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海报

2025年7月22日下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宫廷文化研究所与数字与信息部承办的“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在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以“茶叶贸易中的中国与世界”为题作专题演讲。讲座由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研究馆员严勇主持，来自故宫学研究院、宫廷历史部、数字信息部等部门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研究院的师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主讲人：仲伟民教授

主讲人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国际儒学》主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1988年至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副编审、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2005年，转任清华大学至今。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全球史和史学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华北核心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著有《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直面人文学术危机》《近代前夜的王朝》《宋神宗》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人：严勇主任

仲伟民教授从茶叶的历史脉络、全球影响及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关联切入，揭示了“一片树叶”如何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与文明格局。

一、茶叶贸易：观察中国与世界的绝佳视角

仲伟民教授开篇即指出，茶叶的历史既是中国史的传奇，更是全球化的缩影。他将中国茶史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清晰展现了茶叶从区域饮品到全球商品的演进轨迹。

唐以前为第一阶段，茶叶从食用、药用逐渐过渡到饮用。《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印证了茶叶早期的药用价值；汉代王褒《僮约》中“武阳买荼”的记载，则说明饮茶在当时已较为普遍，且形成了初步的贸易行为。

唐宋元为第二阶段，是中国茶业与茶文化的兴盛期。陆羽著《茶经》奠定茶学基础，茶税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茶兴于唐、盛于唐”成为学界共识。宋代时，茶深入民间日常生活，“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成为社会写照，上层社会盛行的“点茶”“斗茶”更推动了茶文化的雅致化，宋徽宗赵佶所著《大观茶论》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一阶段，茶叶饮用方式也经历了从煮茶到泡茶（散茶）为主的演变，宋代的点茶尤其引入瞩目。

16-17世纪中西交通开启后，茶史进入第三阶段——走向世界。大航海时代成为关键转折点，此前茶叶主要在东亚、西亚、东南亚传播；此后，随着欧洲人的大航海及全球殖民，茶叶走出亚洲，并成为与咖啡、可可并列的世界三大饮品。

关于茶叶传入欧洲的路径，仲伟民教授梳理了学界争议：有观点认为是马可·波罗将茶叶信息带回欧洲，但因《马可·波罗行纪》未提及茶叶、筷子等中国标志性元素，其真实性存疑。目前史料更支持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葡萄牙（1553年占据澳门）与荷兰（1600年到达日本）为最早将茶叶引入欧洲的国家。茶叶最初在欧洲宫廷及上层社会流行，与瓷器、丝绸、中国园林等“中国风”席卷欧洲同步，成为当时欧洲人眼中神秘东方文明的象征。

仲伟民教授强调，19世纪中国通过茶叶贸易被深度卷入全球体系，茶叶成为撬动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茶史研究因此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物的流动与全球史丛书

二、茶叶之力：塑造欧洲文明与英国现代化的隐形推手

仲伟民教授聚焦茶叶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指出大航海打破了地域封闭性，推动了茶叶、咖啡、可可等物的全球流动，其中茶叶对欧洲的影响远超其他饮品。

首先，茶叶贸易是英国的重要经济命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数据印证了茶叶贸易的重要性：1760-1833年间，茶叶贸易贡献了该公司90%以上的利润，部分年份甚至达100%。对英国政府而言，茶叶贸易同样非常重要，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如1842-1860年年间茶叶税收平均占国库总收入的8.68%。

其次，茶叶贸易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提出“没有茶，英国就不可能有大英帝国和工业化”，这一观点虽具争议，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茶叶对英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比如，饮茶降低了传染病与肠道疾病发病率，使英国人从黑死病阴影中走出；热茶饮（尤其是加糖热茶）取代酒精饮料，提升了劳动力的精力与纪律性，使其更好适应机械化流水线作业。

再次，饮茶影响了英国的民族性格与社会结构。此前英国人主要饮用杜松子酒、啤酒等酒精饮料，形成好斗粗鲁的性格；饮茶习惯普及后，社会风气趋向温和，“绅士风度”逐渐形成。而下午茶文化不仅成为近代文明的标志，更提升了英国的妇女地位——下午茶让女性变成社交核心，成为中产阶级女性摆脱孤独、展现自我的重要场合。茶叶被欧洲人视为“文明”的重要元素，成为消费主义合法化的积极力量。

三、茶史研究：解码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钥匙

仲伟民教授还以茶史为切口，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剖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困境。

政策收缩与冲突隐患：清朝外贸政策从康熙开海（1684年）到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1757年）。1759年“洪仁辉事件”后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形成封闭的“十三行垄断”体制。该体制虽能为清皇室敛财，粤海关成为为内务府“钱袋子”，却也埋下中外冲突的祸根。

三角贸易与鸦片困局：英国为突破贸易限制以及平衡对华贸易逆差，构建了“英-印-中”三角贸易。当印度原棉在华市场萎缩，利润极高的鸦片成为替代品，如1854-1858年间印度对华鸦片贸易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89%的逆差。罪恶的鸦片贸易以及英国对中国茶叶不可遏止的需求，最终引爆了1840年中英冲突。因立场不同，中国称之为“鸦片战争”，西方多称之为“茶叶战争”。

兴衰对比与国家命运：五口通商后，中国茶叶出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1875年占出口总值的53%），旋即因印度、锡兰的茶叶竞争而急剧衰落（20世纪初降至10%以下）。仲教授指出，国际茶叶需求持续增长，中国所占贸易份额却急剧下滑，直接反映了国家竞争力的衰退；而同期国内鸦片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民民众体质极度虚弱，也与英国因茶而兴形成鲜明对照。“茶叶伴随英国工业革命走向强盛，鸦片则与19世纪中国的苦难相伴”，仲教授总结道：“这一差异正是两国近代发展道路分野的缩影。”

讲座现场

整场讲座仲伟民教授以茶叶为线索，串联起全球贸易、帝国兴衰与社会变迁，揭示了“日常饮品”背后的宏大历史叙事。正如仲伟民教授所言，理解茶叶的全球史，便是理解近代世界与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本次讲座深化了听众对茶叶全球史的认识，也为深刻理解中国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