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祖四年（前200年），萧何在未央宫正殿北（今西安市未央区柯家寨村西）建造国家藏书机构，以收藏入关所得秦之律令、图籍。其下砌石为渠以导水，因称“石渠阁”。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太子太傅萧望之，诸儒韦玄成、施雠、梁丘临、戴圣、刘向等，于阁内讲五经异同，增立博士。至成帝时藏秘书于此。此后，“石渠”便成为皇家收藏图书典籍之所的专称。
2015年6月17日，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馆员在院第二会议室作了题为《四川石渠县吐蕃时期石刻群调查新发现》的学术报告，来自院内宫廷部、器物部、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及其他北京市文博单位30余人旁听了讲座。
罗文华，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先后受邀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藏学及佛学系、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法国科学院汉学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德国马普研究所做研究访问。2005年来，在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甘肃永登地区、西藏地区主持和参与了汉藏佛教美术田野调查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精通藏文、梵文、满文，将文献研究、故宫藏品研究和田野工作紧密结合，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先后发表论文近70篇，出版有《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龙袍与袈裟 : 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等5部专著。
自上世纪初在石渠县境内洛须镇附近发现照阿拉姆石刻造像以来，这一地区吐蕃时期遗迹的调查一直未有重大进展。2010——2013年经过故宫博物院和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有多处重要的藏文题记。此发现成果被评选为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由于这个新发现牵涉到诸多问题，如古藏文、古代交通、古代宗教史、古代美术史以及古代政治军事关系等，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的问题多，得出的结论少，因此讲座主要是汇报这次发现的具体情况，对现有的初步结论作一介绍。
四川省石渠县位于青海、四川、西藏三省交通要冲地区，也是吐蕃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所覆盖的地区。此区域内陆续发现有3处早期石刻群遗存，包括须巴神山石刻群（13幅）、白马神山石刻群（3幅）、烟角村石刻（1幅），共计石刻17幅。罗文华研究员从图像的题材、内容及风格特点等方面对此次发现的石刻进行逐幅分析介绍，并结合唐卡和文献资料，明确图像的主题和意义。
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发现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于“须巴神山石刻群有丰富的古藏文题记，能够准确断代”，罗文华研究馆员如是说。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很少有明确的纪年信息，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804年）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806年）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而须巴神山石刻群带有断代信息的古藏文题记，不仅为这一点的摩崖石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年代判断，即八世纪中后期，同时也可以通过艺术风格和图像特征来推断这一线，乃至整个金沙江流域所发现的摩崖造像的基本年代范围大致在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
而在唐蕃古道的支线的问题上，过去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始终锁定于金沙江流域与唐蕃古道的关系。此次发现再次强化了金沙江东畔洛须镇在唐蕃交流中的重要性，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摩崖石刻群的发现更是将这条路线的方向指向雅砻江上游，这是此前学术界从来未曾论述过的。目前，由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尚不充分，不能证实这条路线有无可能是唐蕃官道主干道之一，但是从大量摩崖石刻存在于石渠，几乎可以判定从洛须渡过金沙江，向东到达雅砻江上游，向西北方向与唐蕃官道相接的路线至少是当时较为常用的一条通道。未来如果能围绕着长江干马乡往雅砻江上游西北方向以及雅砻江河谷向南两个方向进一步开展考古调查，并有所发现，则很有可能最后判定这条路线的真正走向及其与唐蕃古道的关系。
在现场提问环节，听众表现十分活跃，从摩崖石刻线描图的具体描绘问题到造像风格背后的工匠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其中，有观众提到除美术史研究的图像学、传统的风格学研究方法以外，是否可以在藏传佛教研究中应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罗文华研究馆员回答道：此次发现的造像年代集中，各方面的特征，比如莲瓣、服饰等等在短时间内没有明显的变化痕迹，因此考古类型学的使用有局限性。如果是面对从7世纪到9世纪这么长时间跨区域的大量可比较的材料，而且有相对清晰的比较点的话，可以考虑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再者藏传佛教，尤其是摩崖石刻、壁画，类型学和图像学区别不大，而且图像学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更为实用。因为藏传佛教的图像非常严谨，能够根据一个特征判断图像身份。这点从唐代一直到今天的藏传佛教几乎都是如此。而类型学需要有一定的地域和空间差距才能发挥作用，要谈到类型学就要通过不同的点，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演化过程，这在藏传佛教里面使用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目前来看，在藏传佛教的研究中图像学结合艺术风格的方法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