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有很多士大夫仍守着“华夷之辨”的思想，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兴起了多桩文字狱，镇压这些对清朝不利的言论。其中以雍正时期的“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最为著名。
　　吕留良（1629—1683年），浙江石门县人，字用晦，号晚村。顺治十年（1653年）中过秀才，后因康熙五年（1666年）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吕留良著述颇多，被时人尊称为“东海夫子”。著有《四书讲义》、《语录》等书，追随者很多，曾静即其中之一。曾静（1679—1735年），湖南郴州众兴县人，号蒲潭，人称蒲潭先生。曾静很仰慕吕留良，对其所著的《四书讲义》、《语录》深为敬服，曾著《知几录》和《知新录》，抒发心中的愤懑。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在途中张熙听到了许多有关雍正帝的传闻。张熙此行的所见所闻，使曾静以为清朝的气数将尽，于是次年遣徒张熙赴西安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信中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指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其十大罪状。岳钟琪接到此信后惊恐万分，一面逮捕张熙严刑拷问，一面上报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接到奏折后，指示岳钟琪要使出“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让张熙说出实情。于是，岳钟琪便假意与张熙盟誓，表示愿意同谋举事。张熙见岳钟琪慷慨陈词，遂信以为真，于是说出了师父曾静和自己的真实身份、籍贯、住址等情况，还特别供出已撒手人寰45年的反清理学大师吕留良，称其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并将曾静派自己去专访吕留良的后裔，以求遗著书稿的事也全盘托出了。
　　岳钟琪立即上奏雍正皇帝案件审理的结果，雍正帝大为震惊，认为曾静等人之所以反清都是受到了吕留良言论的影响，立刻下旨令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的亲族和门生，同时搜缴其书籍著作。不久作出裁决：对已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其学生严鸿逵等人枭首示众，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其诸孙发谴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者分别判斩监候、流放、杖责等。
　　另一方面，雍正帝派副都统海兰与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及其“同谋”，并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下了悔过自新、歌颂雍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将这桩最大的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记录、口供记录等编辑在一起，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此书共分四卷，内收有关上谕10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曾静《归仁录》1篇，包括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忤逆的“十大罪状”的材料。成书后，雍正帝下令刊刻并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
　　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十月，乾隆帝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押解到京师凌迟处死，同时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停止刊刻，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