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故宫博物院立足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有序推进“平安故宫”和“学术故宫”建设，全面提升故宫博物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2020年为紫禁城建成600周年，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正走向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十年。基于此，2018年11月3日至4日，由我院举办、我所承办“文化的力量：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社会转型”在院内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十余家高校科研机构的46名代表参会。代表们紧紧围绕的主题展开研讨，系统整理故宫博物院档案文献，深入探讨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展览、古建修缮、文物保护、对外交流、学术研究、学术出版等方面所累积理念经验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大会开幕式在我院建福宫敬胜斋举行，会议由章宏伟所长主持。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小城分别致辞。

　　郑欣淼先生在致辞中说，故宫博物院已成立93年。在故宫学的研究范畴里面，故宫博物院院史是很重要的方面。故宫是一个博物院，也是文化遗产。但是从成立来看，它始终是围绕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1949年之前应当算作一个探索阶段，但由于战争和种种问题被中断，之前主要是定位为一个艺术性的博物馆，因此很多文物诸如图书等文献都被送给档案馆以及图书馆，这也带来一个对文物的认识，这些对于故宫的院史而言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故宫博物院是“宫”和“院”的统一，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皇宫类遗址博物馆，又是一个建筑类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正是我们要努力去发展的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故宫博物院与社会的关系。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也给故宫赋予了新的价值，有了特殊的意义。如今，故宫的重大发展都是和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联系，故宫和当代文化的建设是有联系的。另外就是故宫与世界的关系。故宫当年在伦敦办展览的时候选出了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青铜器。在文化认同方面，还有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问题，这都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故宫应该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担当与贡献，还有故宫学院培训的几十个国家的博物馆人也体现了故宫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上这些方面都是互相交融的，我们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我们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去传播故宫优秀的文化。

　　李小城副院长在致辞中谈到了两点想法。其一是对院史编纂的认识。他认为，院史编纂与志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志书是我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要高度重视修史，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故宫博物院已经走过了93的历史，她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和品格，也见证了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个轨迹，应该说有个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此次召开院史研讨会，回首故宫博物院百年成长史，对我们当代故宫人来讲，其意义是重要的，这同时也是我国博物馆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其二是希望高标准、高质量地把院史编纂好。他认为，院史编纂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单院长非常重视院史编纂，几次组织办公会，专门研究院史编纂的时间、体裁、分工、结构、记事、立传等等事项，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院史的编纂，应该在故宫学的大视野下，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忠实地记录故宫博物院的成长史和发展史。

　　大会发言于11月3号上午在敬胜斋举行，6位学者发言。我院研究馆员李文儒做了题为《艰难的文化转型——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的一个视角》的发言。他认为，由500年的皇宫变身为一座举世瞩目的超大型博物馆，是一个艰难的文化转型过程。并且，这一文化转化的任务远未完成。故宫文化的公共性民主转型易，让故宫文化在构建民主文化的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难。博物馆文化价值、伦理价值的使命与任务是继续故宫文化的现代转化。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指向向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指向转化。特别要警惕无意识地跟着帝制时代皇帝臣民的心态视角看待、理解、展示、传播皇权文化，即站在故宫文化的立场上传播故宫文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李国荣作了题为《文献馆时期的明清档案事业》的发言。他归纳到，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设古物馆、图书馆、总务处，图书馆下设图书、文献两部。文献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及部分文物，成为最早的管理明清档案的专门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管理组织。从文献部、掌故部到文献馆，将分散各处、破损尘封、杂乱无序的明清档案，次第收集整理，初步确立了明清档案的管理体系，奠定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基础。同时，面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逐步公布和开放了一批珍贵档案，由此产生了明清档案史料公布的第一次高潮。我院梁金生先生作了题为《梁氏三代人与故宫文物南迁》的发言，回顾了他的家庭三代人与故宫的不解之缘。由于历史的原因，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炜，父亲梁匡忠参加了故宫古物南迁；他则出生在南迁路上。三代人都有与故宫古物南迁难以释怀的情缘。梁氏五代故宫人，经历从皇宫到博物院，从古物南迁到一宫两院，和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友好交流，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一家的悲欢离合，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坎坷历程，也见证了故宫古物的命运，见证了中华民族一页悲怆的历史，见证多少故宫人与故宫古物同呼吸、共命运、悉心守护的艰难和执著，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我院朱传荣老师作了题为《辨认历史》的发言，回顾了她的家庭与故宫的结缘。在她的家庭里，祖父、两位伯父、父亲都有服务于故宫博物院的经历，家族成员的历史、家庭的历史与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有很多的交集。一年年的，在家庭的讲述中，很多故宫历史上的事件，人名，地名渐渐化作典故，让晚生的后辈也耳熟能详。院中诸位前辈先生的名字也就是这样熟悉的。尽管从未见过面。以掌故与院史并重的故宫丛书系列，也恰从这时开始启动。今天她所能够了解的所有关于故宫历史的点滴，也就是从这样的自负其责的工作积累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十洲作了题为《<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比较研究》的发言。他认为，《故宫博物物院组织法》公布于1928年10月5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法律，至10月8日民国政府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这两份文件在故宫物博院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的发布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首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意义在于——在法律上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所有权；其次是《组织法》明确了院内主要部门的业务职责。同时，《组织法》也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职责有重叠的部分。我所所长章宏伟作了题为《故宫博物院史研究的体会》的发言。他认为，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各种院史的编纂因循的内容较多，错误也因循下来。关于故宫博物院前期历史的叙述、领导层的更迭，以及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机构的沿革等内容，存在着较大问题。比如现在的历史叙述过多的受到吴灜先生叙述的影响，但其后期著作中有不少带有情绪的叙述，掺杂了个人恩怨，不够客观；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临时理事会由九人组成，民主推举李煜瀛为理事长，因此李煜瀛为第一任不叫院长的院长。然而在宝蕴楼的故宫博物院院史展中，缺少早期领导人李煜瀛的照片。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小组发言主要包括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1月3号下午，代表发言地点为建福宫敬胜斋，发言主题含建国后的院史研究为主；第二阶段时间为11月4号上午，地点为科研处会议室，代表发言主题为民国前的院史研究。

　　第一阶段小组发言中，9位代表发表了真知灼见。我院出版社冯印淙做了题为《述而不作——院史编辑出版之浅见》的发言。她认为，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建立至今，其93年的经历，内容的纵深和体量足够丰富。编纂故宫博物院院史成为当前工作之一。对此，她有如下见解：一、要义为信。故宫博物院院史，为了增强其可信度，述而不作是最简易可行和最能禁得住时代考验的方法；二、编年为例。1925年以来，故宫博物院注重收存自身发展的档案资料，这为按照编年体例编辑史料提供了前提；三、以史为鉴。把有据可查的史料（院史档案）编辑成篇，以此为基础，再由研究者提出观点，进行论证，采用述而不作的编纂方法相对客观地撰述。我院科研处研究馆员刘舜强做了题为《论博物馆科研管理体系的构建——以故宫博物院科研管理工作为例》的发言。他认为，博物馆的科研工作是博物馆的一项基本职能，科研工作的开展对于提升博物馆藏品的收藏研究、展览、陈列水平，对于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公益性职能发挥，对于推进博物馆出版与文创事业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博物馆整体科研发展水平离“与普通高校相当”这一目标的实现还相差甚远。那么，如何提升博物馆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科学构建博物馆科研管理体系，规范博物馆科研管理工作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院博士后王敬雅作了题为《建国后养心殿的两次大修》的发言。她归纳道，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于明嘉靖十六年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进行了大修，1957年查补屋顶，1980年大修。养心殿自建成之日几经改造，成为今日所见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持文物建筑经久弥新，文物局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两次拨款养心殿大修。其中第一次1954年大修拆除了清代后期的临时建筑，基本确定了养心殿现在的构造。第二次1980年大修则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这次大修的施工基础也是我们今日修缮养心殿的关键。我院宫廷部研究馆员周京南作了题为《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紫檀木使用考》的发言。他认为，在我国传统家具使用的木材中，紫檀木是极为名贵的品种。谈到清宫使用的紫檀家具及紫檀木原材料，就不能不谈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清宫里使用的紫檀家具，除了一部分是由各地督抚作为贡品进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承做的。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里可以看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存贮了大量的紫檀木，造办处的工匠们利用这些名贵的紫檀木为清代皇室生产了大量的紫檀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我院博士后王文欣作了题为《清代官员承刻御制书籍之聚散情形——以<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为例》的发言。她认为，《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共收录唐、宋、金、元、明五朝题画诗八千余首。现存最早版本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翰林编修陈邦彦校刊本。这一版《诗类》刻成后有相当数量进入皇家收藏，其中一部分陈列于内廷、各大皇家园囿，以及一些皇家寺庙和王府中，另一部分则用于颁赏官员。此外，承刻人陈邦彦手中亦有部分印本，通过私人赠送的方式得以流通于世。《诗类》自刻成后的去向和流布，是清代官员私人承刻御制书籍动态的一个缩影，更能折射出晚清民国时期清宫藏书的聚散情形，以及背后的社会变迁。华北科技大学副教授赵志强作了题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的发言。他认为，乾隆对盘山的钟爱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一生中有30年共32次巡幸盘山，其时间跨度从其继承皇位之前直至太上皇时期未曾中断，并留下至少1366首有关盘山的诗作和较多数量的文章、碑刻等。乾隆还责成亲信大臣编纂《钦定盘山志》并亲自为之做序。盘山也因乾隆的巡幸而闻天下。乾隆朝，盘山已先后建有72座寺庙及与承德避暑山庄齐名的行宫“静寄山庄”，实质上起到皇宫的外延作用。长时间的驻跸及诸多重要政务大多在盘山期间得到处理，作为故宫文化的拓展研究具有较高价值。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云薇笑作了题为《清初期的法文化选择——兼与元初法文化选用之比较》的发言。她认为，清朝是少数民族在汉族聚集地中原地区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清王朝取得政权后，首先需要解决“小邦国治理大邦殷”的问题，需要对前史时期所使用的法文化进行改造，以其适应中原地区现有法文化之需要；其次需要对原有的军政制度和民俗传统予以继承性的保留，并且融入中原社会的基本构成；最后清政权选择了对于儒家纲常伦理的全面吸收，坚持礼法并用为法文化核心。这与元初所面临的立法环境颇为相似，并且在多方面具有借鉴和比较的基础。

　　第二阶段发言中，9位代表发表了高见。我院研究馆员朱赛虹作了题为《极古极新 引领大潮——转型初期的故宫博物院》的发言。她认为，民国时期故宫的开放程度极高，所公布的皇家秘藏数量也相当多，陆续撰文发表，多是单论某一方面。她从宏观角度综合论述转型初期的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在对故宫博物院出版成果全面考察研究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数据论证故宫从一个封闭的封建皇宫迅速转换为一个全面开放的博物院，展现出它极古极新、引领社会改革和文化大潮的崭新形象。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姜舜源作了题为《易培基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事业上的建树》的发言。他认为，易培基先生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和奠基人，与李煜瀛等第一代领导人一起，奠定了故宫博物院事业总体格局。他集民主革命者、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著名学者于一身，在故宫博物院建立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和新文化的学术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起以五四进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高起点、当时国内一流的专家队伍，并开创了文物博物馆制度化管理的传统；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力主“文物南迁”；秉承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办学方针，民主、科学办院；1928年化“废院”危机为开捐助故宫先河；1930年抓住“中原大战”时机，提出《完整故宫保护计划》。我院院办公室杨安作了题为《唐兰与早期故宫博物院——从与马衡的交往谈起》的发言。他认为，唐兰先生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初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后历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副院长，他在任期间为故宫博物院日后展览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先生初到故宫时，故宫博物院在马衡先生的带领下正随着时代经历着不断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马衡、唐兰二位先生有着同道之谊，忘年之交。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自典做了题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安保守卫工作初探》的发言。她认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作为全国文物精华荟萃之地，其安保工作至关重要。既有成果多是对新中国时期故宫安保问题的探讨，对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守卫情况未见专题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几经动荡，故宫博物院的安全守卫管理也随时事变迁不断调整。解析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守卫工作的得失，对当今故宫博物院的安全运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台北中研院副教授范丽雅做了题为《中国外交官和19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从提案到举办》的发言。她认为，郭泰祺在1932年9月至1941年4月担任英国公使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硕果累累，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代表南京政府，把伦敦艺展从仅仅是几个英国私人收藏家的提案变成由中英两国政府参与的国家间文化交流项目。在郭泰祺和Sir Percival David的大力推动下，伦敦艺展于1935年11月28日在Burlington House隆重开幕。这个展览最大的成功是改变了以往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成见，标志着西方研究中国艺术一个新的里程碑，而这个展览之所以能成功举办，被誉为民国外交奇才的郭泰祺大使无疑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张会超作了题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整理档案的文化影响分析》的发言。他认为，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始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整理过程中积极提供利用，以陈列展览、查阅利用的直接方式和编纂出版的间接方式充分发挥出了档案的价值，而档案整理的学术探讨和方法完善则提高了效率、扩大了影响，故宫文物和档案的南迁与西运更突出了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切文化影响的存在有赖于基础工作的加强，更展现出阶段性和过程性，同时也离不开各方人士的努力与奋斗，更对今天乃至未来档案工作的开展发挥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伍媛媛作了题为《抗战时期明清档案南迁西运的历史考评》的发言。她认为，明清档案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形成的巨量珍贵文化遗产。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献部作为最早管理明清档案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明清档案的收集和保管，为明清档案事业的拓荒和起步奠定了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于1933年2月起迁存上海、南京；1937年8月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12月，全部东归南京。文献馆保管的大部珍贵档案也随着故宫文物，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避寇征程。我所副研究馆员徐婉玲作了题为《触摸历史的印记：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查录》的发言。她认为，“故宫文物南迁史迹”主要分为档案文献和古迹遗址两部分，前者指故宫文物南迁档案、影像和文献等史料，后者指南迁文物经停的津梁关隘、庙宇宗祠、山川洞穴等遗迹。近十年来，为客观还原历史事实、科学保护旧址遗迹、真实再现文化记忆，故宫博物院不断推进故宫文物南迁档案整理与史迹调研工作。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查与保护，兼具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点，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应做好三方面的基础工作：第一夯实学术研究，推进成果转化；第二，重视遗产保护，加强遗产活化；第三，形成专题展览，促进社会认同。我院出版社研究馆员陈连营作了题为《关于<故宫博物院百年>编纂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认为，2020年，紫禁城将迎来建成600周年；202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百年华诞。值此重要时期，系统发掘故宫博物院档案文献，深入探讨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展览、古建修缮、文物保护等诸多方面所累积的理念和经验，不仅有助于拓展院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将为现代博物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自2017年年初以来，经过院内各部门的反复讨论，到年底，基本确认以年代为纲、分门别类进行编纂的思路，并组成院内各业务部门负责的编纂班子、细化了各卷纲目。

　　此次明故宫博物院院史研讨会在我院成功召开，是故宫学之历史、建筑、文献、博物馆管理、档案等学科的一次学术成果的汇总。此次学术会议不仅有利于我院学者与全国各专业专业同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推进故宫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