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社会上对清宫的东西是很关注的。在点查清宫物品时，为了消除社会疑虑，一切做法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加之博物馆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性质，故宫从一开始就坚持“公开”、“开放”的好风气。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因为被诬为盗宝，1933年辞职，1937年去世了。之前法院起诉他，直到1948年才把这个案子撤销了。过去在故宫工作是很敏感的。刚开始的时候，出入库房的人员不允许穿有口袋的衣服，还有军警看护，直到解放后才废除。那时清点清宫物品，就边清点、边记录、边出版。出版的藏品目录有20多册，且多是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就出版了。故宫博物院从一开始就公开，包括档案，通过各种刊物，都向社会公开。后来有一段我们坚持得不好，现在则在努力恢复这种好的传统和作风。

故宫印刷所出版的《掌故丛编》

再者，我想谈一谈故宫博物院与北大的关系。刚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到北大来讲还有好多缘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与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的背景来看，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已成为当时全社会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先导的北京大学，在清宫文物点查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煜瀛、马衡、沈兼士、袁同礼等一批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在故宫博物院创建过程以及创建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研究上带来了新风气。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最后增加至15人，李煜瀛是委员长。

李煜瀛（1881-1973年，字石曾，河北高阳人）

李煜瀛是河北高阳人，其父是清末大学士李鸿藻。早年他跟清政府驻法国的公使到法国去，在那里读书。他是最早参与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人员。1917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教生物学和社会学。清室善后委员会另15个委员中有5人是清室方面的代表，其他是社会各界人士，有好几个是北大的：第一位就是蔡元培，因他当时出国了，就让蒋梦麟代表。还有陈垣、沈兼士、俞同奎，都跟故宫有关系。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是办事员，包括马衡、吴瀛、袁同礼。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许多顾问都成了骨干。

马衡先生（第二排着深色衣者）

马衡于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之前还是北大的兼职教授。袁同礼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1948年去了台湾。

　　多年来，故宫与北大也有好多联系。我们现在的职工中，有27个是北大毕业的，其中15个是研究生。这批人在故宫博物院起着重要作用，有的是学术骨干，有的是部门负责人。去年，我们开过一次关于故宫学的座谈会，请了社会各界的学者专家，包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高崇文院长、齐东方教授、权奎山教授。我们和北大的历史系、考古文博学院有着较多的联系。我们也希望这种联系能继续下去。

明清论丛（第一辑）

另外，我们两家还合办了一个《明清论丛》的学术刊物，由我院原副院长朱诚如先生--现在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北大的王天有副校长两人合作主编，每年出一本，40多万字。

　　其三，故宫博物院要为海内外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服务。文物清查并出版总目录是一项重要工作。故宫的文物流失出去的也很多，台北故宫也有好多东西。但紫禁城在北京，文物的主体在北京，所以北京故宫要为海内外机构、个人参与故宫学的研究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正在清查文物，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我们要出150万件文物的目录，就像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出点查报告一样。同时我们要出精品图册。我们曾出版过一套60册的故宫藏品图录，今后计划要出版的故宫文物藏品图录，恐怕要达四、五百册。

《故宫学刊》（第一辑）

其四，故宫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吸引海内外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保护与故宫学研究。去年，我们成立了古书画、古陶瓷两个研究中心，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故宫的学术研究，召开了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又创办《故宫学刊》，都是为参与故宫学研究搭建学术平台。故宫还进一步加强与更多机构合作，提升文物保护的理念，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现在合作项目主要有与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合作的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研究应用项目、与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与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的倦勤斋内装修复原工程、与意大利政府合作的太和殿建筑保护项目、与大英博物馆合作的钟表维修项目、与英国一家博物馆合作的地毯保护项目、与江西省合作的陶瓷考古项目，以及与四川省合作的藏传佛教考察项目等。

　　其五，故宫还注重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像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科技保护协会、清宫史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以及玉器、古陶瓷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有的挂靠在故宫，有的虽不在故宫，但在人员、业务上与故宫关系密切。我们深感学术团体有很多优势，在故宫学研究上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