智永《真草千字文》比较以证实米友仁“隋贤”说:“此本……我仅见延光室摄影本。论书法很古厚,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米友仁定为隋贤书,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虽然智永《真草千字文》(图20)的草书部分是今草,而《出师颂》是章草,但二者在风格、面貌与技法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首先用剪贴的办法将《真草千字文》中的真书剔除,看一看其草书的总体面貌(图21)。
  接着再来对比《出师颂》与《真草千字文》中都有的一些草字(图22,一对字例中,左侧的剪自《出师颂》,右侧的剪自《真草千字文》)。很明显,其中不仅字的间架像,笔路像,就连笔画的倾斜度、转弯的弧度、行笔的速度感等等“小身段”也多惊人地相似。我几乎要大胆地假设《出师颂》就是智永所写,可惜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因此还是米友仁的“隋贤书”说最为稳妥。
  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隋代顶级书法大师。但通过《出师颂》与《真草千字文》的比较,我以为那位“隋贤”的功力毫不逊于智永。可以理解,智永当年要书写八百本千字文施给江南诸寺,工作量太大,所以《真草千字文》难免写得有点“粗糙”。而《出师颂》当为“隋贤”闲暇时偶一挥毫的铭心小品,所以写得“细致”之极。试看“师”、“颂”、“风”、“太”四个例字(图23),不但姿式夭矫如龙,极具匠心,最突出的是笔画间的“牵丝”,细而不弱,似断还连,顾盼有情,绝妙非常。难怪古人以“银钩虿尾”形容之,永禅师亦略逊一筹。这种细腻入微的笔法,在唐代孙过庭《书谱》(图24)、颜真卿《祭侄稿》(图25)中还能找到一些。到了怀素、高闲一辈人手中,草书变为以张扬个性为主,霸气十足,牵丝与笔画几乎不分粗细。所以主张复古的米芾贬斥他们是“但可悬之酒肆”,蕴藉之风扫地矣。图26《自叙帖》、图27《高闲千文》可证。
  综上所述,谨对《出师颂》作出四点艺术定位:
  1、《出师颂》绝不是普通经生抄胥的作品,而是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大师之杰作。
  2、《出师颂》与西晋书风不合,应是东晋后受过二王书风洗礼的章草书家所写。
  3、米友仁定《出师颂》为“隋贤书”是可以信从的。
  4、《出师颂》的艺术水准可与智永《真草千字文》比肩而无愧。
  众所周知,隋代写经及石刻碑志遗存较多,而名家法书传世极罕。一件《真草千字文》流去东瀛,留在国内的,当以《出师颂》首屈一指。此次《出师颂》回归故宫,使得故宫博物院的先唐法书藏品能够形成系列,这不仅是故宫的大喜事,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博界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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