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沙龙第4期2025年4月25日上午在故宫科研处会议室举办，活动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博物馆学研究所承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瑾作主题讲座《中国博物馆迈向世界一流新征程》。故宫博物院院办公室副主任段颖副研究馆员担任主持。院办公室、科研处、宫廷历史部、书画部、展览部、社会教育部、出版编辑部、档案馆、行政处等部门的10多位同仁参加活动。

博物馆学沙龙第4期海报

杨瑾，武汉大学世界历史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兼任英国莱斯特大学荣誉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特聘研究员、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专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陕西省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主任、Museum World：Advance in Research杂志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目前主要从事文物学、博物馆学及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3项，省级重点项目1项。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杨瑾教授主题讲座

杨瑾教授在4月24日故宫博物院博物馆学沙龙第3期活动中分享了个人研究心得。4月25日活动伊始又回顾了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讲座内容立足中国乃至世界博物馆的发展现状，总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提出背景、现状和问题，提出未来建设规划的发展方向及工作建议。

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背景

杨瑾教授将世界一流博物馆视为一个议题进行预研究，做出其为中国博物馆120年发展历程“历史出口”的趋势研判。提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概念有四个方面背景。

第4期沙龙活动现场

第一，蓬勃发展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当下中国博物馆处于快速发展的“高热”时期，现代博物馆体系不断完善，具有涵盖类型丰富、主体多元、层级分明、普惠均等的特点，现代博物馆的制度体系、布局体系和供给体系强劲有力，“建设-运行-评估”高质量标准体系促进可持续性发展，使中国朝着世界博物馆强国的目标快速迈进。据《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2-2023）》，截至2023年底，文物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博物馆已有6833家，平均每1.2天新增1家博物馆，十年增长率60%以上，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数量已超过91%，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16.69万人，志愿者31.4万人。（编者按：截止2025年3月，中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突破7000家，具体数量为7046家，较2023年增加213家，免费开放率达91.46%。）

第二，特色鲜明的发展模式。制度模式，形成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区、旗）及以下至少四级博物馆的格局，甚至乡村博物馆建设，也打通博物馆公共服务最后路程，将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到基层。布局模式，全国县级博物馆覆盖率达80%以上，北京、天津、重庆、广东、甘肃、宁夏等6省份实现区县博物馆全覆盖。全国博物馆覆盖率达到20.63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供给模式，国有博物馆为一类、二类、自收自支的公益机构。2023年5月18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参加第六次全国博物馆运行评估（2019-2021年度）结果，已公布127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编者按： 2025年5月18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我国国家一级博物馆共有327家。）

第三，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博物馆在近代传入中国，拉开了中国博物馆百年发展的历史大幕。百余年来，中国博物馆从学习欧美和日本博物馆经验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模式，再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借鉴欧美和日本博物馆理论，长时段走在“拜师学艺”式的道路上。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格局剧烈变动，在党和国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探索中国博物馆自主发展之路，做全球南方博物馆发展的引领者，已成为博物馆新的时代使命。

第四，以全球南方为趋势的百年之大变局。近年来兴起“全球南方”概念，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地理属性上，“全球南方”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政治属性上，“全球南方”主要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系统性不平等。“全球南方”趋势使博物馆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挑战。博物馆新的疆域，是全球转向全球南方，博物馆要适应社会发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博物馆新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较低，民众的温饱或小康，民众需求要适应国家需求，去殖民化，去欧洲中心化，对殖民主义的警惕，对大国动向敏感。博物馆新的路径，必然是在设施、收藏、管理、陈展与教育等方面基础能力的提升。总之，知识与文化并进，世界大势与区域发展结合，要求博物馆服务与发展水平必须适应未来趋势。

以上背景对中国博物馆发展提供多方面启迪。包括：博物馆形态多元化、多样性，但本性、本质共通。博物馆与社会发展服务，不以发达国家博物馆为标杆，不以西方国家社会问题为问题，不是博物馆自身的追赶型发展，而是需要持续稳定的社会资源投入博物馆事业，博物馆发展要符合和满足本国或本地社会发展条件及发展道路，博物馆国际、国内合作要“在地化”。

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提出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等九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建计划，重点培育10-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在此之前，我国博物馆行业已有相关探索。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新馆提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中国军事博物馆提出“国际国内一流”等宣言。作为一种常见语汇的“世界一流博物馆”表述频见于21世纪初。200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提出，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迈向世界一流博物馆，2012年表述为初步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目标，2016年提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2022年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2012年7月26日，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调研故宫博物院时指出：必须从建设文化强国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故宫保护利用和故宫博物院建设的重要意义，把故宫保护好、管理好、发展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充分发挥展示中华文明、引领文博事业的典范作用。故宫博物院也将 “世界一流”表述为“四个一流”，即人才队伍一流、管理手段一流、技术手段一流、设施设备一流。2019年故宫博物院提出将“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作为“四个愿景”的第一个愿景。

另一方面，国家还实施央地共建博物馆计划。2009年9月有关部委提出，按照择优认定、定期评估、动态调整和稳定支持的步骤，从地方重点博物馆中遴选培育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等3个博物馆为培育对象。2010年9月9日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出台《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管理暂行办法》。2024年5月，央地共建重点博物馆达到15家，在前述8+3基础上增加4家：山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四川博物院。

提出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计划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坚实基础。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根基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国观念和中国精神。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博物馆实行党委领导下馆长负责制。博物馆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自博物馆是公益机构，政府购买博物馆公共文化产品这一事实。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国博物馆免费开放已走向制度性轨道。博物馆的现代化路径‌体现在计划性落实，除了现有四级博物馆体系，大力发展乡村博物馆、党史博物馆，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就，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但政策提出以后，全面完整理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需要一个过程。相关解读滞后，如在词语上出现多种歧义，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博物馆”等多种表述。在何谓“一流”上存在多种层次认识，是大一流、中一流、小一流，还是全面一流、局部一流，甚至传统一流、新兴一流。在何谓“中国特色”上存在质疑，中国特色是否等于中国式。“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指内容质量还是层级，指功能性还是竞争性，还是二者统一，各有理解。此外，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考古机构是否具有参考价值，也有争论。博物馆学界也展开了相应研究。整体上看，发表成果多是政策解读或调研总结，研究不充分且缺乏真正的学理性讨论。以此为主题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也进行过初步讨论，但成熟的共识较少，体系性研究成果寥寥。

工作实践方面，各地快速反应，纷纷出台区域性指导意见与建设方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8家博物馆采用建设、培育、争创、创建、建成、加快建设、建成开放、实施、纳入、推动、支持、打造等语汇，表述对这一提法的支持与行动。在新建成开放的博物馆、世界一流自然博物馆、国际一流博物馆之城等方面，存在名实相符、名副其实、有实无名、有名无实等不同情况。

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概念

实践基础方面，中国博物馆120年积累经验“涵容器”将整个行业和机构历史的重要概念与重要成果浓缩成了一个由语言、话语、概念、宣言纲领等符号编织的有意义的网络，成为影响当今和未来博物馆走向的“指征器”。发展定位方面，中国博物馆发展由传统到现代形成了世界博物馆的本土实践，始终立足中国，与世界博物馆及行业组织交流互鉴，在专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品格与特色。

从语汇学视角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概念并非专业词汇或短语，有日用而不觉的意味，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透过字面意义探析其隐含意义。通过辨析其与邻近概念（如大学、企业、机构等，世界一流+）的区别而生成一种语义结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概念提出可以说是瓜熟蒂落。从人与现实关系看，“一流与中国”，即中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格局中的现实性与国际交往中的发展性，或世界与中国化关系中独特的互嵌视角，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也是一个特定的次生性概念，它与既有概念补充完善，而非竞争取代或另辟蹊径，更指向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未来愿景。从语义构建上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内涵应该包括制度性、规范性、文化及认知性三个要素，在描述、提取规制性要素基础上捕捉与分析规范性要素，再就文化及认知性要素进行研究。从话语表达上看，它是特定时代博物馆核心价值观的辩证产物，以新的共同体形式高度凝聚博物馆创新文明形态，内涵导向上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创造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因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world-class museu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指能够代表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及发展现状，具有韧性的使命感与柔性的愿景力，积淀深厚、创新性强、治理水平高、声誉良好，能够在区域和国家博物馆整体发展、特色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引领与指导作用，整体发展程度处于国家“头部”地位或“第一梯队”，能够在国际博物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中型博物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与世界级博物馆、国际一流博物馆，在表述上可视为同义。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关键特征，包括馆藏、展陈、研究、传播四方面。主要表现在：藏品独特性及其研究阐释的世界性意义与影响力，以极强的专业性展示传播藏品知识体系及其与之紧密相关的世界社会、文化、科学发展历程和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团队）及人才队伍与原创性阐释成果。它们通过藏品和机构诠释活动为公众提供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等多种体验，在世界博物馆行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依据类型学，可分为种属类、类属类和更新类，分别对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一流博物馆、类世界一流博物馆、需要更新即能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依据生存年限、经营规模、发展特征，可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从各型博物馆的比重来看，除了如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前15家博物馆的大型博物馆外，绝大部分博物馆属于成长型或发展型，特别是非国有博物馆。但从普遍型和特色型来看，特色型世界一流博物馆可能是一个可及的、合适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相关影响力评估目前存在准确性问题。如2019年至2023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瞭望东方周刊、文物交流智库和中科智库研究院“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故宫博物院是排名第一。影响力从内部检视，包括免费开放、管理、数字、公共服务、教育（素质教育、老龄化）、陈列展览（临展、对外展览）、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安防、藏品保管、学术研究、新闻宣传、文创等以及青年员工。虽然“他认”“自认”角度，故宫博物院影响力排名都是第一，但影响力评估与国家文物局运行评估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不足的是，二者均未考虑外部的压力，包括市场经济、旅游、其他机构及同行之间的挑战。有的问题，如资金、政策、人才、管理方法等在历次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均有提及，虽已成老生常谈，但长期地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工作建议

制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规划有两个前提。首先，认真自我摸排。根据建馆时间、经营规模和发展特征，观察自身的生存现状、成长速度和发展前景，以便清醒认识当前博物馆的实际情况，究竟是种属类——本身已经是世界一流博物馆，类属类——类世界一流博物馆，还是更新类——需要更新即能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其次，注意重要转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博物馆智识的现代化转向。在制度传承与秩序稳定背景下，对博物馆智识能力的制度性思维需要加入批判性思维，以便在既定的逻辑中突出鲜明的博物馆化特色，在传播精神价值中突出中国文明的特有历史规律。二是博物馆运营的国际化面向。在国际语境中培育或提升主流问题意识与普遍价值意涵的世界性，在阅读理解和被阅读被理解中传播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博物馆经验现象的后现代化。博物馆应强化话语先行的意识，在内涵重复或反复中确立中国独有的概念、语汇与观念，因此，现代化中国博物馆学术范式至关重要，如果难以触及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发达而规则虚无主义、制度建设内卷、制度资源缺乏等负面现实或者挑战，则无法实现面向世界一流的跨越或超越。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前瞻性与实验性实践探索。首先，从本体论出发，对自名型博物馆本身进行反思性总结，不断明晰中国建设特色化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根本意义，即世界一流是什么、由哪些元素构成、经过哪些与现实相关的知识与事物的具体过程才能确定，并在此过程中被更新、被实现，此种基于博物馆的本体论构架可以先验地确认并保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行动者存在以及新力量的增加。其次，正确认识《指导意见》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建设性”，即重点在“建设”，并非划定身份层次、划分“三六九等”。再次，从机构属性与功能实效出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建设应在重大平台布局、重大项目审批、高层次人才评审等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最后，切忌图大求全，根据内在组织差距，或同型提炼或错位发展，充分挖掘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潜能，探索博物馆管理属性的增容，如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湖南博物院等纳入科研机构管理后的发展形态，在科研成果转化、人员绩效奖励、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可喜突破。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关键性概念与标准、特色与要素取向出发，探索新的实证建构路径，在人类文明交流新语境下，通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点征藏研究项目、涉指人类文明宏大主题的原创展陈与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明的特质与贡献。

二是学科分工与调适研究范式。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不能以文件落实文件，而要组织业界讨论关注可资参考的案例或资料，构建体系化知识，生成指标体系，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及其关系如何在模型中自成不同的标准体系。进一步强化研究功能。不仅提高主题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而要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或实践指南参考，在构建博物馆自身特色化应用型研究体系同时，与科研院校（所、系）形成差异化、互涵化、网络化学术体系，建设自成学术共同体并做好共同体守门人、掌门人。目前正在讨论的“研究型博物馆”对于“研究”成果的重视及其衍生的“研究型展览”“学术型展览”，在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体系中明显偏弱，需要利用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路径，深入研究那些广为关注的世界性主题和跨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旨趣，围绕制度、体制、机制、体系等关键词，不断调适思维方式和分工合作模式，以实证或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的来源，一方面是具有浓厚中国自然特色的江河湖海、五岳名山，或文化特色的“一带一路”、长城、长征等“名、特、优、新”标识。另一方面是符合中国传统、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管理机制、治理体制、年报制度、高质量目标等体系。中国特色是中国博物馆现实的反映，带有差异化的特殊性。世界一流指深度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普遍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两者才能相得益彰。

四是延展与拓扑创新实践。当前我国博物馆出现的机构合并、空间增容等新现象，为复合型新博物馆形态提供了有益参照，如故宫北院区、三星堆新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上海博物馆（2022-2025）3+X大博物馆计划（人民广场馆、东馆、北馆），以及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全国博物馆名录中很多博物馆名称后面带括号加挂名称（同属性、同类型机构合并，如博物馆+博物馆；同属性、不同类型合并，如博物馆+纪念馆、民俗馆、文化馆、艺术馆、展览馆或文物鉴定、文物保护、文物管理和文物交流等机构；不同属性、不同类型合并，如博物馆+研究院/所、档案馆、资料馆），说明场馆、藏品、人员等机构性增容为建设中国世界一流博物馆、特色博物馆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对其加强前置性预研究和试验探索势在必行。应该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持久性，以及目前博物馆教学教育体系应对的迟滞性。创新实践的背后必然带来学科建设的新话语体系、专业设置的交叉性，多学科背景与专门知识有机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也许可以回应上述的实验性倡议，可以应对博物馆所面对的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错综关系，并突破各种制约瓶颈。

中国博物馆发展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世界视野、国家格局与地方特色的多种面向，中国博物馆迈向世界的出口与世界博物馆迈向中国的入口“开合”任务也迫在眉睫，前景不容乐观。存在一些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科学分类分型等涉指总体发展格局与分类分层管理理路等问题。在观念上，基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关注并为之努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会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或引导变成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在程序上，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是由内而外，而非由外而内的进程。在路径上，是中国“面向”世界，而非以世界著名博物馆来套用某个或某一类博物馆。如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非一种幻象或反事实的乱象，而是一个行业的责任，乃至“中国”人的集体责任。

基于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我们应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进行主体性和原创性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博物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特色与优势。再从“世界一流”出发，缕析世界博物馆发展的共性问题和我国博物馆面临的个性问题，树立新时代博物馆形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博物馆精神，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应做好以下方面实际工作：

第一，内识与外显。内识要认识到是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优质博物馆服务的美好期待，是否能够整体提升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内部治理体系及完善程度，建立分类、多维评价体系。引导不同类型博物馆在各自的发展定位上争创一流，争获展览、教育、科研、文创、文物保护等行业奖项，提高创新发展案例在全国占比率。发挥中央级博物馆、重点博物馆的示范带动作用，分层分类分区发展边疆地区博物馆等。外显要面向全球格局，适应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彰显国家底色，突出博物馆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强化实践特色，弘扬传统博物馆模式彰显的示范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二，内强而外彰。一方面，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基础研究领域和原始创新方面，强化引领性颠覆性成果的产出，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满足人民参观体验需求的协同方面，持续性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原创性思想和文化成果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增长全球吸引力。引聚全球之才，面向全球服务对象，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领先领跑，有效参与全球博物馆治理，彰显中国博物馆实践的全球效用。

第三，建章立制。博物馆建章立制并非一馆之事，而是纵向的博物馆体系和横向的区域发展规划，很多结合博物馆之城建设或结构优化尤其如此。一是动态调整，完善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机制。坚持“重入选、重建设“，探索特色鲜明、一流水平的博物馆新样态。二是统筹布局，推进高质量建设评价模式。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体系，从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视角开展多维度综合成效评价。三是重点突破，打造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高地。开展“一馆+双一流大学”的博物馆建设试点。四是协同支持，构建资源配置和资金管理新模式。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稳定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博物馆运行资金来源，提升社会力量投入博物馆建设的内生动力。

第四，实行创建与评比特色化。分类制定、科学确定、自主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准体系，完善以质量、特色、贡献为导向的动态评价体系，实行分类评价，充分体现服务社会的引领力、贡献度。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实现创新技术和关键装备的重大突破，将高科技成果和前沿技术及时吸收转化为优质业务资源，引导一批博物馆扎根中国，办出特色，追求卓越。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博物馆治理，扩大中外人文交流，稳妥有序推进海外办分馆。

总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必将新构中国博物馆未来发展新样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是中国本位人民观的主体意识、制度优越的经验总结、独特文明演变发展模式特色提炼的阐释体系。它是一种输出，是未来站位，是基于对话交流的推介。我们必须下功夫回顾、总结、提炼、升华博物馆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以全面而精准的中国标准，彰显中国博物馆治理精神。在全球范围赶超先进，实现全球南方引领，聚合新生力量，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徐华烽研究馆员现场交流

杨瑾教授的讲座引发现场同仁思考，并开展交流。故宫学研究院副秘书长、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徐华烽提出，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导实践，研究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业务人员如何通过博物馆学成果推动博物馆现实发展，表达了当前实践中的困惑。杨瑾教授认为，无论是工作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主动塑造环境，通过持续个人表达和行动逐步影响整体局面的变化。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研究可以为高校文博教育提供真实案例，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引用来源，推动学科发展；可以为同行提供新的研究基础，促进专业领域的知识迭代；还可以通过写作深化对博物馆运作的理解，建立与藏品、展览、教育的有机联系。实践经验已经启示我们，衡量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在于研究是否切中时代命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院办公室副主任段颖提出，在制定“世界一流博物馆”标准时，如何与国际权威机构衔接，得到全球博物馆界的普遍认同。杨瑾教授认为，解决的途径一种是软着陆，另一种是强推广。软着陆是依托国内学术体系与话语建设，如学科理论、行业标准等，逐步与国际标准融合，通过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方式自然渗透。强推广是指通过国际博协等平台，以组合拳形式主动输出，例如通过国际化期刊发表国际论文，与国外博物馆机构开展专项合作，系统性地推广中国博物馆标准与实践成果。

主持人段颖与杨瑾教授交流

最后，院办公室副主任段颖进行总结。杨瑾教授的讲座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需要考虑的如何转向、如何探索、如何实践等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途径和措施，为故宫业务人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提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进程中，要结合自身实际，注重原创性和理论性探索，构建自主创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故宫博物院乃至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