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成功举办第七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

2018-10-30

  为了进一步扩大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推进故宫学的深入研究,推动故宫学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的发展,在前六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基础上,由我院故宫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七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于7月22日至8月4日在我院举行。举办此次讲习班,旨在为故宫学在高校的发展培养师资力量,使有志于故宫学研究与教学的高校教师能够系统了解故宫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主要内容,能够切身感受故宫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希望通过此次讲习班的举行,使故宫学研究所与高等院校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故宫文化传播,加快故宫学发展的步伐。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等17个省区28所高校的30名教师参加了此次讲习班,19位院内外的博物馆管理、文物科技保护、宫廷历史、书画、玉器、珐琅、文化创意、古建保护等领域的专家为学员们带来了精彩的故宫学学术讲座。



  讲习班开幕式于7月23日上午在我院建福宫敬胜斋举行。单霁翔院长做了简要致辞。他认为,故宫学的提出是郑欣淼先生在宏大的时空范围内对故宫文化重新进行定位的一个壮举,这不仅是结合经济,政治,历史等多维角度去看待故宫,从多重视野去研究故宫的学问,既包括物质的,又包括非物质的一个整体的理论;现在提出把壮美的紫禁城交给未来的六百年,意味着把视野拓宽至今后的六百年;“平安故宫工程,确保故宫平安”突出了故宫安全的位置,旨在消除故宫的藏品腐蚀隐患、盗窃隐患、观众安全隐患、库房隐患、基础设施隐患等;在故宫学的学科指导下,故宫的人才储备,学科体系和社会奉献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才使得故宫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感情的博物馆,同时对于故宫学的探讨而言,这也是永无止境的。


  7月23日至8月4日,各位授课专家为学员带了丰富的学术盛宴。


  7月23日上午,宋纪蓉副院长在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为全体学员讲解《故宫文物医院》。她分别从故宫文物医院的基础、文物医院的构建、故宫文物的预防科学、当今的文物医院四个方面展开对故宫文物医院的介绍。其中,文物医院的基础即指传统的文物修复技术,我院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古书画临摹与修复技艺,古钟表修复技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和青铜器的修复技艺等。除此之外,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同时我院也培养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古书画装裱修复专业人员,并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与交流。故宫文物的预防科学即“保健医学”旨在对文物实行实时监测,能较早发现文物的损害,同时起到预防作用。她认为,通过文物医院的成立,可建立文物病害图示标准,科学检测分析确定修复工艺,有利于文物延年益寿,并故宫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7月23日下午,我所章宏伟所长在数字所报告厅为全体学员讲解《作为学科的故宫学》。他认为,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是2003年郑欣淼院长提出来的。故宫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虽然诞生于2003年,但对于故宫资料的著录、整理、研究,则发轫于民国初年。也就是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后,紫禁城变为故宫为起点开始的一系列研究过程。故宫学研究需要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待故宫的文物典藏、明清档案、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清宫典籍、紫禁城宫殿群和故宫博物院历史等,但故宫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内涵和外延,它们之间可以有重叠但绝不是包容之关系。首先是紫禁城建筑本身,然后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人,事物,国家政治体制,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等等,它们都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故宫学是通过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涵盖的学科非常的广泛。它的外延包含有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献学、故宫文物学、故宫历史学和故宫博物馆学等。故宫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科技、博物馆学、文化产业、旅游、展览、数字故宫等都可以归纳为故宫学。



  7月24日上午,研究室余辉研究馆员在宝蕴楼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宋元宫廷龙舟题材画研究》。他认为,来自图像的信息是没有文字的文献,我们容易看到从本图像里直接反映出关于本图的信息,是为“直射信息”,要想从本图像里反映其他的信息则只能通过考证后才可以间接地获知其他绘画里的信息,是为“反射信息”。金世宗大定丙午年(1186),张著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尾题写了跋文:“……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根据张著所写跋文给我们留下三个重要启示:两卷同为姊妹卷,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和《清明上河图》均为五字图名,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两卷的艺术水平相当,都是绘画技艺俱佳的北宋宫廷品画的最高等级;两卷在1286年尚未散失。《西湖争标图》表现了皇家御园里的宫俗,有具体地名即“西湖”,画的应该是实景,然而此“西湖”非彼“西湖”,它是汴京城西北的御苑金明池,在北宋俗称“西池”。画中的金明池表现了它作为娱乐竞技的高峰期特别是徽宗朝的竟渡活动,这是宋太宗末期具有一定规模的由朝廷控制的国防体育和供皇家欣赏的竞技运动。根据画史文献得知,张择端是宋代宫廷绘画史上最早画龙舟竞渡题材的画家,他的《西湖争标图》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后世同类题材的绘画。有南宋佚名的《金明池争标图》页为寻找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卷传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图样导向,通过比较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南宋《金明池争标图》页和元代《龙舟夺标图》可以得知其中的脉络关系,同样也可以寻求《西湖争标图》卷的表现内容和布局,间接的探知张择端的艺术匠心。



  7月25日上午,我院研究员朱诚如先生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清代档案是国家纂修工程的基石》。他回忆到,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会议,议定了指导清史纂修工作的五点意见,提出“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他认为,编史要务,采集史料极其重要,广搜确证,一为证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清朝档案长期以来或密藏深宫,或储有司衙门。清朝灭亡,大内档案流散社会,方引起学界重视。时人将其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视为20世纪初中国史料三大发现之一。这些文献体现了清朝实现国家之大一统后组成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察哈台文等等之文书,构成了清代文献的组成部分,也使得清代文献档案十分丰富和多彩。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来源。此次新修清史由多种题材互相配合,是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大部类组成的新综合体。其中,通纪写出清代历史演进的总相,典志、传记则记述典章制度和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历史舞台上人的活动;史表谱列年爵;图录收录珍贵的历史地图、清代绘画作品、文物图片和历史照片,为史学著作增加形象性和直观性。以上每一体裁都各尽其用,可以为丰富、科学的内容提供合理和完善的载体,保证《清史》修成一部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传世之作。



  7月25日下午,任万平副院长在宝蕴楼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状元之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与启示》。她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通过公平考试择优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始于隋大业元年(605),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清朝从顺治二年(1645)举行第一次考试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一共举办112次考试,其具体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试帖诗、《圣谕广训》等,考试作文用八股文,所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不许自由发挥。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前十名由皇帝钦定名次,殿试后三五日则举行传胪典礼。其时贡士穿礼服戴礼冠,排列在王公百官之后,皇帝御太和殿,读卷等官行三跪九叩礼,手捧金榜。鸿胪寺官引导贡士就位,跪听传制。除了文科之外,还有为选拔军事人才而设置的武科,又称武举,以武功为考试内容,也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清科举制度曾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不同阶层与行业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它从早期的一种先进制度,发展到清后期却成为一种没落的制度。因其不能顺应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大势,仍旧引导人们机械地背诵四书五经,阻碍了社会进步,害民误国,最终废除。



  7月25日晚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教授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明代宦官与佛教》。他认为,从奴隶社会开始,国王、奴隶主为了维持宗法制以及血统继承和生活安全,迫切需要体力及武力胜过妇女、又不会与妇女发生不洁关系的奴隶,于是宦官制度就应运而生。直到明朝建立,宫廷事务便全用宦官,但鉴于历史上宦官干政之乱,明太祖便对宦官做出种种限制。明朝的宦官也如皇帝、官员、百姓一般崇奉佛教,甚至比一般人更为崇奉,对明朝时期的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宦官人数庞大,洪武时期,人数不过百人,嘉靖到万历年间宦官人数成倍膨胀。明朝宦官干政的表现是多方面,其中主要表现在架空内阁,以及操控厂卫,始终在政治舞台占据重要的地位,不可避免的变成皇帝之下最有权势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横政暴敛,巧取豪夺,通过偷盗侵吞、贪污受贿以及皇帝赏赐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都为宦官崇奉佛教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也只是代表宦官的中、上层。宦官通过向佛教寺院布施、礼敬、皈依僧人以及修建佛教寺院的表现,说明了明朝时期宦官崇奉佛教至极,修建的佛寺数量远过于皇家数量,并且怂恿皇帝违制度僧建寺,引诱皇帝崇奉佛教。这也是因为明朝社会生产力低下,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痛苦和不幸,从而依托佛教,这是一主要原因。也有宦官因个人苦难史,辛酸史,迫使了宦官到佛教中寻找解脱,追求来世幸福,这也是原因之一。



  7月26日上午,冯乃恩副院长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数字故宫未来之路的思考》。他认为,随着博物馆定义和作用的演进以及新技术的发展,博物馆越来越普遍地引入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业务中。数字故宫是以数字文物为基础,以信息化方式管理,以保存、展示、保护文化遗产和服务公众为目的,在坚持以内容为主的理念背景下,则是要从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融合,多学科融合,互联网融合。同时,数字故宫必须主动探求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未来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全互联网为载体,实现博物馆藏品研究,保管,修复,展示和观众管理的全智能化。数字故宫品牌确立后,要做好两方面转化。一是以其活态性,无处不在性和世界语言,从故宫文化,中华文明的单向解读,向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文明互鉴与传统文明当代再创造转化;二是以公益服务为根基,探索数字故宫生活化,产业化。



  7月28日上午,我所王军副所长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紫禁城时空格局探源》。他认为,《周礼•考公记》的立表测影之法中,“槷”与“规”共同组成了“中”字之形,正是汉语“中”字所象之形,这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明清北京城之卯酉线,即日坛与月坛连接线,正与春分、秋分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南北轴线(子午线)与卯酉线交会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南北轴线(子午线)与卯酉相交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象征三大殿乃立表之位,正与太和殿“建极绥猷”匾、中和殿“允执厥中”匾、保和殿“皇建有极”匾真义一致,这也表现了立表正位定时是建立最高原则的根本。子午线之确定乃观测前提,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字型建筑与城市布局。当北极星绕北极子时行子,卯时行卯,午时行午,酉时行酉,方位与时间密合无间,由此规划的璇玑中心,在中国原始宗教观中,乃上帝常居必与之对应。天地之中、居中而治之观念由此产生。明清北京城南北轴线与日、月坛之卯酉线于三大殿相交,彰显其居中而治。此种空间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观测体系,正是中华先人创立农业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同时也由此而生出敬天信仰,对中国建筑与城市布局产生深刻影响,法天象地,与自然环境整体生出的营造观念由是,这在北京古代空间环境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7月28日下午,我院陈丽华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故宫藏金属胎珐琅器鉴赏》。她认为,珐琅是外来工艺品的音译,是以矿物质按比例混合,与各种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材料,在依不同做法绘于金属胎上烘烤成色彩缤纷,莹润华贵的珐琅制品。以金属为胎的珐琅工艺,依其制作方法和工艺特点,主要可将其分为掐丝珐琅和画法珐琅两大类,此外还有包括錾胎珐琅以及后起的透明珐琅在内的几种做法。中国的珐琅工艺,都是元代以后先后由西方传入的外来技术,首先传来中国的珐琅技术是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不过都很快为中国工匠所接受,并融合本民族风格,成为明清两代新兴的工艺品种。阿拉伯地区的掐丝珐琅能东来中国,应与蒙古军西征战事有关。具有铭款的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最早是宣德、景泰、嘉靖、万历三朝,从这些珐琅制品不难看出,珐琅器的生产得到了皇家的重视,而且制作已成规模,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雍正时期画珐琅的技术益加成熟,而乾隆时期相比于康熙、雍正两朝基础上更具创新和突破,且需求极大,便要求粤海关和两淮盐政等承包制作。直到道光时期,珐琅生产几乎停顿。元代珐琅工艺色泽润亮,具有半透明玻璃质感,造型与图案多为中国传统工艺形式,简单质朴,形制稳重。明代宣德款,珐琅鲜艳胜过以前,嘉靖时期掐丝细致,釉色明快,纹饰飘逸,云龙飞凤具有鲜明特点,万历落款形式最具特点。清朝时期纹饰图案多单线勾勒花纹轮廓,掐丝纤细均匀,流畅秀气,乾隆时期的珐琅器款识风格多样。装饰手法繁缛华丽,题材不拘一格,制作技艺精湛,此时对于珐琅技术的最大成就就是对大型器物的烧造,但嘉庆至清末时期不管其纹饰还是艺术性都无法于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相媲美。



  7月29日上午,研究室王素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略谈<兰亭集序>书法的渊源和影响》。他认为,《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其真伪之争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公案”。《兰亭》真伪之争大约最早始于南宋,如王铚,姜夔均曾质疑,而最著名的《兰亭真伪之争》,还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发生的“兰亭论辩”,其始于1965年6月。是由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开启序幕的,其争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当时是否存在《兰亭》这类行书的问题,然根据出土的简读书法探究,孙吴谢达行书木牍。西晋行书三残纸,前凉李柏行书书稿,直到东晋王羲之的行书《兰亭集序》,也都是书札。从东吴晚期行书草创,到东晋中期王羲之的行书《兰亭集序》行书的草创,发展的脉络一环扣一环,证据链十分完整和十分清楚,因此“兰亭论辩”争论当时是否存在《兰亭》这类行书的问题,应该不成其问题。而这种真伪之争,发展到清代,蜕变成为了重碑轻帖的碑、帖之争。在此影响之下,自清末至当下,所谓“兰亭论辨”,实质也都成为了碑帖之辨,在以碑证帖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碑学与帖学属于两种风格和两个系统,二者各擅胜场和各有千秋,从来就没有可比性。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正确认识,给“兰亭论辨”画句号的日子才真正不远了。



  7月29日下午,研究室杨晶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古玉赏析—以故宫藏玉为中心》。她认为,所谓古玉,一般泛指史前到清末的玉器,也就是古代玉器的范围,通常是指民国时期之前的玉器。古玉的来源有两方面:出土品和传世品。一般从器型、纹样、工艺、玉材、沁色和痕迹来辨识,玉器鉴别应从总体上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进行权衡为宜,不可一叶障目。史前时期玉器距今一万年前,具有产地分布的广泛性、玉材种类的多样性和用玉人群的复杂性的特点。夏商时期玉器以二里头文化玉器为代表。而商代玉器种类颇丰,有礼器、仪仗(武器、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和杂器七类,在造型上虽仍以几何形体为主,但像生类渐趋增加,还出现了圆雕和仿青铜器的玉容器;至西周时期,玉器种类有仪仗用器(武器)、佩饰和葬玉(专门为下葬而制作的玉器)三大类,其中戈、戚、等仪仗用器呈现日趋减少的态势,而璜、玦和各种象生形佩饰则愈来愈流行。造型以薄片状为主,装饰手法多用一面坡或一面坡配单阴线,有着简洁、明快、潇酒、飘逸的美感,与商殷玉器的庄严敦厚的艺术风格相比,呈现出轻盈清奇的艺术格调。从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来看,史前时期的玉器主要功能是作为沟通天地神灵的特殊器具而存在;夏商时期的玉器主要功能是作为象征权威神力的仪仗武器而存在;西周时期的玉器主要功能作为标识身份高低贵贱的佩饰而存在。



  7月30日上午,我院故宫研究院郑欣淼院长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故宫何以为学》。他认为,故宫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独立的、明确的研究对象,这一对象就是故宫实体。故宫的“实体”是现实背后的基础性、本原性的东西,是独立不变的实在。故宫文化作为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文化的“大传统”性质,宫廷收藏品的无与伦比及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都使故宫及其藏品具有唯一性或经典性的特征。从政治上讲,故宫即是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是一个政治符号。而宫廷即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艺术品的中心,有着大量珍贵的文物收藏。一般来说,这些收藏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清宫旧藏无比丰富精美,具有品级上、品类上、数量上的优势。故宫文化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文化;故宫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故宫文化也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各名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故宫文化还有学术性特点。基于对故宫是个文化整体的认识,故宫学的学术概念才得以形成并提出。故宫文化是有生命的活的的文化,故宫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故宫的建筑、文物藏品与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决定了故宫学研究中的综合性特点,即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故宫学关于打破学科界限的要求正是帮助研究者总结实践经验、提高理论认识的基本方法,它将开拓人们对单体文物研究的思路进入哲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强调联系与发展,进入美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导向审美与评赏,进入历史化的思维方式即注重社会与背景,并且扩展到对其他学科的认识。



  7月30日下午,王亚民副院长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展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故宫博物院展览面面观》。他认为, 故宫是中华民族5000千文明的随影,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在保护、管理的同时,要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让人们通过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的住文化根脉。展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要走进人民,切近生活。展览反映文物,不是通过概念对文物进行简单摆放,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节、画面、图像,尤其是情感等进行艺术再现。展览还应该有开放、交流与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要全力打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传播的展览品牌。故宫的展览,应该充分利用故宫的皇家建筑资源、文化资源、文物资源,提高展览水平,提升展览品质,从展览的形式上形成故宫博物院特有的文化语言、设计语言、色彩语言、空间语言;以及注重传播手段的创新,结合现代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创新方法、拓展途径,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综合性、立体性的传播,全方位向社会大众讲述“故宫故事”。



  7月31日上午,我院李文儒研究馆员在宝蕴楼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故宫文化的现代转化》。他认为,故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不都包括在故宫文化里,但故宫文化无疑是帝制时代的核心文化、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故宫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理念而不是以传统观念看到故宫文化和传统文化。过去的皇宫已经转化为现在的博物馆,传统帝制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是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帝制文化的“标本”,而不是让人们崇拜皇权“明君”的“圣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世界问题。经过漫长历史淘汰遗留至今的“文物”承载着既丰富复杂又难以言说的信息。博物馆人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挑战,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大红大紫的当下,在追逐权力财富、拜权拜物拜宝、鉴宝藏宝国宝泛滥的当下,博物馆人面对如何坚守博物馆伦理、博物馆文化价值、博物馆文化自觉、博物馆文化传播价值导向的种种挑战。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建设先进文化为方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新辉煌为目标对待故宫文化,传统文化。



  7月31日下午,我院张志合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内在行为和外在行为的规定性,我国的文化首先就是由文字构成,由文字形成语言,用语言承载我们的思想。中华文化在传统社会留下来大量的著作,承载着文明,而文化又规定着我们的生活。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浪淘沙,过时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历久弥新,越来越有活力,为我们提供智慧,提供精神食粮,我们要从这里面去汲取营养,为我们的新时代,新的生活,提供更好地支持,这就是文化。现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化分为四大板块,即中华文化,欧洲文化,中东文化和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以我们中国人所生活的这个区域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国家,他们都受中华文化影响,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在某些方面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圈。我国的历史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思想文化,是哲学层面的东西;二是管理文化,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三是物态文化,即衣食住行的安排。



  7月31日晚上,我所李文君副所长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紫禁城匾联概述》。他认为,正大光明匾额,是顺治皇帝的御笔,这也是目前紫禁城中现存的惟一一块顺治御笔匾额。匾额的具体题写时间,因相关文献缺乏,现在还不能判断。现存的正大光明匾,是嘉庆二年(1797)重修乾清宫时,由太上皇乾隆按顺治御笔原样摹拓的,匾右侧的小字首款说:“皇考世祖章皇帝御笔书‘正大光明’四字,结构苍秀,超越古今,仰见圣神文武,精一执中,发于挥毫之间,光昭日月,诚足媲美心传。朕罔不时为钦若,敬摹勒石,垂诸永久,为子孙万世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钤阳文“广运之宝”。匾左侧的小字尾款曰:“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御书匾额,四字传心,一中法守,义足以括典谟。皇族圣祖仁皇帝恭摹上石,迹藏御书处,兹法宫重建,敬谨摹拓,恭揭楹端,对越羹墙,用昭示万叶云仍,其钦承无斁。乾隆六十二年孟冬月恭跋。” 钤阳文“太上皇帝之宝”。据前后两段跋文可知,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康熙帝亲笔摹写了顺治御书“正大光明”四字,加跋语后,将其摹勒上石保存。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遭丙丁之厄,顺治的御笔匾额也随之一并焚毁。幸好有康熙摹写的副本藏在御书处,据康熙摹本,太上皇乾隆才得以恢复了正大光明匾的原貌。到雍正朝时,正大光明匾的重要性提升了,这与秘密立储制度的正式确立有关。另在清代的皇家宫苑中,除乾清宫顺治的这方正大光明匾之外,还有其他五方正大光明匾,分别是:景山观德殿康熙题正大光明匾,圆明园正殿雍正题正大光明匾,避暑山庄勤政殿、盛京崇政殿乾隆题正大光明匾,紫禁城养心殿咸丰题正大光明匾。这些正大光明匾,统统悬挂在宫苑里最主要的政务活动场所。题写这些御笔匾额时,清帝都有明确的政治寓意与抱负,一面是继承祖训家法,一面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张本。小小的一方匾额,其承载范围已远远超过自身,成为清帝们彰显王化、寄情寓兴的最佳选择。



  8月1日上午,我院晋宏逵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明代官式建筑特征》。他认为,官式建筑是相对于地方建筑和民间建筑而言的。明所继承的主要是南宋以来的江浙文化传统,形成了明初的南京官式。永乐建北京宫殿,南京官式遂北传而成为北京的明官式。这是继隋唐初、北宋初的南方建筑第三次北传,形成一代新风,而北方金元建筑中的北宋官式遗风也从此在官式中消失。这一现象的证据是明代建筑中普遍使用顺栿串,以后易名为随梁枋或跨空枋。而其结果,使柱梁的联系得到大大加强,于是斗拱体量大大缩小,平身科攒数成倍增加,斗口为模数的新模数制形成。宋、元以前的中国古建筑设计施工采用“以材为祖”的八等材材份模数制,到明代转变为以斗口宽为模数的斗口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也成为明代木结构官式建筑的根本特征。明代建筑网布置规整严谨;还有少量“减柱造”的平面布置方法。明代建筑檐柱与金柱还存在生起和“向心”的侧脚两种传统做法,生起和侧脚尺寸取值一般较宋、元为小。明清两代的平身科斗拱较之宋元骤然増多,又由于斗拱用材尺寸的大幅度减小,斗拱对于建筑构架的力学作用较之以前发生了重大変化。



  8月1日下午,单霁翔院长在院报告厅为全体学员讲解《坚持文化自信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守望者》。他认为,2020年对于故宫和故宫博物院来说极具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他运用详实的案例、数据,展示数百张珍贵历史图片,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沿革、珍藏文物、古建筑修缮、“平安故宫”工程等内容。同时,单院长认为,目前故宫博物院还在不断开辟新的展厅,增加展示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展览效果;开放区域不断扩大,观众服务水平也要随之提升,信息传递更要及时、有效,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故宫博物院的各项服务信息和工作进展;不断推出的App应用,也是“数字故宫”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也是文化研究机构,并于2013年成立了故宫学院;故宫文化的传播仅靠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因此故宫博物院注重强强联合,寻求多元合作伙伴,不断把世界各国博物馆的优秀展览引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丰富多彩的展览也经常走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他希望经过努力,在两年之后,紫禁城的600岁生日之时,故宫古建筑整体保护修缮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双双竣工,实现“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8月2日上午,我院王连起研究馆员在科研处会议室为全体学员讲解《古书画鉴定问题综述》。他认为,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只有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书画鉴定——识真,才能辨伪。辨伪的基础是识真。辨伪的过程是对各种作伪手段的准确认识。辩伪要有严格谨慎的态度。张珩先生曾讲过:“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必须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必须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有了真的作样板,才可以比较出假的所以假。徐邦达先生没有具体讲识真和辨伪哪个更重要,但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第一章“总论”之后,特辟一章,“各时代重要的书画家和作品简述”,实际上就是讲书法史和绘画史,并通过作品分析时代的艺术风格和每位书画家个人的艺术风格特征,让人面对所见书画时,记忆中即脑子里有相对作者作品面貌的样板,其书法和绘画史的认知是放在开始进行鉴定工作的面前的。因此,徐先生是“识真才能辨伪”论者。



  结业仪式上,院纪委书记朱鸿文做了简要发言。她肯定了这届讲习班取得的各项成果,鼓励参加讲习班的高校教师们把故宫学术和文化带回家,加强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交流合作,为推进故宫学学术进步贡献力量。朱鸿文与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一并为讲习班颁发结业证书。
为表达在此次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获得的硕果及对主办方的感激之情,本期全体学员还制作了“悉心呵护大美紫禁城,代代相传广博故宫学”的锦旗赠送主办方。



  我院成功举办第七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对于加强我院与国内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我院的学术影响力和故宫文化的宣传、推动故宫学的研究和发展将进一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

图书馆

视听馆

视听馆

故宫旗舰店

故宫旗舰店

全景故宫

全景故宫

v故宫

v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