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今河北元氏县境内的东汉《祀三公山碑》，是汉碑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篆书碑刻。据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相关题跋所载，此碑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由当时的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然而，查《同治元氏县志》“历任县令任职表”一栏，记录的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的时间却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与黄易所言得碑时间相差有三年。黄易本人对于这块碑石出土的经过似也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他在《秋盫题跋》中的说：“余客南宫时，寄书杨君鹤洲拓元氏诸刻，旋得古篆碑一通，磨泐已甚，细辨乃汉祀三公山篆文……此碑久在野中，前人所未录，恐致湮没。亟烦元氏令王君移置城内龙化寺，与汉白石碑同置一处，为王君作《寿古图》记其事。”黄易所绘《得碑十二图》中有一幅即“三公山移碑图”。上有黄易自跋，与《秋盫题跋》说法相近。又黄易有一方著名的鉴藏印章“小松所得金石”，此印即为纪念访得《祀三公山碑》一事而刻，边款曰：“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纪之。”从行文语气来看，显然视之为个人所访得。综合以上材料推断，笔者以为，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得碑过程很可能如下：乾隆三十九年，黄易委托友人杨鹤洲在元氏县访得此碑。杨氏将拓本寄与黄易，由黄易考证内容，并作释文。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三年后，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黄易即嘱咐他将碑石移置城内，与旧有的《白石神君碑》一起集中存放。由于黄易本人当时尚在南宫为幕客，而王治岐即为元氏地方官吏，又实际主持了移碑一事，故将碑石的发现权谦让于后者，似也合乎情理。不过，在相对私人性质的题跋以及印款中，黄易便少了这份顾忌，理所当然地将这块碑的发现看作是他个人访碑生涯中的一大收获，而且，这也是迄今所知黄易所访得的第一块重要汉碑。

　　论文主体部分是有关《祀三公山碑》拓本的流传情况，以及各家考释之辩证。在早期拓本流播过程中，黄易是一个核心人物。早期各家的考释所采用的底本也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黄易的馈赠。汉代篆书石刻在当时出土不多，所以，像《祀三公山碑》这样有近二百字的完整碑刻一经出土，便引起了书法篆刻界的注意。最早将《祀三公山碑》引入创作实践的书家当推邓石如。自邓石如开风气之先，后世临习此碑的书法及篆刻名家不乏其人，其中尤以齐白石影响最大。民国初年，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中华书局等一些出版机构曾先后出版过一大批碑字集联性质的工具书，影响广泛。如民国七年，上海艺苑真赏社版秦文锦所编《联拓大观》丛书，其中即有《汉祀三公山碑》一种。此书据拓本剪字排贴，分成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共计五十联，一百句。民国年间不少书家，如齐白石、来楚生等创作的临《祀三公山碑》集联书法即摘抄自此书。这类工具书的出版与流行，一方面方便了书家的创作，免去了书家自己撰句及安排字体结构的烦劳，对于一般性的应酬而言极为便利。但另一方面，出版社在摘录碑字过程中往往会做一番技术处理，相较原拓本，不仅字形有所缩小，笔画也多经过描补。总之，与原碑字体差距明显。此外，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释文方面也时见错误。民国年间出版的这批碑字集联性质的工具书，对于当时的楹联书法创作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一个饶有趣味，且亦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   E-mail:sang_shen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