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8日上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任昉老师作了题为“漫谈故宫治学之道——以《故宫治学之道新编》为中心”的专题讲座。任昉1983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出土墓志的整理与研究，特别是元明清、民国石刻及历史的研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第一、二期工程）图文对照本的立项、整理及编审工作，任该丛书执行主编。主持故宫博物院课题《于坚回忆录》的录音整理编写工作。主编著作有《故宫治学之道》（上、下二册）、《陶铸古今：饶宗颐学术艺术展暨研讨会纪实》（执行主编）、《故宫治学之道新编》（上、中、下三册）、《亲历文博七十年——于坚回忆录》（近期出版）。

讲座海报

该讲座为“古梅讲坛”第五讲。故宫博物院古梅计划得到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在此特别鸣谢！讲座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故宫学研究院、数字与信息部承办。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副秘书长李文君研究馆员担任讲座主持，来自院内外的五十余名观众聆听讲座。观众热情高涨，对故宫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专家们严谨的治学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彰显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深切关注和殷切期待。

主讲人任昉研究馆员

讲座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任昉老师首先介绍了《故宫治学之道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的编辑、出版背景及其学术意义。她指出，该书不仅是对故宫博物院治学传统的继承，更是对新时代治学精神的探索与发扬。《新编》作为2010年出版的《故宫治学之道》的续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旨在向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献礼。真实记录了故宫几代专家、学者的治学经历、经验和感悟，展现了他们的特殊贡献，以启迪后学。

任昉老师接着介绍了《新编》的体例和内容概要。《新编》由原院长郑欣淼、原院长单霁翔、院长王旭东分别作序。收录对象包括：2014年8月前获聘故宫正高职称者（含离退）及院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相较于《故宫治学之道》，新增作者48人。在收录的119人中，既有已故的著名专家、学者（包括曾在故宫工作的沈兼士、王世襄），也有正在成长的后起之秀。从出生时间看，最早生于1881年，最晚生于1975年，横跨3个世纪，相隔90余载。

《故宫治学之道新编》书影

《新编》实际收录文章120篇，均按收录者生年排序。每篇分三部分：个人简历（附个人肖像照）、治学之道正文（附工作照）、个人主要论著目录。其中，去世或高龄的专家学者，由其学生或后人撰写，如马衡先生由其孙马思猛撰写，罗福颐先生由其子罗随祖撰写，朱家溍先生由其女朱传荣笔录，刘九庵先生由其孙刘凯撰写，徐邦达先生由其弟子杨新、王连起撰写，陈万里先生由其学生李辉柄撰写等。其余文章多为作者亲自撰写，如耿宝昌先生、王连起先生等。对于工作忙或身体不好的专家学者，我们则亲自上门采访录音，或邀请其同事帮助整理，或由我们亲自整理，并经被采访者审读认定。此外，为便于读者检索，书后附有“专家、学者学科分类索引”。

讲座现场

任昉老师还引用杨伯达、郑欣淼两位先生的文章，对故宫治学之道的涵义进行了概括：一是治学的经历，一是治学的经验。她着重指出，治学不仅关乎知识的积累，更在于智慧的启迪，以及对真理持续不懈的追寻。《新编》收录对象，从研究领域看，分属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物保护科学及摄影学等多个学科，彼此相对独立。他们所谈的治学之道，侧重点也可能会存在某些差别。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发展成长过程，怎么去克服困难、怎么积累经验，这些对现在的青年学子更有启示。

在第二部分中，任昉老师讲述了故宫近百年来的治学历程。首先指出：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学术为本的治学理念。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当月，李煜瀛在主持组建“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主张“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之后又提出故宫“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院后，更是将治学定为其立命之本，相继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机构的著名学者，支持、参与故宫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馆的业务工作与学术研究。

任昉老师接着讲到, 故宫博物院从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一直坚持以治学为核心，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1949年），为故宫博物院初创期，期间尤为注重实践与学术的结合。“尽管管理机构频繁更迭，但著名学者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图书馆馆长、副馆长先后为陈垣、庄蕴宽、傅增湘、许宝衡、袁同礼、江瀚；古物馆馆长、副馆长先后为易培基、江庸、马衡、俞同奎、徐鸿宝；文献馆馆长、副馆长先后为张继、沈兼士、姚从吾；秘书处秘书长为李宗侗。上述诸位，皆是当时的学术大家。”（王旭东《新编·序三》）1929年5月，更是由学界名流组成故宫专门委员会，以决定学术之事是否实施，彰显了故宫严谨的治学态度。1933年7月15日，马衡代理院长职务后，对专门委员会做了更为细致的改组。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之前，故宫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丛刊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学术文章80余篇。

第二阶段（1949-1952年）。1949年3月6日故宫正式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单位。4月，北平军管会文物部确定故宫新的业务方针是：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因此，全部陈列室要重新布置，……以教育为主旨。1951年12月，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副局长等人两次到故宫，与马衡院长及院内外专家一起座谈、调研故宫改革问题。

第三阶段（1953-1987年）。1954年吴仲超院长上任，从机构设置入手，加强故宫治学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先后从院外调入唐兰、王以坤、顾铁符、刘九庵、徐邦达、孙瀛洲、罗福颐、耿宝昌、乔友声、王文昶等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担任各专业组学术负责人。专家们不仅带领员工对数以万计的文物进行细致的清理、鉴定、分级和编目，开展耐心细致、手把手的传帮带，还和大家一起同吃苦同受累，让年轻人受益终身。也由此确立了故宫在书、画、陶瓷、青铜四大专业上的雄厚实力，在全国范围处于领先地位。还特别选调杨文斌、张耀选、孙承枝、金仲鱼、金禹民、赵振茂等一批文物修复人才到故宫带徒弟，使故宫的文物修复水平达到全国一流。为了加强古建保护，又选调了王璞子、于倬云等古建筑专家，充实古建筑保护研究队伍。1956年，朱家溍先生回归故宫，加强了原状陈列的力量。1972年为加强故宫治学成果的整理，扩大故宫学术影响力，吴院长推动成立研究室，将故宫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家汇集在此著书立说，培养后学。鉴于当时故宫的出版工作近乎于零。1978年刘北汜先生调入研究室，负责《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复刊工作。1979年初，以学术性为主的《院刊》正式复刊。1980年，以综合性、普及性为主的《紫禁城》杂志创刊。两个刊物互补，成为故宫出版物的两大支柱。之后，刘北汜先生又参与创建紫禁城出版社，并担任出版社的领导，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1987年后）。1987年，张忠培院长上任，将培养故宫治学人才放在首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相关专业人才，建立和完善学术机构设置，促进学术人才的成长。进入21世纪，故宫历任领导者更是在继承故宫治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进取。2003年，郑欣淼院长高瞻远瞩，首次提出了“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并于次年创办了旨在深入阐释故宫学及其相关学术领域的《故宫学刊》。2012年以后，在单霁翔院长的领导下，故宫又成立了故宫研究院、故宫学院两个非建制的学术平台，申请成立了故宫博士后工作站，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合作交流。2019年，在王旭东院长的领导下，故宫正式提出了“四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建设体系，其中学术故宫是核心。这些新视角、新领域、新观点、新理念的提出，彰显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故宫治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创新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治学是故宫的立命之本，伴随着故宫风雨兼程走向辉煌。

在第三部分中，任昉老师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并结合《新编》中专家学者的治学经历，总结故宫人的治学态度为四点：一是勤奋刻苦，惜时如金；二是严肃认真，不固持己见，实事求是；三是讲诚信，重视品德，爱故宫；四是不畏艰难，坚守自珍。其中，以罗福颐、徐邦达两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一生的成就完全是和勤奋好学、心无旁骛分不开的。以徐邦达先生治学和鉴定为例，说明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更不因声誉而有所顾忌。如经过讨论证明自己的某一观点存在错误，他会坦率地承认，决不文过饰非。这对于有声望的老年专家，尤为可贵。以张金英先生的事迹为例，说明从事书画装裱、修复，对“德”也有很高的要求。“故宫人”是很高的荣誉，做好故宫人并不容易。要热爱故宫，热爱文物事业，要有献身精神。以王世襄先生的坎坷经历和学术成就为例，说明先生面对苦难，始终保持着精神的独立、自信的执着，一生对治学的追求，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并引用郑欣淼院长的话，“故宫永远都会记着这位同仁”。

在第四部分中，任昉老师指出，治学不仅要有科学的态度，更要有科学的方法，并以《新编》中专家学者的经验为例，简要介绍了四点故宫人的治学方法。

一是开拓创新。对治学的个人和群体而言，拥有了开拓创新的视野和能力，就能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成就。但要做到开拓创新，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陈万里、冯先铭、李炳辉、叶喆民等先生对古陶瓷的开创性研究和突破性贡献，说明兴趣和好奇心是开拓创新的重要起点。唐兰先生对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创建的巨大贡献，说明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是提高开拓创新能力的关键。于倬云先生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古建保护的大胆尝试和推广，耿宝昌、冯先铭两位先生联名给国务院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国水下考古队，为我国水下考古的开创作出的贡献，说明要勇于尝试新事物，提供开拓创新的机会。杨伯达先生提出的“玉学、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玉文化板块论”“玉石之路（和田玉的传播路线网络）”等新论点，为古玉研究开创了崭新途径，说明继承与发展是开拓创新的重要因素。

二是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历史研究中最基础、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主要通过阅读相关历史文献，来提取所需的历史信息，进而更好的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史为基础。例如，朱家溍先生特别强调研究清宫史不能孤立的研究，他建议青年同志们必须读过必读的“官书”，才能具备研究清宫史的条件，才能具备一定的对材料的辨别能力。因为清代宫史是清史的一部分。

三是从微观入手，达于宏观。例如，万依先生最早提出明清宫廷史应建立单独的研究系统，应采用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博物馆的研究，多是以一物、一事、一人等微观小节为题，经分析综合研究形成理念，达于宏观。博物馆的研究，都是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是比较微观的东西。正确理解这些，是需要具有比较宏观的视野的。

四是勤于研索，严于实证。比如，刘九庵先生自幼在琉璃厂学徒的经历，使他渐渐总结出“在实践中思考、在比较中鉴别”的经验；在学习书画鉴定的过程中养成勤于笔记研索，严于考证著文，善用文献、史论相辅的研究方法。甚至以十余年深入细致的功力，重新考证了故宫的大批书画，揭示故宫书画藏品的诸多文化内涵。再如，马衡先生是金石文献考古大家，他认为“考证之事，首重证据”。因此，在现代田野发掘考古条件尚不成熟时，即搜集、收藏石刻拓本，用以考证、研究国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石刻拓本（含复本）就有12439件之巨。马衡先生终其一生，对汉魏石经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斐然。先生积功30余年，编著成《汉石经集存》一书，却未来得及将魏石经残石拓本整理考定成书，即辞世而去，留下千古遗憾。

正在午门举办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第二单元展出的：魏三体石经未裂本残碑缀合对屏卷轴，就是马衡先生的捐赠品。任昉老师在讲座的最后，特别给予了简单的介绍。这块魏三体石经于1922年在洛阳出土后，第二天就被凿成了两段。因此未裂时的原拓本更显珍贵，而马衡先生三至洛阳始求得之。在此拓本上，除大块残石外，马衡先生将搜集到的多块细小残石拓本，考订其文字先后位置，尽量拼合复原，裱在轴上，先后补字达三次。可谓极费苦心！从跋文中，我们也能领略其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通过对汉魏石经研究而建立起的深情厚意。

最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副秘书长、研究馆员李文君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任老师的精彩讲座，内容丰富且令人感动。不仅为我们分享了故宫人的治学之道，也使我们了解到故宫近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以及故宫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这些经验不仅是故宫的宝贵财富，也是新时代学人应当继承和学习的宝贵财富，它激励我们继续守护和研究传统文化，推动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发展。讲座结束后，观众就“故宫学人的治学精神和方法”等具体问题与任老师进行了更加深入热烈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