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2日上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孟嗣徽老师作了题为“交汇与荣悴——《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与中古星神崇拜”的专题讲座,此为“古梅讲坛”第六讲。孟嗣徽,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学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艺术史学的研究。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等职。曾获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斯达基金资深访问研究员”(Starr Foundation Visit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福特基金访问研学者”(Ford Foundation Fellow)、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客座研究员等多项奖学金支持,赴欧美博物馆、大学、研究所等地研究访问,考察研究欧美博物馆所藏宗教艺术品和敦煌写本与遗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故宫博物院“故宫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等项目的研究。已出版主要著作《元代晋南寺观壁画群研究》、《犍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合作)、《衢地苍穹:中古星宿崇拜与图像》等,在中外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主讲人孟嗣徽老师
“古梅讲坛”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故宫学研究院、数字与信息部承办。故宫博物院古梅计划得到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本场讲座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陶晓姗研究馆员担任主持,来自院内外的五十余名观众聆听讲座。孟嗣徽老师从美术史、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图像背后所潜藏的有关佛教密宗信仰、献祭仪式与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历法与占星术,研究各文明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主持人陶晓姗老师
讲座内容由五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孟嗣徽老师围绕《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以下简称《五星图》)的图本,以及我国中古时期的星占思想进行了介绍。中国自古以来崇敬天象,并以天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事。中古的星神崇拜是以五星与二十八宿的行星占星术为基础。日、月、五星周期性地穿行于恒星的背景中,与二十八宿发生的视角关系,衍生出行星占星术。遗存至今的六本《五星图》中,故宫博物院曾藏有五本(其中一本现藏台北故宫),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一本。《五星图》是中国存世最早的纸绢绘画品之一。其原作者,聚讼纷纭,或谓南朝梁张僧繇,或谓唐梁令瓒、吴道子、阎立本。
故宫博物院藏宋佚名·摹大阪本梁令瓒(传)《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
在现存六本《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中,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本(以下简称“大阪本”)年代最早,其作者疑为唐代画家、天文家梁令瓒。之所以存疑,是因为大阪本的画作题记有两处出现误写的地方。这两处错误,以梁令瓒的专业水准来讲,是不应当出现的。故宫藏宋代摹本,忠实的摹绘了大阪本的星神图像及两处文字错误;并且与大阪本一样都只有上半卷。结合图像和题记,这两本《五星图》从右至左的星神为:岁星(木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其后为二十八宿星神,二十八宿神的图像都明显地带有黄道十二宫的元素,目前残存十二位,缺失的部分应当是下半卷。(是同一画卷,在PPT上展示为三行)
故宫博物院藏明·朱元久仿《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
故宫博物院除了藏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的宋摹本外,还有著录于《秘殿珠林》的明代朱元久仿本。这个仿本也有一个相似的图本传世,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传为明代画家仇英所做。《五星图》的诸多明仿本中,除了有以手卷形式绘制的,还有装裱成册页的。难能可贵的是,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紫霜道士仿《五星图》册是一个全本。台北故宫藏清代丁观鹏摹《五星图》卷,也是被《秘殿珠林》著录过的版本,不过已经被装裱成了册页的形式。
讲座的第二部分,孟嗣徽老师概述了我国中古时期的两个五星神像系统。一个是见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和北周《灵台秘苑》的“四象”和“五宫”系统。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文星占系统,其特点是以五星配五方、五色、五行、五帝……唐代之后,五星的形象系统在佛教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晋书·天文志》、《七曜禳灾决》、《梵天火罗九曜》等记载了另一套五星神像系统。在法藏《七星历日一卷并十二时》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都有与《梵天火罗九曜》系统相同的五星图像。
法藏敦煌文献P.2693号《七星历日一卷并十二时》
第三部分,孟嗣徽老师介绍了大阪本《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的作者与绘制年代。1903年、1939年日本收藏家阿部房次郎、阿部孝次郎父子编辑出版两辑图录《爽籁馆欣赏》。传为南朝梁张僧繇的《五星图》被收在第二辑中。但是大阪本前隔绫题识和署款等,都将作者指向了梁令瓒。他的姓名和职官还见于英藏《唐月令注·进书表》:官职为“集贤院……待制官、安定郡别驾”。《进书表》中梁令瓒的职衔与大阪本中的署题一致。梁氏是开元年间朝廷中负责天文历书方面的修撰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人物画家。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命一行改造大衍历,梁令瓒和一行共同制造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大阪本一类的图本应完成于开元年间(713—741)。
大阪本《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卷首题识
在第四部分,孟嗣徽老师讲述了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与运命十二宫之间的发展脉络与关系。从《梵天火罗九曜》的星神系统可以看出,西方天学借道古印度随佛教东来传入中土。黄道十二宫的概念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在北齐高洋时期(550-577年)通过译经活动传入中国。中国的黄道十二宫宫名最早见于隋代那连提耶舍所译的《大方等大集经》。古巴比伦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将天球上的黄道十二等分,每宫三十度,称黄道十二宫,是太阳所经行宫的意思。而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是沿着赤道划分天区。两套系统虽并行不悖却又异曲同工,其中必然互有重迭。由此在中国晚唐以后出现的相关美术作品中,尤其是在《炽盛光佛变相图》为背景的画作中,经常同时出现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神祇相配的图像。唐代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中首次将西来星学的黄道十二宫与七曜二十八宿对应起来。
黄道十二宫的个别图像,可能早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上便已出现。这些资料,只能说明某些星座的图像已传入中国,不应被认为是完整的黄道十二宫系统已经进入中国。现存六本《五星图》祖本的产生年代,显然应在黄道十二宫传入中国的初期,即隋代(6世纪后半)至唐开元年间(8世纪初)。
第五部分,孟嗣徽老师重点介绍了炽盛光佛与星宿崇拜。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的崇拜发端于唐代,大盛于宋元,流风所及辽夏,一直延续至明季。这种信仰认为信奉炽盛光佛,并在天变地异时通过佛教密宗的法式和献祭活动,可以规避、排除或至少削弱来自星宿界的不利影响,变灾祸为福祉。炽盛光佛,尤其星宿界诸神的图像在唐代出现有着繁杂的背景和文化内涵。不仅反映出它是有唐以来佛教密宗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古代欧亚大陆的天文星占的传统与南亚、中亚的佛教经典与图像向东亚传播的情况。
英藏唐《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像》与山西出土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神宫宿图》
孟嗣徽老师对比了大英博物馆藏唐乾宁四年(897)《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像》绢画与法国巴黎图书馆藏唐代《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像》纸画、日本奈良上之坊藏宋开宝五年(972)《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纸质插图、苏州博物馆藏宋景德二年(1005)《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纸质插图《炽盛光佛与九曜星神宫宿图》,以及甘肃敦煌莫高窟61窟北壁西夏《炽盛光佛图与十一曜星神宫宿图》壁画、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元代《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行道图》之间的异同,梳理了星曜神从七曜、九曜到十一曜的发展过程。其中法藏本比英藏本多出罗睺与计都两个星曜;奈良本增加了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西夏时期的敦煌诸本已发展为十一曜,增加了紫炁、月孛两曜。波士顿本还增加了玉皇大帝等道家神祇。
炽盛光佛乘牛车的经典形象,充分体现了佛教图像中外交融的特色。唐代不空译《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提到炽盛光佛即诸星曜游走于天空之中。而在中国传统星占理论中,北斗位于天空居中的位置,决定了它主宰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尊崇地位,而作为“帝车”,是因为它围绕着北天极旋转运动的缘故。而围绕着北斗运行的日月五星则影响人间的祸福,预示未来。佛教星占理论与中国传统星占融合之后,炽盛光佛代替了帝王,坐到了“辂车”之上;而驾车的神兽也由龙、马,转变成了带有印度崇拜色彩的黄牛。
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炽盛光佛佛会图》
唐代以后,炽盛光佛巡行的图像逐渐开始“华化”。如见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出土的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神宫宿图》、甘肃肃北五个庙石窟西夏壁画《炽盛光佛图与十一曜星神宫宿图》、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山西洪洞广胜寺元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等,其构图形式已由“胡化”的侧视演变成了“华化”的对称式。孟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大家介绍了同样绘有炽盛光佛与星神图像的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新疆柏孜克里克第29窟壁画、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黄道十二宫图》的相关情况;并对龟兹、吐鲁番、敦煌、黑水城、宁夏等中国西域地区出土的炽盛光佛与星象崇拜图像遗存进行了介绍。
丝绸之路路网图
美国学者若兰德(Benjamin Rowland)指出中亚艺术自西域(Serindia)以西,主要是波斯萨珊艺术的延伸,其中渗入了印度的因子;而西域以东,包括吐鲁番、克孜尔等地,则是印度-伊朗混融的艺术风格。中国学者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记载从敦煌通往“拂菻”国的道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丝路世界”的认识。其中确切地指出了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的“门户”地位,和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位。而裴矩描写的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和丝路“门户”的吐鲁番在中古时期恰好处于印度、伊朗两大文化圈碰撞交融之所。
中亚即为印度-伊朗文化交汇争锋的场所,则中国来自西域的神祇形象自必具有印度-伊朗文化的混合风格。由于印度宗教与波斯宗教信仰在中亚地域的混融现象,导致了神祇的形象出现了两个宗教或多个宗教的特征,在龟兹、吐鲁番乃至敦煌地区尤为明显。从炽盛光佛与星象崇拜图像的形成中,可以看出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多民族、多种文化长期的相互碰撞,交汇融贯的结果。
现场观众与主讲人互动
讲座以后,陶晓姗研究馆员对孟嗣徽的精彩讲座进行总结,充分赞扬孟老师对现存六个版本《五星图》的细致考察,并对孟老师将图像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古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大背景中的广阔学术视角表示钦佩。难能可贵的是,孟老师还收集了大量流散在海内外各个博物馆的原属于西域地区的炽盛光佛图像,及其反映的唐代开元盛世在中外天文星学方面的交融、汇聚、共生、融萃情况进行了解读。在互动环节,孟老师解答了现场观众关于《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的意义,中古时期中国两个星占系统之异同等问题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