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正脊正中央的脊筒子称“龙口”。
2015年7月22日，王玉来在院第二会议作了题为《故宫博物院藏西晋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与流传》的学术报告，来自院内研究室、故宫学研究院及其他北京市文博单位20余人旁听了讲座。
王玉来，男，1982年，山东省龙口市人。2013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2月进入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目前侧重出土石刻资料与中古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研究。2014年9月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二等资助。
西晋永嘉二年（308）七月《晋故尚书征虏将军幽州刺史城阳简侯石尠墓志》和《处士乐陵厌次都乡清明里石定墓志》（以下简称《石尠墓志》和《石定墓志》），是中国墓志形成时期的珍贵物证，涉及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重要史实，因而出土不久就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但因这两方墓志均为盗掘出土，其出土时地及其后的流传过程信息都存在着不少疑问。王玉来此次讲座通过对相关石刻资料的爬梳整理，明确了墓志的出土时地和流传经过，并以此作为判定《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真伪的重要依据。
长久以来，《石尠墓志》、《石定墓志》虽见于诸多书籍，但其具体出土时地都语焉不详。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洛阳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出版，第一次明确公布《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为民国八年（1919）洛阳城北五里马坡村，此后大多数石刻类著作都采纳此观点。王玉来先生随后对记载有这两方墓志出土时间和地点的文献材料分别加以分析，发现虽个别资料有不同意见，但经过多方核对比较，其观点本身都有明显谬误，现还未见可动摇郭氏《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的相关资料，郭玉堂的这一调研结果迄今仍经得住考验。
与出土时地信息一样，这两方墓志出土后的流传与最终归属也存在不少疑问，乃至引出了真伪之争。因为不仅故宫博物院藏有《石尠墓志》，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也号称收藏有一方《石尠墓志》。经王玉来考察研究而知，民国八年（1919）《石尠墓志》、《石定墓志》出土不久就被周进收藏，事见柯昌泗为周氏所撰的《至德周君季木墓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周进去世，其藏品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两方可谓流传有绪，本末清楚。
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石尠墓志》不同，根据现存资料，洛阳古代艺术馆藏所谓《石尠墓志》从未交代其流传过程与收藏渊源，基于这一点，该馆所藏这方墓志应该属于重刻本。它的出现当与建国前洛阳墓志重刻本泛滥有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一带一旦出土著名石刻，不久就会随之出现重刻本，这些重刻本或供制作拓本所用，或是以赝充真谋取高利，且往往不止一种面世。黄立猷在《石刻名汇》、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以及他和马成名合著的《六朝墓志检要》中都标注《石尠墓志》、《石定墓志》有重刻本存世。
最后王玉来先生感慨说，《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相对简单的流传过程因为复刻本的存世而几近出现真伪之争。这两方墓志的出土时地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争议，归根到底是非科学考古发掘带来的问题。清末民初，河南洛阳盗墓之风骤起，洛阳尤其是邙山一带众多古代墓葬惨遭盗掘，《石尠墓志》、《石定墓志》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土于邙山南麓的马坡村。在混乱的政局下，包括石刻在内大量出土文物通过各种渠道被贩卖各地乃至海外，同时古董商又仿制各类文物赝品来谋取高利，许多著名石刻出土不久就出现了不止一种复刻本。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科学考古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盗墓现象基本绝迹。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文物盗掘现象卷土重來，其中洛阳一带墓志盗掘之风尤烈。大批被盗掘的墓志与墓葬分离，墓葬整体考古价值大打折扣的同时，墓志本身也因基本出土信息不明而影响到自身的学术价值。虽然近些年洛阳一带的有识之士进行了类似当年郭玉堂的走访调查工作，但这种事后弥补的努力和成果远远难以满足当前学术研究的需要。对当下看似繁荣的墓志出土与刊布热潮，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因为基于非科学考古所获出土资料的学术研究终究难以避免其本身所带来的先天性制约。
讲座结束之际，王玉来先生的合作导师、本次讲座的学术主持王素研究馆员先生总结道：这次讲座的题目虽小，但意义深远。王玉来的研究没有从通常的墓志形制和内容着手，而是通过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及流传经过的考察，辨别存世墓志的真伪，这在二十世纪重刻本墓志泛滥的现实中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从墓志本身进行鉴定研究有相当难度的情况下，王玉来能另辟蹊径，通过对不同文献记载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上都有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