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8日，是新中国故宫文博事业的开拓者、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吴仲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吴仲超同志是上海南汇人，青年时期，即投入上海工人运动。1928年9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南汇县委委员、书记，南汇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沪西、沪东区委委员，无锡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南特委书记，苏皖边区党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地区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茅山地委书记，苏南区党委书记，苏浙皖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兼苏南行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华东局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6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曾任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
　　吴仲超同志既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热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三十年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物、博物馆事业，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贯彻党的政策之坚决，热爱文博事业之执着，大力开拓崭新局面之胆识，立党为公严于律己之品德，以及所取得的工作业绩，永远铭记在故宫人心中。

↑3锐意探索，不断完善适合故宫特点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
　　吴仲超同志1954年到院上任之初，故宫博物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年的发展，在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群众工作等方面，虽开始有了一定基础，但仍面临着大量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管理体制陈旧、落后的问题尤为突出，并严重束缚着故宫文物保护工作的迅速开展。主要表现在：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有的甚至破烂倾倒；环境脏乱不堪，到处垃圾成堆；保管文物工作量增大，文物收购及捐赠的数量激增，藏品底数不清；文物展览尚未规范、系统，陈列设备有待增设更新；为观众服务的水平滞后；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等等。面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吴仲超院长走访过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从机构设置开始，对故宫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规划。1954年11月到1957年7月，结合故宫的特点经过反复论证，在原有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以及几个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鉴别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铜器专门委员会、陶瓷专门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和文物印刷厂。实践证明，这些机构的设立，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故宫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吴仲超院长对这些机构的设置陆续进行了改进和探索，使之更趋完善。70年代，相继建立了古建修缮处和院研究室；80年代，为加强研究和出版工作，又成立了紫禁城出版社。经过多年的探索，故宫博物院逐步形成了较为适合故宫文博事业发展的机构设置。几十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内设机构尽管有过多次变化，但总的来说，吴仲超院长对我院机构设置的探索，为故宫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吴仲超院长不仅高度重视故宫机构建设，而且特别重视规章制度建立及其贯彻执行。为重点搞好文物清点工作，制定了《文物分类大纲》、《藏品登记制度》、《文物计件规定》；随着文物专库的建立，又制定了《工作人员出入库制度》、《藏品出入库工作制度》；为了适应文物征集工作的需要，制定了《文物征集拨出工作条例》、《文物照相条例》等；在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方面逐步完善了《各类藏品编目细则》、《文物修复、复制规定》、《陈列室工作细则》、《保管员工作细则》等。随着实践的深入和机构的变化，吴仲超院长主持对这些制度又多次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即使在“文革”动乱时，他也强调工作人员必须恪守职责，遵循各项规章制度，保护好故宫博物院的古建和文物。几十年来，由于逐步制定了文物保管、修复和陈列展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我院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管理体系。

↑3开拓进取，积极推动故宫文博业务的基础建设↓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如春风吹进紫禁城，令九重宫殿、数十万珍藏重获新生；那么吴仲超院长三十年如一日带领全院职工艰苦奋斗，则使故宫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扬名中外。我们不会忘记吴仲超院长带领职工在业务工作方面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绩。
　　50年代到70年代，在吴仲超院长的领导下，我院对馆藏文物进行了两次大的清理。据当时估算，如果只限于原有人员，要清理好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物多则需要一百年，少则也要五十年。经吴仲超院长倡议，院里决定组成一百余人的专业人员队伍，集中从事文物清理工作。结果，仅经过近六年的紧张工作，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就摸清了院藏文物的基本状况，并完成了对院藏文物珍品划分、遴选的登记工作，使我院对文物藏品底数有了基本掌握。同时，对文物储存专库分别建立了藏品专册，完成了藏品分类、编目登记工作，使文物藏品形成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如将文物分为绘画、书法、碑帖、雕塑、金石、织绣、陶瓷、其它工艺品、宫廷文物等几十种门类，并建立专馆专库。此外，在文物鉴定方面，也制定了文物鉴定等级标准，初步确定了一、二、三级文物，做到级别明确，断代清楚，有底有数。从而，形成一套管理文物的基本制度，使文物的管理基本达到制度健全、帐目清楚、鉴定准确、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等要求。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文物清理过程中，还在库房中发现了一批国宝级文物：如商代青铜器三羊尊，唐卢楞伽《六尊者像》册，宋徽宗《听琴图》轴，马麟《层叠冰绡图轴》，宋代哥窑洗及官窑龙泉窑瓷十余件，元代釉里红瓶，明代永乐白釉僧帽壶，何朝宗塑德化窑白釉达摩像、德化窑白釉观音坐像，清代康熙黄釉双耳杯，象牙席，金印盒及珠宝翠玉等。在清理大量藏品的同时，吴仲超院长特别重视文物的修复工作，加强了文物修复科研队伍的建设，成立了书画装裱、铜器、陶瓷、漆器、木器、钟表、镶嵌等专门的修复机构，为本院和国内外博物馆修复了大量文物，同时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修复、复制工艺。吴仲超院长任职期间，在文化部和文物管理部门的帮助下，征集了大量文物入藏，并收购了一批国宝级文物，使我院的藏品由60余万件（不包括南京分院藏品文物）增加到近90万件，大大丰富了文物藏量。
　　吴仲超院长十分重视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工作。他刚上任时，故宫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累积成山的垃圾杂土，坎坷不平的砖墁地面，黯然失色的油漆彩画，长年失修的宫殿楼阁，红粉剥落的宫廷院墙，歪斜不整的门窗栏杆，一片苍凉景象。为了再现紫禁城原有的风采，他组织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提出一系列改变故宫面貌的规划和措施，组建了负责古建研究、设计和维修的专门队伍。在50年代初治理脏乱的基础上，疏浚了故宫河道，清除了污染，修缮了内金水河两岸的河墙，治理了故宫范围内的地下水道，对园林进行绿化，初步改变了院貌。在文化部和文物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故宫主要建筑、开放区域进行了修缮，比如50年代大规模修缮了故宫中轴线和主要景区，地面全都翻墁一遍，重新油饰了三大殿的外檐彩画，恢复了三大殿金碧辉煌的庄严面貌。同时对一些濒临倒塌的宫墙、房屋也进行了抢救性维护。他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建议，制定了常规性的修缮计划，为了使故宫古建修护工作长期化、制度化，每年都要向文化部和文物管理部门申请古建维护经费。几十年来，在吴仲超院长及其他专家的倡导下，古建保护形成了一套维护和保养的工作思路，取得了许多经验。尤其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着重抓大修或大木加固工程，完成了午门、角楼重点修缮工程，皇极殿、养心殿、武英殿、畅音阁的木构架维修及油饰彩画工程等，大小工程共计三百余项。为确保古建筑的安全，各主要宫殿都安装了避雷设备，使故宫的古建筑得到了妥善保护，到90年代初，故宫已消除了危房隐患。
　　在做好古建维护、藏品保管工作的基础上，吴仲超院长带领大家努力改变陈旧的陈列面貌。本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方针，在保留宫廷史迹方面，整理了中轴线的前三殿、后三宫、西六宫等原状陈列，其中包括举行大典与日常办公的政务场所和皇帝及后妃的寝室居处，并筹建了展示宫廷文物珍品的珍宝馆、钟表馆专题陈列。还整理开放了御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前半部，整顿了慈宁宫花园和诸多佛堂。在历代艺术陈列方面，开辟了综合性的历代艺术馆和专馆性的绘画馆、青铜器馆、陶瓷馆、铭刻馆、雕塑馆等。至60年代，已形成了以历代艺术为主的宫廷原状、专题陈列等比较完整的陈列体系。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吴仲超院长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组织院藏文物到日本、西德、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3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
　　吴仲超院长热爱故宫，热爱文博事业，一个突出表现，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在他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下，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一支与紫禁城古建、数十万件文物等世传国宝相得益彰的、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国宝级学术人才队伍，在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等文物鉴定方面达到顶级水平。回忆起吴仲超院长重视人才的动人故事，许多老专家、老同志至今有口皆碑。
　　吴仲超院长延揽了一批知名专家和专业人才。他刚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院里的专业技术人才极度匮乏，远远不能适应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为了大力发展故宫的文博事业，他先后从院外调入了有着丰富文物鉴定经验的唐兰、王以坤、顾铁符、刘九庵、徐邦达、孙瀛洲、罗福颐、耿宝昌、乔友声、王文昶等一批专家，大大充实了文物整理、鉴定队伍，还特别选调了杨文斌、张耀选、孙承枝、金仲鱼、金禹民、赵振茂等一批文物修复方面的专门人才，使我院修复文物水平达到全国一流。为了加强古建保护，还选调了王濮子、于倬云等古建专家，充实了古建保护研究队伍。
　　吴仲超院长还保护了一批著名专家。在“三反”、“五反”及“反右”、“反右倾”中，有一些专家被认为出身不好，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专家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不敢潜心钻研业务，一般工作人员也不能专心学习。吴仲超院长顶着压力，鼓励他们安心钻研业务，不拘一格地大胆使用他们，并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怀帮助。他特别关照唐兰、陈万里、单士元、徐邦达、朱家溍等一批老专家，帮助他们越过各种障碍。还先后大胆提拔唐兰、单士元两位专家为副院长，使他们在业务上充分发挥才能，最终成为我院闻名遐迩、颇具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吴仲超院长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把培养、使用人才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他认为要把故宫博物院建成世界级博物馆，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文博人才。50年代他就制定了培养人才规划，根据各学科门类的特点，提出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和办法。凡是看准了的人才、苗子，他都能创造条件给予精心培育，使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一批后起之秀得以重用。不少当年的青年专业人员，成长为故宫文博事业的栋梁，乃至国内外知名专家，像杨伯达、冯先铭、郑珉中等，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有影响的专家。
　　吴仲超院长聚才之法，爱才之心，用才之道，无不令人钦佩，堪称我国文化界、文博界重视人才、培养人才，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建院方针进行开创性研究和实践↓
　　作为新中国故宫博物院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吴仲超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建院的政治方向，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故宫博物院和如何建设好故宫博物院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50年代初，吴仲超院长多次领导大家进行有关故宫博物院方针、性质的讨论，并征求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容庚、沈从文、刘开渠、王朝闻、吴作人、王逊、阎文儒等知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基于当时的实践和认识水平，故宫博物院初步定位为集历代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建院方针的酝酿过程，也是吴仲超院长长期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积极听取各方面意见的过程。在故宫博物院建设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一方针维护了故宫的完整性。特别是1958年，一些人曾经提出要把故宫分为五大块作为园林来管理；“文革”期间，有人提出要把故宫博物院建成“故宫人民公社”，甚至还有人主张拆城墙、建宾馆等。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吴仲超院长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以保护历史文化的高度责任感，顶住压力，沉着应对，妥善处理，同时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部长周扬、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王冶秋等领导的支持，维护了以故宫为特色的综合型国家博物馆的性质与地位。
　　在吴仲超院长领导的三十年和以后的十多年，我院基本维持了作为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陈列格局，它包括中轴线、内西路的原状陈列和历代艺术馆，内东路及奉先殿的专馆陈列，外东路的绘画馆、珍宝馆。故宫陈列面积之大、展品内容之丰富，当时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长久以来，这一陈列格局得到中央领导、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认同，并对故宫博物院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吴仲超院长在探索建院方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他提出的建院思路和方针，无论是对故宫博物院还是对推动全国文博事业，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并产生深远影响，也使我们今后对故宫博物院更科学的定位成为可能。他的探索和实践，是新一代故宫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足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没有他的积极探索，就没有今天对故宫博物院建院方针的再认识。

↑3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
　　吴仲超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及高尚人格，为同仁和后来者所敬仰和尊重，成为故宫博物院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
　　他热爱文博事业，对中国的文博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关注流散文物，尽力收集社会上所能见到的古玩文物，转战各地时仍随身携带，不离须臾。解放前，他任华中分局副秘书长并兼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更把保护文物作为自己的职责。50年代他放弃再次提升的机会，离开华东局主动要求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任院长不久就兼任了文化部部长助理职务，但他为了确保把主要精力用在故宫博物院事业上，不长时间就主动提出辞去部长助理职务，只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他把推动故宫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以院为家，任劳任怨，锲而不舍，锐意进取。
　　他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政治胆识和学术风格。一切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文博事业、有利于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工作，他都大力推进、积极努力去做，即使可能出现一些风险，他也敢于承担责任。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为保护故宫文物，保护专家、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他经常为科研人员作报告，就科研任务、方法、范围作详尽讲述，提出要求。同时，开设文化课，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努力提高专业人员的文化和业务水平。他总是要求故宫博物院专业人员不断进行学术交流，逐步提高学术水平。在业务上，他虽然不能说是某一门的专家，但他具备相当高的鉴赏水平和较广博的文物知识，始终保持同知识分子、同专家的密切联系，做他们的知心朋友，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爱戴。在学术建设方面，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听取院内外专家的合理建议，博采众长，不耻下问，体现出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坦荡胸怀和人格风范。
　　他敢于坚持原则，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志都知道，吴仲超院长对工作要求严、标准高。发现工程质量不合格，哪怕是一砖一瓦、一泥一灰不到位，他都要求施工人员推倒重来。他经常教育工作人员，在故宫工作一定要坚持一流标准。每次布陈展览，都亲临现场，反复研究，严格把关，就连讲解词、说明牌都亲自过目，发现错误及时纠正。他对文物的安全更是时刻挂在心上，不断要求保卫人员务必万分警惕，处处精心，不可有半点疏忽，对玩忽职守者严肃批评教育直至给予纪律处分。
　　他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深入工作实际和一线，在故宫人当中传为佳话。他关心职工群众疾苦，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凡有职工结婚，他都关注、安排，送贺礼，亲至婚礼上祝贺；他工作作风扎实，经常深入到展馆、库房和工地，与广大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研究，倾听职工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商讨建院的措施和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吴仲超同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和故宫文博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在他晚年生病住院的最后几年中，仍时刻关心故宫的发展，临终前还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三千元钱交给院里作为奖励基金。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曾战斗过的江苏茅山故地。
　　当前，面对21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吴仲超院长等老一代故宫人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扎扎实实地搞好故宫博物院古建维修、文物保护和展览开放等各项工作，把故宫博物院尽快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