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清宫史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0日-15日在浙江杭州召开。大会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浙江省档案局协办。大会开幕式由学会秘书长任万平主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邹爱莲、浙江省档案局长王立江分别致辞，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朱诚如做了《清宫档案与皇权》的主题报告。学会还要特别邀请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编导钟里满就《光绪之死》记录片的拍摄情况作了报告。
本 次研讨会主题是“清宫档案与文化”，除来自北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六家兄弟会员单位外，颐和园、天坛、恭王府3家兄弟单位亦正式接纳为家会员单位。70余人出席了此次大会，我院纪天斌院长也出席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68篇，内容从宫廷文化到典章制度，从皇权政治到社会经济，从内政统治到外交联络，从物质生活到宗教信仰等等，基本涵盖了清代宫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有较大突破。光绪之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仅仅根据病例档案我们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死亡，这里就会有很多问题不能得到解答，如光绪之死与慈禧太后之死仅仅相差不到一天的时间。钟离满先生就是凭借这种追根究底的认真态度，对当初得到这一结论的前因后果进行追溯，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决定重新进行考证。所以，由中央电视台编导钟里满先生牵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原子能科学院等几家单位从光绪帝崇陵取样，对光绪帝的头发和贴身衣服碎片进行了微量分析，前后历时5年，发现光绪的头发和骨殖的砷（砒霜）含量要比常人高2400倍。现在所有的测试数据已经出来，今年年底将在《清史研究》上刊布。实验的结果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100年前，光绪帝是中毒身亡的。钟里满编导的《光绪死因探密》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应用科学手段研究历史的典范。清宫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借助于科学的手段，将会极大的促进我们研究的开展与进行。
择吉术在古代社会影响深远，清代皇宫也深受影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芮谦将皇室《玉牒》和《清史稿》纪传部分详细对照，对康熙帝诸位皇子皇孙的生辰八字订正后，逐一给胤禔、胤礽、胤祉、胤禛、胤祺、胤禩、胤禟、胤祥、胤禵、弘皙、弘历等人批了八字。他认为，人一生的命运，先天八字占31%，后天生长环境占31%，受教育程度占31%，名字占3%，其余4%为机动因素。康熙帝精通数学和历算，对自己子孙们的八字都很清楚。诸子中，以太子胤礽和四子胤禛的命运最好，但弘历之命明显好过弘皙，这也是康熙最后放弃太子的原因之一。钟离满先生的光绪之死原因的探讨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芮谦老师则用交叉学科解决历史问题，将择吉术引入历史研究，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宗室皇子皇孙小玉蝶》用子平术解释和分析，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一研究视角的改变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点。
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邢宏伟则对末代皇帝宣统的“万年吉地”与葬地进行了深入论证。清代入关后共经历了十代皇帝，有九位皇帝都选有“万年吉地”，并修建有陵墓，只有末代宣统皇帝溥仪没有陵墓。按照封建时代“以孝治天”的思想，皇帝登基后就选择“万年吉地”是亘古不变的定例。宣统皇帝虽然也做了三年的皇帝，但那时清廷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光绪皇帝的陵墓就是在他死后才开始修建，主要工程更是由民国政府根据有待条款来负责完成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宣统有没有选择“万年吉地”，是否开工建造，去世之后又埋葬在哪里呢？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作者根据现存档案，加之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对宣统万年吉地的选择时间、过程，吉地风水环境、地理位置，以及是否动工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同时，对末代皇帝去世后的丧葬形式、葬地和迁葬始末等过程也进行了梳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春海则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和相关资料，对嘉庆皇帝册封越南国号等问题进行论述。他指出，嘉庆七年，阮朝国王阮福映上台，向宗主国大清请封“南越”的国号。嘉庆帝对此非常警惕，并予以驳斥。嘉庆八年，将其所申请国号“南越”为“越南”。由“南越”到“越南”的颠倒，充分反映了嘉庆处理外交事务，既谨慎异常，又十分机敏。而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中国历史上中外成功交涉的典型范例，使得清朝与越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宗藩关系发展时期。
沈阳故宫李理利用沈阳故宫所藏“清代于敏中所书《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屏”，北京故宫所藏“清代刘秉恬书青玉《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册”和清青玉《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新疆的“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承德避暑山庄普陀宗乘寺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御制碑”等文物，通过考察土尔扈特归顺的艰辛历程，认为处于盛世的乾隆皇帝对原方归顺的土尔扈特人充满悲悯情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馆长则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对雍正帝与浙江海宁海神庙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雍正皇帝兴建该庙主要是由于当年大潮得以平稳渡过，他认为这是“大海之神昭灵”之故。当然，这也有建造者李卫的推波助澜。同时，批驳了一些民间传说的错谬。
乾隆出生地问题属清宫史悬疑问题，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于艳玲在综合各家论处的基础上，通过对与狮子园、殊象寺、四面云山等建筑相关的楹联、乾隆诗文的分析以及承德当地地名的演变等角度，对乾隆出生地问题进行深入论证，为“热河说”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李寅则对乾隆皇后乌喇那拉氏愤然剪发的原因提供新证。乾隆第四次南巡途中，皇后乌喇那拉氏愤然剪发，忤怒皇帝和太后，引发轩然大波。那拉皇后剪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乾隆在杭州过度风流所致。通过研究，李寅认为：那拉氏被废，主要是因为年老色衰，提前进入更年期，在魏佳氏晋封为皇贵妃后，皇后位置受到空前的威胁，加以自己的儿子争储无望，一系列的压力终于使她走向崩溃。生前被废，死后也极凄凉，无谥号、由国葬改为家葬，在凄凉中走完了一生。
在典章制度方面，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郭威结合档案，通过对腰牌使用人员的身份与范围，腰牌的形制与规范统一，腰牌的类型及其质地以及腰牌的使用和管理，综合考察了清代紫禁城腰牌的情况，认为清宫使用的腰牌至咸丰时期方臻完善，并最终确立了一套规范的腰牌制度，成为了清宫门禁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故宫博物院的滕德永对清末时期紫禁城门禁废弛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对清政府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制定的门禁制度给予了部分肯定，在考察其与清王朝奴仆制关系的基础上，并将其置于整个清王朝的大历史中进行分析，认为清末紫禁城强化门禁制度努力的失败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已经僵化的八旗守卫模式，是八旗制度没落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满族统治者所依赖的主仆关系的终结。
同样来自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的梁科则以奉先殿为中心，研究了明清皇室的祭祖情况。通过对奉先殿历史沿革，及清代在奉先殿举行的大享和祭祀活动的考察，探讨了皇室内庙祭祀的意义。该文认为，祖先虽在现实已不存在，但在奉先殿这一场所里，儒家孝道与佛道鬼神信仰相合，皇家上层理性大传统--礼，与普通大众非理性（神秘主义）的小传统--俗，相互依存，彼此交流，通过奉先殿这个平台，对上既巩固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合理性及有效性的政策需要，对下又安定了社会被统治阶层感性与理性的心理需要和伦理道德需要。帝王自身通过对祖源的认同与回归，抚平不安与焦虑，更能体会到人之生命本质和最高生涯目的就是要一生实践“我”之价值与理想，以达到祖先与自我的生生不息、连绵不绝。
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宋玲平主任根据有关档案对清宫所使用的金砖进行了研究，详细考究了金砖的用途和使用范围，金砖的产地，以及金砖的制作工艺，深化了人们对金砖的认知。
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耿左车对现存唯一的清帝谒陵行宫--梁各庄行宫进行研究。通过对行宫选址营建、装饰陈设、管理守卫、历史沿革、建筑功能等各方面的整体研究探讨，他认为，梁各庄行宫在建筑规划布局设计上，是清代谒陵行宫的缩影。
在思想与文化方面，故宫博物院宫廷部赵扬在广泛的搜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借助详实的档案和分析推理，对于《清昇平署志略》在对乾隆朝相关问题研究上的模糊推论，从南府与南府花园的关系，南府景山人员的变化以及南府景山档案房的设立三个方面对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考证，提出自己的分析，在弥补资料不足的同时，以档案来澄补《清昇平署志略》及部分学者对乾隆时期“南府景山”研究的偏差。而同样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曹连明则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八仙戏衣，就八仙及八仙戏曲的起源、流变及故宫所藏八仙戏衣、清宫八仙戏曲的演出情况进行探讨，认为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盔头作和江南三织造统一制作了用料精良、制作考究、色泽鲜艳、五彩斑斓的戏衣，这是清宫戏曲演出的重要保障之一。
故宫博物院严勇利用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帝后服饰，从帝后服饰严格有序的制作过程及工艺，帝后服饰的种类，以及严格的等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帝后服饰的特点，认为帝后服饰反映出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特点。
承德文物局的李建红则从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入手，探讨乾隆的弓矢之道。认为乾隆通过观看射箭，了解射箭人员的品行与操守，并将弓矢之道用于选任官吏。同时，也认为乾隆皇帝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告诫子孙臣民，在太平盛世，不可因贪图享乐，而忘记祖制家法。
故宫博物院的王子林研究员则对在同一时间内，在清宫大规模装饰通景画于宁寿宫花园这一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并揭示了其蕴藏的深刻内涵。该文认为，在宁寿宫花园里，通景画不是孤立的装饰画，它是构成宁寿宫花园之“宁寿”一部分。一方面，乾隆借花园的外在建筑形式表达他的“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另一方面，又通过用典、供奉罗汉等形式来升华“宁寿”主题。四幅通景画描绘的“儿孙满堂”不仅是对宁寿宫花园追求“宁寿”的最好注解，更重要的是标到了乾隆祈求多子多孙以实现帝祚永续的思想。
同样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陆成兰则对乾隆时期汤泉行宫书房的陈设进行研究。认为，汤泉行宫书房的设置和文化典籍的收藏，与清代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康乾二帝对文化典籍的编纂、收藏有密切的关系。诸多书房的产生则是其与清宫文化繁荣的直接结果。同时，清宫内外书房的建置和室内陈设档案的形成，也是乾隆皇帝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体现。
沈阳故宫李晓丽则通过皇太极对盛京宫殿的定名来研究其与汉文化的关系。她认为，皇太极在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远大抱负和治国策略的基础上，在学习、借鉴、汲取汉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上更胜一筹，表现出他在图霸中原，收纳天下的雄才大略。他们保留原生民族的优秀传统，取悦友邻民族的崇尚，采纳汉民族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兼收并蓄，最终使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不断强盛壮大。盛京宫殿的定名，不只是皇太极对中原传统宫殿定名的简单模仿，而是皇太极诸多崇汉思想的一个表现，也表明了皇太极作为皇权神授，王朝更迭的正统的政治思想。
在生活方面，第一档案馆的李国荣老师则根据清宫档案中乾隆晚年的食谱菜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乾隆享年89岁，86岁还能骑马打猎，除了长期坚持锻炼以外，合理饮食也是重要原因。乾隆的口味，是满汉结合、南北融会，把东北和江南的口味结合起来，兼有满、蒙、汉、回的不同风味。乾隆每天两顿正餐，早膳在上午六七点左右，晚膳在下午一两点左右，早上起床进燕窝汤，晚上进各式点心。每餐荤素搭配，粗精相宜。另外，乾隆晚年每天进人参5克左右，夏天喝绿豆汤，冬天吃火锅，随季节调整饮食，保持与自然的一致。
沈阳故宫的王艳春则探讨清入关前的太监与宫女问题。由于清入关前宫廷史的文献资料稀少，在我国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论及。作者根据各种档案文献的片段记载，严谨论证。认为史料中的“内府”若为内务府前身，说明清入关前是存在管理宫女与太监的机构，尽管没有其数目的明确记载，但宫女与太监的来源、等级、出路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即使因具体制度不详而不能妄下定论，也不能忽略不计。
故宫博物院的关雪玲以清宫药材为对象来考察清代宫廷的医学。宫廷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居所和国家权力中心之所在，在长期的医疗保健活动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医药空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廷医学。作为宫廷医疗活动的物质基础，宫廷药材来源与质量关系重大，受到严格的管理。为此，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通过诸多机制进行保障。在紧急状态下，还可以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征调。这些制度和机制具有强制性和连续性，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清宫药材供应的充盈和品质的优良。
此次研讨会，还有很多专家的研究论文都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在这里并不能一一道来，但无疑这些研究论文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必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对诸多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