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的紧密合作

2016-08-04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坦言这几天的感受。故宫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我一直很犹豫,到底来还是不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在财政部教科文司工作,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理事,但我深知无论从学术的角度、从职位、从对书法和文物的理解,都没有资格来面对大家。特别是在这里谈《出师颂》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的同事、同学和家人都劝我千万不要去,怕引火烧身,招惹麻烦。但是我今天还是来了,为什么?我想我毕竟从财政的角度参与了从《研山铭》到《出师颂》的征集工作,亲身经历了近年来许多重大文化项目从论证、立项到实施的过程,亲身经历了国家经济繁荣复兴之后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所以我想我有责任和义务把一些相关情况或细节问题提供给大家。但声明一点,这次是学术研讨会,我没有准备讲稿,我的发言只代表个人意见,谨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我所在的财政部教科文司是负责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经费的,我们处主要对口的是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文联、作协还有党报、党刊、新华社等方面,从政策和经费投入方面,支持和保障宣传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多年来,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重视文化事业,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文化方面的投入,我可以列举一些事项来说明。比如重大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有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的合并和改扩建,中国美术馆经过维修改造已重新开放,花了1.2亿,规划面积4.2万平方米的新馆正在立项,还有国家图书馆的二期建设、天桥剧场的改造、国家话剧院建设及故宫博物院的全面维修,可以说形成了新世纪一道非常亮丽的人文景观。从大的文化项目上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2003年安排了近4000万元,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已经投入了4350万,还有纂修清史、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大典》的重新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等。我在工作中有幸见到季羡林、任继愈、启功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他们是世纪老人,经历了从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力日盛的大好形势,谈到政府这些举措时都很激动。大家知道支持这些项目是需要钱的,刚才汪馆长说了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000亿到2000亿元的幅度增长,但是公共财政的支出包括农业、社保、国防、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支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当时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财政是“带着石臼跳加官”,加官戏是正式演出前欢快的、轻松的戏剧形式,但带着石臼跳不起来,朱总理是说虽然财政收入增长了,但是压力很大,并不轻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能力争拿出更多的钱来投入文化、文物事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是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伟大复兴,不只是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是继经济振兴以后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国的盛唐时期如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更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美国经济振兴之后从没有间断宣传它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美国精神、生活方式,不断增加对文化、媒体方面的投入。所以我们认为加大对文化的投入、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必要,也责无旁贷。
  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当年安排5000万元。大家已经知道,去年国家文物局动支2990万专款买回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今年故宫博物院要征集《出师颂》,由于“非典”期间门票收入大幅下降,本想借用这笔专项经费,后来随着疫情的成功遏制,文化部、文物局和财政部还是商定由故宫的门票收入来购买《出师颂》。这次《出师颂》的征集工作是在一片争论声中进行的,我在网上、报纸上了解到媒体和读者主要关注的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出师颂》的真伪问题;第二是到底值不值;第三,就是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整个操作程序的问题,是不是有暗箱操作。虽然征集工作主要是故宫的事,但作为研讨会,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真伪问题。刚才上博的汪馆长和单国霖先生讲得已经非常透彻了,真伪问题要由专家委员会拿出明确意见,故宫延请的专家是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傅熹年、单国强、杨新先生等六位文物鉴定专家。他们的鉴定意见是“晋墨”二字是假的,引首部分的纸不对,应为明代选配,但本幅《出师颂》墨迹肯定是真的,并强调它是隋人所书,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即使这样,因为隋人墨迹稀少、又是流传有绪的法书名篇,属清宫流失之物,故建议由故宫征集,并且都签了字。在这个过程中,故宫等单位收到一封信,就是媒体披露的署名张继刚的信。我读过这封信,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我很敬佩他,他落的是自己的名字,是位很有眼光、有见地的人。我想他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包括纸张、笔迹和图章问题,这个人有勇气,应该说作为公民也好,作为一个收藏家或书画爱好者也好,他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专家们也充分参考了他的意见。此前首都博物馆也请有关专家反复论证并已决定购买,这也是故宫确定征集《出师颂》的有力佐证。所以在真伪问题上是经过反复论证、深思熟虑的,应该相信六位先生鉴定的准确性、权威性,他们的签字以后应该会公之于众。今天上海博物馆汪馆长、辽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也到现场,对故宫征集《出师颂》表示赞同。
  第二,关于价格和价值问题。通常来说,文物的价格和价值有几方面的决定因素:首先,我觉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乱世,人们关心的是安危和温饱问题,文物怎么能值钱呢?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流散民间,俗称“东北货”,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那是文物的价格吗?可能几个馒头就换一件“石渠宝笈”的名画,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一个山河破碎、流离失所的年代。而盛世来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文物的价格必然就要上扬。第二,同一件文物对不同的收藏者而言,其价值价格会有所不同。有些人收藏青花瓷,有些人收藏算盘,一个算盘对于收藏青花瓷的人来说可能白给也不要,但是对于收藏算盘的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出师颂》来说,除了它作为法书名篇的珍贵价值外,首博、辽博和上博征集的意义和由故宫收回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宫廷流出去的文物,故宫收藏更恰如其分、理所应当,能与其它馆藏作品成系统、相匹配。所以首都博物馆最后还是让步了,本来他们已经决定购买的。第三,《出师颂》到底贵不贵?谈到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1953年《中秋帖》和《伯远帖》在香港露面的时候,当时郑振铎、王冶秋等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要把它们买回来,最后花了47万,加上后来的《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总共花了几百万。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对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财政收入是213亿,总理能特批上百万外汇来买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决策。而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19000亿,故宫以2000万来买这件文物,我想大家对这个比价应该是有所判断的。再者,事过50年,谁想拿两个亿、三个亿来买《伯远帖》、《中秋帖》,我想故宫也绝对不会卖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今年在上博举办的72件书画国宝特展,观众排队观看,轰动海内外,其中就有多件那时候收回来的文物,所以,当时的举措是具有历史性贡献的。
  去年征集《研山铭》的时候,启先生、傅先生、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都在场。当时启先生说《研山铭》是好,确实精彩,但是3千万贵了点,启先生有这个顾虑。后来单局长调侃说,北京修1公里地铁要6个亿,能买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1公里地铁,还是买20幅《研山铭》好?当然地铁肯定要修,《研山铭》也需要征集。想起文化和文物来有时挺悲哀的,也令人忧虑。我国是个文物大国,可每年文物保护经费才有几个亿?许多文博单位多年没有买一件文物,这两年上博买了一些,《翁氏藏书》花了450万美元,《钱镜塘藏明清名人手札》990万,上个月又花450万美元买回《淳化阁帖》。去年国家财政才拿出5000万设立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这笔钱实在是来之不易,又很有限。要说节省,财政部最欢迎了,我们一贯提倡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但也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文物投些钱,对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极为重要,也极为紧迫,将来是会得到巨大回报的。另外,中国文物,特别是书画文物的价格与国外艺术品相比还很悬殊,一幅梵高的画可以卖几千万美元,中国艺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珍重,我们自己首先要珍惜,要自重,绝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个问题是征集工作的运行程序。据我所知,文物征集应该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是确定文物征集对象,第二是由专家对原件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价格评估,第三由文物收购单位报有关部门批准,得到批准后商谈购买,交割资金。我们权且以此来审视《出师颂》的征集过程:今年6月下旬,故宫给文化部打报告说嘉德公司将拍卖隋人书《出师颂》,故宫有意征集,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当时在外地,特意委托周和平副部长和财务司李雄司长紧急与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商谈。故宫按三部门的要求做了几项工作,请文物鉴定专家定真伪,评估其价值和价格,为了能以2000万底价拿回来,又向北京市文物局请准动用国家优先购买权程序。后来得知首都博物馆已与嘉德签订了购买意向书,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又亲自出面做工作,请首博让步,最后经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正式批准,以故宫门票收入购回了《出师颂》。纵观整个征集过程,有这么多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与此事,有相应的申报和批复文件,怎么能叫暗箱操作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运行完成相关程序,应该说各部门间配合是十分默契的,也是高效率的。不知大家听说没有,文物界原来对文物征集工作是有意见的,专家们看好什么东西,要左上报,右上报,要由老先生们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最后常常因为资金问题、程序问题、效率问题而坐失良机,任文物再次流失海外。上博之所以能买“翁氏藏书”和“淳化阁帖”,除了资金的保障外,主要是人家的机制和效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博的经验值得学习。今后我们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应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工作程序。
  关于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度的问题,有人指责不能几个人来定事,应该广泛征求海内外鉴定专家和文物爱好者的意见,要采取价格听证会的形式,保证群众的知情权。我想,我们国家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跟国际化接轨,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参政权,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感受到这种进步和变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火车票的季节性浮动、包括故宫门票提价问题等,已经实行了价格听证。但文物征集还是有其特殊性的,比较专业、也比较敏感,有时还特别提出保密的要求。去年3000万买了《研山铭》还剩2000万,文物局还派人在境外买了些东西。一件文物专家们的底线是800到1000多万,最后400多万买回来了,什么原因?保密做的好。所以有时不但不能扩大还要把知情面缩小,严格纪律。如果搞全民公决或听证,那这些文物肯定买不到。我们要相信专家们的判断,他们毕竟有经验、有眼力。去年买的东西,再过5年、10年后搞一个国家文物征集专项资金的成果展览,到那时大家再看这些专家的眼力如何?这也是对我们公务人员自身素质、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的考验和评判。对作为综合部门的财政工作者而言,在熟悉精通财政财务工作的同时,还要了解相对应部门的事业发展情况和基本业务、基本规律,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敬业精神,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效率。还要勇于任事、勇于开拓、勇于担当。要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要有前瞻性和决断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华在巨大的压力下,力主以2美分一公亩,共720万美金从苏俄手中买下了荒凉偏远的阿拉斯加。当时公众要把威廉·西华撵下台,说这是一个愚行,是“冰盒”,但是后来人们发现阿拉斯加有很好的渔业,盛产鱼油,有大量的黄金储备。特别是在过了近100年以后,二战期间才发现它对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出师颂》的收藏不能跟此事相提并论,那是国土问题,但是我想好的决策对将来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补充一下,这次征集资金用的是故宫的门票收入。在每年5000万元的文物征集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将坚持几条原则:1、一定要经过权威鉴定,确保真品。2、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评估体系,做到物有所值。3、尽量不在拍卖会上买东西。国家文物局、故宫应该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寻访线索,鼓励捐赠,花少钱买大东西,四两拨千斤。4、征集重要的、值得国家收藏的文物,或国家馆藏缺门断档的东西,鼓励小件由民间、企业收藏。5、重点征集海外回流的文物。这笔资金来之不易,我们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管好用好有限的征集经费,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此也恳请新闻媒体等各方面对我们工作进行监督。有人说这次媒体炒得太凶,我倒认为这是好事,这么多人关注,说明公众对文物、对政府工作是关心的,也确实起到了监督作用。应该将压力变成我们工作的动力,把事情做得尽量细致、圆满。同时也请加强正面的报道,这一点本来不想讲,但看到一再报道那些连原件也没见过的“鉴定家”的意见,狠挖“黑幕”,是不是会误导。我们呼唤有益于提高公民文物保护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宣传报道,客观公正的报道,把好事情办好、也要宣传好。这次研讨会和随后的公开展示还算及时,有一句话叫“过默者必怀诈,过谦者必藏奸”,你不说、一再退让,当然会受怀疑,所以今天就公开地、主动地表态,坦诚相见。以上是我的发言,不当之处请大家原谅。
  谢谢各位!
  发言人:王家新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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