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教授讲述“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2016-10-19

  7月21号上午的兆祥所,听众济济一堂,来自院内多个部门的同仁聆听了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系列讲座第三讲,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开玺教授主讲,题为“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主讲人王开玺教授,197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其研究范畴主要为晚清政治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有《南国烽烟》《两世人──末代皇帝传奇》《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合著)《晚清政治新论》《太后垂帘》《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上、下册)等学术著作。
  晚清时期,咸丰朝以后的同治和光绪之际,皇帝因幼年继位,使得朝堂上出现皇太后临朝代理国政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理政、听政和垂帘等政务处理形式。理政、听政与垂帘三者之间概念与内涵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垂帘之“帘”到底是何含义?主讲人依次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首先,主讲人王开玺教授回顾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女主理政与临朝。
  讲到垂帘听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清季慈禧太后,有“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之说。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女主或者太后理政的情况很多,先后大约有40人,最早临朝的是战国时期秦昭王时的宣太后;而最早因临朝而垂帘的,应该是东晋时康帝的皇后。到了宋代,曾有9位女主临朝,女主临朝或者垂帘听政规制进一步完善,同时,又被加以诸多限制。首先,是对皇太后自我称谓的限制。据史料,宋朝明确规定太后垂帘听政时的各种仪制虽然可与皇帝基本相似,但只能自称为“予”或是“吾”,而不能再自称为“朕”了。其次,是对太后服饰的限制。太后拜谒太庙时,虽然也可以穿皇帝的衮服,但不能饰以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fǔ)、黻(fú)等十二章纹饰,而是要“减二章”,即“衣去宗彝,裳去藻”。再次,对太后垂帘听政地点的限制。不可设于外朝正殿。例如宋仁宗嘉祐八年时,“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另外,太后垂帘听政还遭到当时官僚士大夫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只有男性皇帝才是国家和朝廷的当然统治者,而太后临朝摄政非国家盛事。
  接下来,主讲人分析了辛酉政变前两宫太后理政与听政的情况。清廷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在起首处,必须钤盖“御赏”印,即所谓的“印起”;在结尾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咸丰帝死后,“御赏”和“同道堂”二印分别被付予同治帝(实际上是其生母慈禧皇太后)和慈安皇太后保管。此时的两宫皇太后,有钤印权而无理政权,更无垂帘听政之权。经过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在热河的激烈斗争,两宫太后从具有单纯的钤印权到获得了一定的理政权,包括对文武大臣奏折疏章的阅览、有关谕旨的颁发、对中央各部院的尚书、侍郎以及各省的总督巡抚等的裁定任命,以及对其他官员的任用等几方面的权力。
  真正造成两宫皇太后出面临朝的主要人物是恭亲王奕䜣。主讲人分析,根据相关人士的记载,奕䜣推出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是出于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权力斗争的需要。当时清廷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八大臣手里。奕䜣认为,女主临朝在中国古代就有过,只要辅政大臣能够把握得当,就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只有给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机会,才能够使两宫太后与其共同对付辅政八大臣。
  第三个问题,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制度的确定。辛酉政变之后,给两宫太后直接出面垂帘听政机会的,是1861年11月2日大学士贾桢等人所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奏折要求两宫太后“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并在最后提出由大臣讨论“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这实际上为两宫太后实行垂帘听政提供了一个可能,使两宫太后公开出面听政变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且制度化了。在两宫太后的强烈谕令下,清廷大臣就太后的理政之权重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慈禧太后的多次示意之下,11月28日,以礼亲王世铎领衔的各位王、贝勒、贝子,文武百官共计202人,再次联合上陈《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并附有议定的《垂帘章程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制度的规定:召见内外臣工的地点设在养心殿;其时,由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帝共同召见;在两宫太后前面垂帘;召见时,从各位王、大臣中轮流选派一人,引领被召见人进见。
  至此,两宫皇太后终于取得了垂帘听政权。主讲人强调,两宫太后的理政和听政已经结合在一起,再无分离,其权力可以说与皇帝没有任何的差别了。
  第四个问题,垂帘听政的地点在哪里,究竟是垂帘,还是设置纱屏?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大致可分两种情况:一种较为随意,一般在养心殿的东暖阁进行。据翁心存、翁同龢曾国藩等晚清重臣的记载,这时所用的“帘”应是黄色的纱帘。另一种较为正式,一般在养心殿明殿进行。据翁同龢的记载,两宫太后在明殿听政的时候,前面不是垂设帘子而是放置黄色的纱屏八扇。如果咬文嚼字的话,那么两宫太后在这里就不是垂帘听政而是隔纱屏听政。而之所以有垂帘与设置纱屏的区别,结合图像资料,主讲人认为是由于养心殿明间无法垂挂纱帘造成的。
  第五个问题,清末太后垂帘听政仪制的变化与余绪。历来有慈禧“三度垂帘”的说法,主讲人认为,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垂帘听政的仪制在同治三年之后逐渐发生变化,慈禧太后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也不仅仅是在养心殿明间和东暖阁。1870年7月23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军机大臣等讨论天津教案,据史料记载,地点是在乾清宫的西暖阁,“两宫及上南向坐,未垂帘”,且两宫太后是背北向南而坐。这是两宫太后垂帘仪制发生变化的最早记载。从1861年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到光绪帝即位后的不再垂帘,再到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第三次训政也没有垂帘,严格来讲,慈禧太后应当是“一度垂帘,三次听政(或训政)”。
  讲座最后,听众围绕垂帘听政的多个方面与主讲人展开交流,对于如何看待慈禧的垂帘听政?这究竟是对皇权的维护还是侵蚀这一问题,王老师回答道,不可一概而论。同治皇帝继位之后,慈禧的垂帘听政,本意是想更好地维护皇权。她统治清朝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确实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激烈抨击慈禧太后,却从未说她要篡夺大清皇权。而且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等人的斗争实为皇族内部叔嫂之争,并不是那拉氏家族和皇权的斗争。因此慈禧垂帘本质上还是希望维持清朝皇权的。但在慈禧太后逐渐掌握了朝廷权力之后,进一步刺激了她追求权力的欲望;同时,她在政治上的过于自信,使得他人都不能够干政。后来的客观事实是,她对清朝皇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对这一问题,当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客观合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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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王开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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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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