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30日上午，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首次承办的学术讲座，在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顺利举办。本次讲座以“三星堆文明源流考”为主题，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担任主讲人，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馆员郭福祥担任主持人。

郭福祥研究馆员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黎海超教授首先提出三星堆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即“源”与“流”——三星堆缘何在晚商时期迅速兴起，又为何在商末周初突然消亡。他指出，传统三星堆研究多采用内向视角，聚焦于三星堆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本次讲座则从外向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三星堆的互动网络，从资源、技术、文化等多个维度动态考察网络中不同节点的角色与关系，以期对三星堆文明的源与流提供新的解读。

关于三星堆如何崛起，黎海超教授从四个方向系统分析了三星堆资源体系的建立。北向方面，通过铜器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分析，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的技术和资源联系；西北方向，三星堆的青铜锻打及金器技术等或许存在关联；南向方面，大量海贝和象牙器的出土，证明了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三星堆与东南亚、印度洋海域存在资源交流；东向方面，三星堆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密切互动，青铜尊、罍等文化因素显示出与长江中下游的交流。黎海超教授强调，晚商时期，三星堆正是通过构建多方向的资源互动网络，迅速崛起为“交换型”社会。

黎海超教授主讲

在资源网络与三星堆艺术的关系部分，黎海超教授指出，三星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其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三星堆青铜器具有场景化、组合化的特点，注重竖向高度和分层化效果，同时十分注重彩绘装饰。技术上，三星堆铜器连接技术发达，铸接、焊接技术广泛应用，以适应组合造型的需要；同时又具有实用主义、不拘小节的特点，与中原青铜礼制的“近景表达”不同，三星堆祭祀系统呈现出“远景表达”的特征。这种融合了中原、长江流域、南方热带和本土传统的艺术风格，正是三星堆作为“交换型”社会的文化体现。

关于三星堆为何消亡，黎海超教授提出了资源网络瓦解的假说。他指出，商末周初，古蜀资源网络趋于崩溃，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虽然继承了部分三星堆传统，但数量丰富的海贝不复存在，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幅下降。通过铜器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分析，三星堆时期古蜀与中原交流密切，而金沙时期这种交流明显减少。关于祭祀坑的年代，近20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恰好与商周变革的时间相吻合。黎海超教授进而指出三星堆的消亡可能与商周变革有关，资源网络的崩溃导致了文明的衰落。

在祭祀坑的解读部分，黎海超教授重点介绍了实验考古的研究方法。为了重现祭祀坑的“案发”现场，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场景化实验，包括挖坑及灰烬量测算实验、玉器焚烧实验、K6木箱复制与焚烧实验。通过1:1比例的挖掘重建实验，研究人员测算出7号坑的挖掘至少需要2-4人花费2天以上时间；通过竹子焚烧实验，测得竹子产灰率，为估算祭祀燃料用量提供了依据；通过玉器焚烧实验，发现干竹子堆烧温度最高可达670度，而玉石温度维持在300-400度之间，且焚烧行为需要大量燃料，应是有预先准备的大规模活动。针对6号坑的特殊木箱，研究团队通过树种鉴定、木箱复制和多组焚烧实验，对焚烧位置、朱砂保存、玉器放入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黎海超教授总结了六点主要结论：晚商时期三星堆与各方向文化形成互动网络并支撑其崛起；三星堆具有浓厚的“交换型“社会特征；商周变革之时三星堆祭祀坑出现，资源网络瓦解；三星堆的消亡可能受商周变革影响；祭祀坑是规模宏大的仪式化行为，目的在于摧毁三星堆信仰体系，更可能为敌对力量所为；三星堆消亡后，金沙与竹瓦街分别形成“远周”与“亲周”的格局。黎教授同时强调，以上结论目前均为假说，相关考古和科技数据仍在积累中。

在交流环节，现场听众就商周社会经济研究、三星堆铜矿来源、陶器玉器特征、青铜容器内贮藏物等问题，与黎海超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黎教授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逐一解答，强调多学科交叉和实验考古在三星堆研究中的重要性。

交流环节

本次讲座内容详实、方法新颖，从互动网络的视角重新审视三星堆文明的兴衰，为三星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科技考古与实验考古方法的应用，为理解祭祀坑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在场听众均表示受益匪浅。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