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的宣传和普及

2016-08-04

主席、各位先生们、女士们:
  首先,我要声明,很抱歉,因为我是苏州人,苏州人讲普通话很难听,希望听不懂的时候,就让我再说一遍。
  我今天的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吧。怎么讲呢?就《出师颂》而言,问题还在我们自己。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什么问题,哪一些东西可以来证明中国书法的演变?这么一个问题,一直是圈内的人才了解,对整个社会,我们宣传不够、普及不够,所以首先是我们内部的事情。现在社会上说《出师颂》,为什么就是不是索靖写的争论不休,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现在哪里还有索靖的真迹,我们上海博物馆的《鸭头丸》说是王献之写的,哪里是王献之的真迹,当然都是摹本。如果照这样说法,全部扔掉,一个也不要,那么我们中国还剩下什么呢?中国文物消失之快,我可以举个例子:唐太宗的时候,王羲之的字还有“三千纸”,现在剩了多少?摹本剩了多少?我看稍微像样的摆在一起不过二十几件。王献之的更惨,在宋太宗收藏《淳化阁帖》的时候,还有七十几件,现在只剩几件!所以中国文物消失之快的程度,那简直可怕。我们一直夜郎自大,说中国几千年古国,东西那么多,其实大家开开眼界,这样的大话就不要太多地说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唐代建筑到现在为止,就五台山的南禅寺和佛光寺,而且一个还被火烧了。但是你到欧洲去看看人家七世纪的建筑,当然有个最大的区别,他们是石头的,我们是砖木的,那么我们留下来这么有限的东西,要不要珍贵地对待?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事情。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价格。一件文物的价格,很难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谈过,说古董也含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所以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价值是含有社会的必要劳动量,价格是根据市场供求的规律来决定的。那么文物怎么来定它的价值?当时是有名的人还是无名的人,当时是一个书法家还是一个写经的经生,一张画是名家画的还是只是在灶头上的画,这里的区别是很大的。而且保留多少年,它付出了保留的价值、劳动力,再加上现在有没有,你要不要的供求关系。我举个例子,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上的文物,是两年前在香港拍卖的一件雍正的粉彩瓷器,一个瓶,连佣金在内是4400万港币!我们的《出师颂》是2200万人民币!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你说买什么好?我本人可以讲,因为我是陶瓷学会的会长,我不会拿4400万来买这样一件东西。为什么,这件东西当然是好,假如我手上有5个亿,那么我也会买这件东西。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钱,那么买什么?我们上海买过几件重要的东西:
  一,在美国,我们中国的善本书有三大批。一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批在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还有一批在光绪皇帝的先生翁同龢的后代翁万戈私人手上。这三批书,两批你永远不可能拿到,国会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都是国家机构,永远在美国。那么剩下这批东西你要不要买?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了办法。我记得当时嘉德的老总来问我,问这个有没有价值,我说这绝不是一件画、一件瓷器、一件青铜器所能比的,它是代表中国的文化。这么一批书,一定要买回来!所以最后花了450万美元买了回来。
  第二件是花了1000万港币,买的是来自内蒙古的一批瓷器,六件或七件。这有记载,说在元代景德镇有一种加金彩的、立粉的瓷器。我没见过,冯先铭生前有个小杯子,内蒙那里有好几件。这件瓷器87年我在香港的一个收藏家手上看到过照片,所以已走私出去了。那怎么办?他说那个时候,只要70万港币,87年别说70万港币,就连7万港币也拿不出来。结果几经辗转到了一个商人手上,他是100万美金买的,时间大概是在92年,后来等上博稍微有点钱了,跟他谈,他以中华牌香烟在香港的专卖专利作为交换条件,被我们拒绝!但这件事情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最后下了个决心,1000万把它买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是能够说明我们历史记载的器物。
  我们第三批,也就是最近买了一批《淳化阁帖》,四本。《淳化阁帖》是丛帖的祖宗,当然这有许多争论。这批东西在拍卖的时候,我们手上,别说几十万美元,就连几万美元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请人到香港去找一位认识的老先生,请他买下,结果他听信别人的话,认为没价值,就没买。最后被美国的一位安思远先生买下,他曾来故宫展览过,因谈不成,又拿回去了。长期在美国,就又拿不回来了。你如果要说中国的刻帖的祖宗在哪里,今后只能说在美国,不在我们祖国,你说这话怎么说得过去?总算现在有一点钱了,这个钱是买粉彩瓷器好还是买重要的刻帖好?我们咬了牙关,450万美金把帖买回来。买回以后,我向中央、文物局的领导表示,只要东西回到祖国,摆在哪里都没有问题。谁付钱,谁就能拿走。
  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假如我手上有几个亿,那么粉彩瓷器也一定要买回来,因为它是好东西。但是假如钱不够,那么首先是买我们中国文化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关键的东西,而不是某一张画、一件青铜器、一件陶瓷器,我们是这样想的。
  《出师颂》,我很想要,当时钱不够,拿到上海来看过,我想刚花巨款买过东西,再伸手要钱,实在说不出口。但是想想还是不甘心,多方试探,说还是可以的。所以我7月7日,致电嘉德王总,说《出师颂》我们还要,以前因为没钱,现在总算弄到一笔钱了。她说这件事你们要和故宫商量,北京市已经和故宫协商,由故宫收购。我说既然如此。我们上博绝不会抢。但我没想到故宫买走后,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这说回来,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没有让全国的老百姓从我们的立场,从做文物、文化史的立场多做一点普及的工作。假如大家都能理解,说这件东西在中国书法史上多厉害、多重要,那么即使有一、两个人起哄,也起不了多大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上博把《淳化阁帖》买回来,即使在上博,知道《淳化阁帖》的人也了了无几。不宣传的话,怎么得了!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当然现在要解决的首先是温饱问题,然后买车买房,以后就要文化!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东西都流到国外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关键还在我们。有一次,一个中央领导来,我跟他讲“篆、隶、草、楷”,他认为草书是楷书的草书,怎么会草书在前、楷书在后?我婉转跟他说明,他才明白。中国书法史的沿革,我看95%或98%的人都不知道,好像是老古董的事情。所以今后,我们专家一定要参与做普及工作。现在上博有一条规定,研究员、副研究员一级一定要参与到做普及的讲座中去。这点台北故宫做得很好。十多年前我去台北故宫,他们的研究员有一个制度,就是一定要去做普及工作。这个我看很重要。为什么《出师颂》会闹到这样地步,因为大家缺乏对书法的基本知识。几百年传下来的就那么几件东西。《出师颂》就这么两件,“宣和本”和“绍兴本”,宣和本没有了,绍兴本又说不要,那么还要什么呢?我们中国的章草、隶草,说到写报道的人,他们也不懂,这怪我们自己不宣传。从隶草的变化,当然可以从汉简上看到一点,然而真正的书家写的隶草,恐怕现在很难见到,多是后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隋代,已经走向楷书,《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都是极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练字首先练唐楷也不一定,首先练隋代的楷书可能更方便一些。到了隋代,章草继续在写,必然就有楷书的成分在内,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研究那个时期,隶草带有楷书的成分,除了出师颂外,还有什么拿得出来?尽管有人说印章不对,请问现在有哪位书家、画家没有100多方图章?就那么几件东西留下来,这里对不上,就说它是假的,哪里有这种事情。按这样的思想方法,还不如乾隆皇帝。尽管乾隆在所有的文物上都写上了他的题字,但他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想法,乾隆三十四年,他翻刻了一部《淳化阁帖》,这部《淳化阁帖》许多人不重视,因为乾隆的翻刻,把整个的体系都换了,但是这是他当时挑的最好的一个本子,所以其中的字体都在。当然个别字有增减笔画,但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有的老前辈说这东西是虚构的,根本没有。但是因为它被烧掉了,所以没有。乾隆自己说,刻完后,把底本一起摆到圆明园,英法联军连底本、石头全烧光,当然找不到了。又有人指出刻帖里的种种不是,乾隆说米芾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他也说不出这是谁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看还是保留让大家看。这个观点很好。那么我们几百年以前的东西、流传有绪的东西,忽然有几个人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难道我们就不要了吗?哪里有这种事情?这个太幼稚了。可能我的话会得罪一些人。这件故宫出去的东西、《石渠宝笈》记载的东西,拿回来是天经地义,假如不拿回来,那是我们失职。当然,如果没有钱,那么也没办法,但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中央领导宣传。真正故宫在国外的东西,能抢救回来的一定要抢救回来,不抢救回来,是我们的失职。
  说个真实情况。上博起家靠的是徐森玉老先生。当时周总理派郑振铎告诉他不要去台湾,要他解放后和郑先生一起做全国的文物工作。后来他没有到北京,在上海。陈毅率解放军进城的第三天就去看他,要他办一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一个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到今天还没办成。图书馆、博物馆都是白手起家的。徐森老当时跟陈毅讲,你要我做这些事可以,我留下来,本来我是要被杀头的,因为去台湾的故宫文物都是我经手的。陈老总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只是具体工作者。所以徐森老就拼命工作,但有一点,就是需要钱。所以从陈老总开始,各个上海市市长都给钱。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历任市长讲,来争取文物经费。所以没有钱是不行的。离开领导的支持,是不能维持的。假如流失海外的的确是故宫的东西,不收回来就是我们的罪过;收回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千万不要因为社会上有些说法而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经验和教训,就是我们宣传得不够。
  有件事本来我不想讲,有人说一定要让我讲,我就说一下。上海有一位翁闿运先生,92岁,《南方周末》说他在病床上很激动,义愤填膺。有一点说明,其他的我不讲,《南方周末》说他是“受了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密令,代表文管会在60年代收集,书法是他管,绘画是谢稚柳管”。这个要声明一下,哪里有什么“密令”,他是我负责的部门里的一个办事员,他连陈老总的面都没见过,他当时没有资格见陈老总。而且60年代他已经离开文管会,是我介绍给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因为他可以研究碑帖,后来他离开图书馆,到了书法家协会。所以对于他的话,我要说明一下,否则以后会出问题。
  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发言人:汪庆正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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