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后，大权独揽，每天要亲自处理大量的政事。然而，皇帝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辅政体制。
　　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首先尝试设置四辅官，以年老耆儒及致仕退休官吏充之。四辅官对皇帝的辅弼效果并不明显，无法满足朱元璋对辅政的要求。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朱元璋下令废除四辅官。同年十一月，朱元璋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为翰林院官，仁宗时增设谨身殿大学士，这些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主要任务为侍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这时殿阁大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及翰林院学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重定官品，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学士均为正五品，但大学士排在了翰林院学士之后。明成祖继位后，又在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设立内阁，选亲信大臣入值文渊阁，参预政务，因文渊阁在内廷,故曰“内阁”。至此，内阁制度最终形成，内阁也就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关。但是,明初的内阁尚非独立的机关，它既无官属，也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对于朝政国事没有独立裁决的大权,而是奉诏办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阁权一代代的积累,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向宰相化的道路发展。仁宗至英宗时期，开始以六部尚书、侍郎兼任内阁大学士,并有了官属和相应的办事机构。当时,所谓“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官居内阁，执掌大政，始有“三杨用事,政归内阁”之说。仁宗继位初，以杨士奇为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武英殿大学士、杨荣兼谨身殿大学士，从名称上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不过，这时殿阁大学士之权远重于洪武时期。宣德时期，内阁之下设立了诰敕房和制敕房，两房负责官员诰敕和皇帝圣旨等机密文书的誊录和底稿保管。当时，尚书蹇义、夏原吉与三杨（杨士奇等）一同“参与机务”，蹇、夏二人也取得了和内阁大学士相同的议行章奏等权力。正统以后，参与机务大臣一般为内阁大学士。明中后期，内阁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内阁中又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甚至大部分朝政皆归其调度。内阁则一度成为全国行政中枢机构。永乐时,内阁初设之际，阁臣和部臣在同一权力层次,但自严嵩开始,便逐渐侵蚀部权,尤其是在张居正时期，部权尽归内阁，阁权也就凌驾于部权之上。然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没有宰相之名,按明制,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六部分理天下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兼领尚书衔仅是虚衔,并不许其实际掌握六部事务。万历中后期之后，内阁权力从顶峰下滑，逐渐衰落。
　　内阁作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既有秘书处的性质，又有辅弼的责任，因此内阁大学士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善拟文稿，以适应票拟批答的需要。明代大学士绝大多数为状元、榜眼、探花出身，又多从翰林官或翰林出身的六部尚书、侍郎中选任。二、必须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朝臣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