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次落户故宫博物院 ——“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立项纪实

2018-01-24

  2017年11月7日,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王素所长运筹策划、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院长担纲投标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名单,批准号为17ZDBA183。该项目下设五个子课题,分别由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故宫古文献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担。古文献研究所承担的子课题名为“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文书再整理与研究”,王素所长为该子课题负责人。这是古文献研究所继2012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和2014年“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之后,又一次斩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次落户故宫博物馆院。



  本项目主要是对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二十世纪初以来,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公元四至十四世纪的纸质文书,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国中古史的珍贵出土文献资料。1975年,在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孺先生的主持下,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对其中1959至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中古墓葬出土的近万片文书残纸进行整理,缀合约1800件较为完整的晋唐官私文书。1981年至1996年,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余年的古冢遗文得以公诸天下。此书被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标志性成果,不仅获奖无数,还据此创建了“吐鲁番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时隔二十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材料的出土以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出土文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逐渐凸显,包括文书黑白图版清晰度不够,与由此带来的重要信息如正背朱书、钤印、押署难以识别,以及释文与标点不够精准等,严重影响了吐鲁番文书的使用,限制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新出文献材料和学术研究新成果,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迫在眉睫。


  王素所长是唐长孺先生的受业弟子,也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原整理组重要成员,曾参加本书释文本10册的整理,实际主持本书图文本4卷的编辑,因此,对本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普遍呼声,也是王素所长的一大心愿。大约十年前,王素所长就萌生对本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的念头。五年前,王素所长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按照规定,该项目没有结项,便不能申报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此,王素所长就将目光投向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唐长孺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镇。该所的学术团队,一直就是中国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中坚力量。于是,王素所长就与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联系,并达成相关意向。而恰恰就在国家社科基金征集重大项目选题的2016年12月,该所唐门再传弟子刘安志教授履新历史学院院长,双方便决定由刘安志教授担纲推荐选题和申报项目的任务,并重新集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原整理组成员,整合相关力量,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的工作。


  2017年8月和10月,王素所长先后两次率古文献研究所文秘吕冠军,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会同刘安志教授,黄楼、吕博副教授,李永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张荣强教授,吐鲁番博物馆李亚栋馆员等,商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投标文本如何撰写事宜,以及相关人员如何分工和相关工作如何推进等问题。同时,王素所长还指导文秘吕冠军撰写“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文书再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投标文本。子课题投标文本完成后,将纸质版交故宫博物院科研处盖章,寄送刘安志教授。刘安志教授汇集各子课题投标文本,做成项目投标书,正式提交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项目最终能够成功立项,是相关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对于古文献研究所来说,意味在未来几年,将同时承担文书、简牍、墓志、甲骨四个国家级大型项目工作,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但古文献研究所全体成员,在王素所长的带领下,有信心克服困难,完成各个项目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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