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2日至25日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故宫博物院承办，与会者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市文物局、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清东陵管理处、清西陵管理处等单位，大会还特邀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会议代表近100名，提交论文70余篇。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了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建筑、生活等诸多方面，集中反映了清宫史学者的最新探索和研究成果，下文将对此作一扼要的介绍。
一、政治类
在政治类的论文中，涉及到了典章制度、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诸多方面。其中，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王丽在《清入关前满族坐次尊卑与宫廷宾礼》一文中，通过分析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接待蒙古藩臣、明朝降臣时在宫廷中的坐次安排礼节，对清入关前满族宾礼进行了研究。文章论述了努尔哈赤称汗前的坐次尊卑情形，后金时期的坐次礼仪、坐次尊卑之争与宫廷宾礼的确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莉的《清代皇帝服饰典制》详细论述了有清一代皇帝的冠服制度。同样是研究冠服制度，沈阳故宫博物院范丽的《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一文指出了清代冠服制度的两个特点，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继承中原文化传统。
一些在当时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再次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并有新的阐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王光越在他的《雍亲王谕》一文中，深刻、系统地剖析了这道雍亲王胤禛给年羹尧的谕旨。作者认为此谕旨出于康熙晚期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关键时期，正是雍亲王网罗亲信的重要关口。年羹尧作为胤禛的藩邸旧人、康熙的心腹重臣，无疑应是胤禛拉拢的重要对象。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对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胤禛反其道而行之，在谕旨中用尖酸刻薄的语言罗织了刚刚向其表过忠心的年羹尧的五大罪状。胤禛对年羹尧采取了具有威慑性的控制措施，将年羹尧死死攥在自己的手心之中。作者对五大罪状和胤禛的措施进行分析，力求清理胤禛此举的背景、动机和效果，并对其谋求储位的可能提供推断依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白洪希在《对乾隆初年修建盛京皇宫的新认识》一文中，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97年出版的《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即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对乾隆时期修建盛京故宫涉及的五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乾隆增建盛京皇宫的时间问题；是否保留清入关前的建筑风格与特点；西所建筑形式仿照北京；防火防盗等安全防护问题；工程质量及贪污、腐败问题。
故宫博物院的任万平在《以史解画--关于<光绪皇帝大婚图册>的绘制》这篇文章中，通过大婚图册上所绘制的礼节，深入挖掘出了清晚期政治的特点。画册上所显示出的无处不是赫赫的皇太后之权，这反映了清晚期，尤其是同治、光绪时期皇权与皇位相脱离的状态。
许多学者还对清代皇帝的避暑、秋狝等活动进行了研究讨论。避暑山庄博物馆的蒋秀丹在《嘉庆帝的秋狝和避暑生活》中，以《嘉庆帝巡幸热河起居注》为基础，结合其它史料，研究了嘉庆帝这位守成皇帝在承德的秋狝和避暑生活。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杜红雨的《<狩猎图>与木兰围场》一文，通过对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兴隆阿《狩猎图》的研究，分析了清帝设置木兰围场的真实意图和治国方略。
二、军事类
军事类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清代武备方面的问题。故宫博物院的曹连明在《康熙与清代武备》一文中探讨了康熙皇帝对武备建设的重视。故宫博物院毛宪民的《论清帝武功良具与国语骑射尚武精神》一文，不仅介绍了清宫武库的御用骑射兵器的精粹，还由此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的祖制家法等问题。沈阳故宫博物院李兴华的《试析清帝大阅及其文化内涵--从院藏大阅棉甲谈起》，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阅棉甲入手，探讨了清代皇帝举行大阅，不仅仅是举行国家的一种典礼，更主要是国家军事的实际需要。
金川战役也有所涉及。故宫博物院的徐斌在《<平定金川战图册>图像解析和问题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图册的内容，并通过图册的内容深入探讨了乾隆皇帝对两次金川战役态度的转变：乾隆对第一次金川战役的态度几经反复，充满了矛盾；第二次金川战役时，乾隆从一开始就抱着灭亡金川的决心。
三、文化类
在清宫文化领域方面的研究中，宫廷宗教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对象主要是佛教与道教的有关问题，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故宫博物院的王家鹏在《慈宁宫与清初宫廷佛教》一文中，通过考察紫禁城佛堂及查阅大量的史料，指出了慈宁宫佛堂在清初宫廷藏传佛教活动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指出它是当时宫中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的《娄近垣与雍正乾隆两朝宫廷道教的关系》一文，全面梳理了江西龙虎山天师道正一派道士娄近垣的生平事迹及其在雍正、乾隆两朝的主要活动，揭示出了娄近垣对清宫道教的重要影响。
有关清代教育、出版、修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在《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一文中，介绍了清前期满文教育与出版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出官方推动满文教育、实施翻译考试等一系列的措施培养出了一批兼通满汉文的专家，从而促进了清前期满文图书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的《论同治幼年的学习教育》一文，根据清宫所存同治帝学习功课等档案和翁同龢日记等资料，探讨了同治帝学习成效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故宫博物院的春花在《论乾隆帝敕修满蒙文词典及语言学作为》一文中，论述了乾隆敕修的许多满蒙文词典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为乾隆的这种作法不仅促进了满语语音学的发展，而且对满文词语的发展和规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故宫博物院的朱赛虹在《英和与修官书行迹考略》文章中，介绍了英和编纂生涯中的有关问题，弥补了史传中很少述及英和奉敕编纂官书的这一缺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国荣的《造办处档案评析》一文，向大家介绍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编纂，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这一珍贵的史料。作者分析了造办处档案的历史形成、价值及系统编纂等方面的重要的问题。
除此外，有的文章还介绍了清代的皇家藏书楼，如避暑山庄研究所韩利的《天一生水水通津米家范氏两兼齐--避暑山庄里的皇家藏书楼》。文章系统阐述了避暑山庄里的文津阁的整体环境、建筑布局，并深入挖掘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
四、艺术类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王成民在《论“三宝珠吉祥草”彩画的源流--兼谈北京故宫午门彩画》一文中，鉴于古建彩画装饰内蕴涵的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从三宝珠吉祥草彩画的产生、发展以及顺治年间从沈阳传入关内（午门内檐）来论述清初关内外宫殿彩画的相互影响，进一步证明了2005年午门修改外檐彩画的依据及其科学性。
故宫博物院的苑洪琪在《经纬美如画--综述清代宫廷地毯的纹饰》一文中，通过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地毯文物的考察与研究，探索了清宫地毯的来源、清宫用地毯的情况、清宫地毯的艺术价值以及特征。同样是对地毯的研究，故宫博物院刘宝建的《清代新疆栽绒毯钩沉》一文探讨了新疆栽绒地毯的独特性，研究了新疆地毯的用料、编织手法、装饰艺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黄晓萍在《浅谈清代皇宫御用带有款识的丝织品》一文中，阐述了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皇宫御用的带有“耕织图”款识丝织品的由来及产地，并从清廷对江南三织造督织官员的重视和任用等问题上说明三织造之所以要在自己产品上织有款识的目的。故宫博物院阮卫萍的《从故宫藏广绣画谈广绣的工艺特征》一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广绣的工艺特征，即广绣形成的时间、广绣画的针法、广绣画的题材、广绣画的绣意、广绣的用线特征。
涉及宫廷中的家具、陶瓷、玻璃等文物的一些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故宫博物院的周京南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与紫檀家具制作》一文中，探讨了清代宫廷紫檀家具的风格及家具制作的承担者--内务府造办处制造紫檀家具的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蔡毅的《从民间到宫廷的紫砂艺术》一文，介绍了宜兴紫砂器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并进一步将对紫砂艺术的研究扩展到清宫之中，探讨了乾隆皇帝对茶与紫砂器的喜爱。故宫博物院的王和平在《从西人眼中的清代玻璃与传教士浅析康熙朝御用玻璃厂》一文中，对康熙朝皇家玻璃厂建立前后以及纪理安、倪天爵、多马策力等西方传教士进京并服务于宫廷玻璃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还对有关资料和传教士的信件进行分析，初步推断金星玻璃的出现年代可以提前至康熙时期。故宫博物院林姝的《雍正朝玻璃器的几个问题》一文，依据传世文物、造办处活计档及其它史料，论述了雍正朝玻璃制品对宫廷生活乃至朝政产生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四个问题：玻璃制品与朝政的关系；玻璃为当时的贵重之物；皇帝个人的审美品味直接影响到玻璃的制作；几件原定为乾隆朝、清中期的制品应为雍正朝制作。
五、建筑类
此次研讨会上，关于清宫建筑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故宫博物院的刘潞在《紫禁城建筑与乾隆皇帝》一文中，论述了清入关后，虽然承袭了明紫禁城为皇宫，但清代的紫禁城宫殿布局却发生了变化。作者深入研究了其中的变化，指出了清代紫禁城外朝一仍明制，内廷却改为清制，体现了满族社会生活方式进入了内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郭美兰，鉴于前人的著述多未提及雍和宫的始建年代，有涉及始建年代的却观点不同，便通过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内务府奏销档》，在《雍和宫始建年代考》一文中讨论了雍和宫的始建年代是康熙四十年（1701）。故宫博物院周苏琴在《清宫大雅斋考》一文中，研究了清宫大雅斋的有关问题，包括有关大雅斋的几种说法、清宫大雅斋出现时间及所在地点、“大雅斋”瓷器与天地一家春的关系等。故宫博物院王子林的《毓庆宫沿革及其原状陈设考》一文，考证了毓庆宫的建筑年代、布局及康雍乾三朝毓庆宫用途的变化。作者还研究了惇本殿与毓庆宫的原状陈设。清西陵管理处的赵晓菲在《圆明园阿哥--弘瞻及其园寝小考》一文中，考察了弘瞻的园寝与同类园寝相比所具有的特别之处。故宫博物院的赵炳文在《清代宫廷画家笔下的皇家园林》一文中，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并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冷枚《避暑山庄图》、张若澄《静宜园二十八景图》、《燕山八景图》等绘画作品研究了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这些皇家园林的艺术特色。
故宫博物院朱庆征的《棚系列烫样所折射出的清代帝王家的生活文化》介绍了清宫内的凉棚、彩棚、喜棚这种建筑形式，并从中挖掘了一种民族的生活文化、思想理念。
六、生活类
有关宫廷生活的文章涉及到了药材、活计、膳食、电报等诸多方面。
故宫博物院恽丽梅的《论清宫御用药具及药材炮制》阐述了清宫的药具类别、药材炮制的方法，总结了御用药具的特点。故宫博物院殷安妮的《清代宫廷织绣荷包管见--兼论清代荷包功能转变及其原因》一文，介绍了清代织绣荷包的品种、功能、功能转变的原因、荷包的图案及色彩等问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王玲在《漫谈清代宫中节令礼仪与膳食》一文中，依据清宫所藏《膳单》及《节次膳底档》等大量珍贵档案，结合清代宫中节令礼仪，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了清宫节令膳食的有关问题。作者阐述了节令膳食的娱乐功能，同时探究了节令膳食反映了儒家人伦道德观念和汉族传统文化对清代帝王生活的强力渗透和深刻影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雁旭的《晚清电报与帝后生活》一文，阐述了电报走进清宫的过程，并分析了电报在宫廷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对帝后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内容反映了清宫史研究范围日益广阔，水平不断提高，也反映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与工作实践密切、成功得结合。

关键词：清西陵避暑山庄满族皇太极典制亲王年羹尧盛京盛京皇宫方略康熙皇帝大阅金川乾隆皇帝慈宁宫藏传佛教翁同龢英和内务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午门栽绒织造耕织图广绣宜兴玻璃厂金星玻璃内廷说法大雅斋沿革毓庆宫惇本殿阿哥圆明园冷枚张若澄烫样

清西陵

清西陵是清王朝入关后建立的第二组皇家陵墓群，位于北京以西140公里的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它与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分列北京左右，按“昭穆制度”安葬帝王。西陵陵圈周长200华里，内有雍正、嘉庆两朝皇帝、皇后、皇妃，道光皇帝、皇后，光绪皇帝、皇妃10座陵寝以及4座公主坟，共葬有76人。西陵墓群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反映出清代皇家陵寝的建筑规制。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避暑山庄

又称“承德离宫”、“热河行宫”，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位于今河北省承德市。始建于清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十年正式命名为避暑山庄。乾隆朝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皇家园林。康熙皇帝玄烨和乾隆皇帝弘历，每年夏、秋季至此居住，处理政务等，使之成为都城北京以外的又一个政治活动中心。

满族

满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源于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今称满族）。

皇太极

皇太极（1592-164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承父业，进一步开创了清王朝的基业。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尊号“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典制

典章制度。

亲王

爵位名。其名始于南朝末期。隋代以皇帝的伯叔兄弟和皇子为亲王，唐代以皇帝的兄弟和皇子为亲王，宋明各代一般因袭不改。清代宗室封爵的第一级称为和硕亲王，主要用以封皇子，蒙古贵族亦有封亲王者。

年羹尧

年羹尧（1679--1726年），雍亲王藩邸旧人，其妹为雍正帝之年贵妃。康熙末年任为川陕总督，在雍正即位前后的政治斗争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以居功自傲为由被雍正帝处死。

盛京

今辽宁省沈阳市。盛京是清代龙兴之地，清王朝定鼎中原前在关外建立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3月，努尔哈赤率众迁都沈阳。随着后金政权在东北势力的发展，盛京都城城垣及皇宫的建筑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努尔哈赤、皇太极死后葬于此地的福陵和昭陵。清入关后，统治者为了使皇室贵胄子弟永记清朝开国创业之艰难并缅怀先祖，定期至盛京恭谒祖陵。

盛京皇宫

盛京皇宫即今沈阳故宫，是清王朝的肇业重地，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后，沈阳故宫即改作“留都”。本着“敬天法祖”，“不忘根本”的方针，自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将包括图书在内的大量重要藏品入贮于此，并相应增建了崇谟阁、敬典阁、文溯阁等藏书楼。《清实录》即贮于中路西所崇谟阁内的金龙柜中，其建筑形式与中路东所的敬典阁（贮《玉牒》处）相似，为重檐歇山式两层楼阁建筑，面阔、进深均为三间，环绕周围廊。檐下设斗拱，梁架绘金龙和玺彩画，显示崇谟阁在皇宫中的重要地位。清制，凡《圣训》、《实录》、《玉牒》等重要史籍修成，均举行隆重的尊藏仪式，恭送皇史宬、乾清宫和盛京三处收藏。

方略

方略本意为计划、权谋、策略之意。清代从康熙年平定“三藩”叛乱起，每当一次政治、军事行动后，皇帝都要下诏设馆修书，纪其始末。是为《方略》或《纪略》。《清会典·办理军机处·方略馆》：“方略馆总裁，掌修方略”。清代纂修《方略》（《纪略》）约有50余种。

康熙皇帝

大阅

清代的大阅制度始于太宗皇太极时，顺治时明确规定为三年一次。大阅时，皇帝全副武装，检阅八旗军中的火器营、鸟枪营、前锋营、待卫营等诸多兵种。各兵种分别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技艺。乾隆时期，大阅多在京城南苑举行，满、蒙、汉八旗参加人数达数万人。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等曾专为乾隆皇帝画了一幅戎装像，即“乾隆大阅图”。

金川

土司名。唐代即置金川州，辖境约当今四川大小金川地区。明封哈伊拉木为金川寺演化禅师，世领其地。清康熙五年（1666年）授嘉纳巴演化禅师印。其庶孙莎罗奔因将兵从岳钟祺作战有功，雍正元年（1723年）为金川安抚司，即金川土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土司，于是有大小金川之称。

乾隆皇帝

慈宁宫

藏传佛教

中国佛教两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区，发展、传播于藏、蒙、土、裕固、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几代赞普支持佛教，翻译佛经，创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 9世纪中叶，朗达玛上台兴苯灭佛，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10世纪后期佛教又从阿里和多康地区复兴，根据不同的佛法传承，形成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众多教派。元朝以后，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权。藏传佛教中有由《丹珠尔》、《甘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其寺院组织严密，学经制度健全，修行上“显密并重”。以无上瑜伽部密法为最高最深之法。

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朝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师傅。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力主抗战，反对妥协，他是帝党的中坚人物，支持变法，但为慈禧忌恨，《明定国是诏》颁布第四天，就被慈禧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宣统元年（1909年）追谥文恭，诏复原官。著有《瓶庐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

英和

英和（1771—1840年），字定圃，号煦斋，清满洲正白旗人，索绰络氏，德保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授编修。嘉庆间值南书房，入军机，道光间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有《恩庆堂集》。

内务府

全称“总管内务府”，是清代掌管皇家事物的最高管理机构。始设于清初。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裁内务府，改设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废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康熙十六年（1677年）内务府初具规模，下设七司三院：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营造司、慎刑司、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其职能与国家机构中的六部相对应。另有分支机构一百三十余处。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清初在紫禁城皇宫内廷养心殿置造办处。康熙三十年（1691年），除裱房等留在殿内外，其余迁至慈宁宫茶饭房。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立作坊。四十七年（1708年）全部迁出养心殿，后又将部分作坊设在慈宁宫南、白虎殿（今废）北的一带青瓦建筑里，负责制造各种物品。造办处设管理大臣2人，总管郎中2人，员外郎2人，主事、委署主事各1人，库掌、委署库掌24人，笔帖式15人。还设首领太监2名，太监21名，负责造办处匠役进宫修造事宜。造办处下设馆、处、作、厂等作坊，分工明确，设催长、副催长、委署司匠、库守、苏拉等，承应各项差务，所属各种匠役约二百名。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养心殿造办处……掌制造器用，凡治器之作十有四……”

午门

栽绒

将丝或毛线织入地毯的经纬中，然后剪平，使丝或毛绒头向上直竖，如同栽植，故名栽绒。

织造

官名。明清江南织造官署的主官。掌理织作“上用”和“官用”绸缎布匹事务。明代由提督太监出任。清代选派内务府司官担任，称织造监督。驻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等三处，每处一人。统属于内务府总管大臣，由缎库郎中具体负责考察评定。织造在驻地以钦差官身份出现，与地方最高长官平行；并且充当“圣上”的耳目，密报所在地方官声民情，往往由皇帝亲信出任。

耕织图

清代瓷器流行纹样之一。最早出现于康熙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善画山水人物的画家焦秉贞奉旨绘《耕织图》各23幅，分别描绘耕、织生产的全过程。其中耕图分浸种、耕、耙耨、耖、碌『0129』、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筛、簸、扬、砻、入仓；织图则描绘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练丝、蚕蛾、祀谢、纬织、终丝、经、染色、攀花、剪帛、成衣等。康熙帝为之作序，且每幅图均有康熙帝御题诗一首。从康熙始，清代瓷器上的耕织图题材皆从此出。

广绣

广州刺绣的简称，亦称粤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同被誉为清代四大名绣。广绣历史悠久，据载，唐代广绣绣字名手卢眉娘（广东南海人）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绣字最早的民间艺人。她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7卷，字的大小如粟粒一般，上面品题章句，点划分明，没有缺漏。广绣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孔雀毛捻成的线缕，所绣物象金翠夺目。又以马尾毛缠绒作勒线，勾勒花纹轮廓，针脚匀齐。广绣品有屏风、画轴、便服、戏衣、荷包、扇套等。纹饰多为写生花鸟，常以龙、凤、孔雀、仙鹤、鹿、羊、狮子、麒麟、牡丹、松树等为题材。富有地方风格的“丹凤朝阳”、“孔雀开屏”、“三阳开泰”、“百鸟朝凤”、“狮子滚绣球”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图案纹饰，极富装饰趣味。

宜兴

宜兴（1747—1809年），字桂圃，镶红旗人，清宗室爱新觉罗氏，恒新之子，永字辈。十一岁时授七品笔帖式，曾授太仆寺少卿、内府学士、镶黄旗蒙古副都统、经筵讲官、盛京礼部侍郎、盛京户部侍郎、盛京刑部侍郎、盛京仓场侍郎、山东巡抚、江苏巡抚、领队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步军统领、翻译会试考官等职，著有《清文补汇》、《庸言知旨》等要籍。

玻璃厂

清朝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的简称，成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三代皇帝的提倡和扶持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嘉庆(1796-1820年)之后仍然维持生产，每年都为皇家烧造大量的玻璃器，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方告结束。

金星玻璃

我国清代玻璃器的一个品种，始创于乾隆时期，它是利用某些金属物质在玻璃中溶解度很小的特性，在一定的温度下即从玻璃中析出的原理，制出一种含有结晶颗粒而呈现出金属闪光点的玻璃。清代金星玻璃中的金属颗粒一般是铜，闪射出金光。这种新品种的诞生，是在清宫中的西方传教士纪文和汪执中的指导下成功的。

内廷

广义即为宫廷。紫禁城范围内可统称内廷或大内。狭义讲即为宫廷后部帝后生活区。

说法

说法即宣说佛法，以化导利益众生。与说教、说经、演说、劝化、唱导等同义。

大雅斋

大雅斋是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建筑内的一处斋名。“天地一家春”原为慈禧在圆明园的住处，“大雅斋”遂成为慈禧的私人堂款。光绪时期，储秀宫、长春宫、体和殿、乐寿堂等慈禧居住、活动过的地方都有大雅斋款的瓷器。

沿革

“沿”，沿袭；“革”，变革，指事物发展变革的历程。志书中常以“沿革”作为门目，记述一地行政设置的发展变革，常与建置、城池、公署等目并列。其编写方法有两种：一按时间依次载述；二为表格形式，以年代为经，以事实为纬，称为沿革表，可省冗文，且能一目了然。

毓庆宫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为太子所建的太子宫，后为诸皇子读书之所。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永琰被乾隆帝立为皇太子后再度住进此宫。

惇本殿

毓庆宫第二进院正殿。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拆建，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修。殿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出月台。殿内明间悬乾隆皇帝御书匾曰“笃祜繁禧”，为嘉庆皇帝公开被立为皇太子时乾隆皇帝所赐。殿东西两次间隔为暖阁，内供佛像。殿前各有东西配殿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光绪年间，西配殿曾作为皇帝师傅的值庐。

阿哥

满语，意为兄长。清初用于贵族子弟的通称，后成为皇子的专有称谓。

圆明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部，占地约350万平方米，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雍正、乾隆年间陆续扩建，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基本建成。嘉庆、道光、咸丰时有所增建，前后历时150余年，终于建成了一个包括140余所宫殿楼阁、100多处秀丽景致的宏伟的皇家园林。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