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属于社会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暨《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首发式于2016年9月21日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敬胜斋举行。会议由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故宫出版社共同主办。
张忠培先生曾这样评价梁思永先生，他说“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本次活动伊始，张忠培先生首先作了发言。
张忠培先生曾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肇始期、以梁思永为代表的形成期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成熟期。他认为，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成为中国考古学，梁先生是重要的奠基人。张先生指出，学习梁思永先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利用国外的理论方法视角思考中国的问题，要走中国实际的道路。同时，又不能走教条主义的道路，不能忽略中国考古学的材料去学习外国考古学理论。坚持走梁先生的道路，就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道路，把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张先生也将《思文永在》这本书推荐给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向梁思永先生学习。
单霁翔院长指出，张先生的发言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使我们深受启发。从安特生到梁思永再到苏秉琦，中国考古学走出了一条独立的、系统的考古学研究道路，这也为中国其他学科如何走中国特色道路提供了一个样本。梁思永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坚持走实事求是的道路。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今天我们纪念梁思永先生，一定要强调现实意义。为何在客观条件较好的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反而比那个年代更加浮躁了？我们应该学习梁思永先生的境界，学习他为了学术发展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要把梁思永先生的精神继承下来，传播出去。
张忠培先生对于中国考古学、综合性博物馆的发展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面貌均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故宫研究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又是第一个成立的研究所。现在，故宫内的动土工程必须经过考古勘查，我们也因此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同样地，对于古建修缮，我们也改变了工作方式，走故宫特色的道路，让建筑考古、古建学术研究走在修缮的前面。对于可移动文物的修复也是如此，文物修复不再是“修复厂”式的修复，而是“全面体检”式的合作研究修复。如此，文物才有了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巩文代王巍所长、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以及《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一书的作者梁柏有分别发言。梁柏有先生表示，通过写这本书，希望让大家了解到梁思永先生短暂的一生。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努力的人们，同时感谢故宫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首发式过后，是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
座谈会上，二十余位考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相继发言，大家共同追忆梁思永先生、学习探讨先生的思想与理论。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院长杭侃谈到，一切学术史都是思想史。阅读著作，要学习梁思永先生的思想。
新华社国际部高级记者，同时也是梁思成女儿的梁再冰先生回忆起梁思永先生考察昂昂溪遗址，是在东北非常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去进行调查发掘。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她看到了吃苦耐劳、拼搏、奋斗的精神。读这部著作，使她真正更加了解梁思永先生在考古学上的贡献。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柴晓明主任认为梁先生的精神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水下中心的工作，也需要这样的精神。
中央美院的彭鸿远教授从家史的角度回顾了梁先生及家人的往事。彭教授与本书的作者及书籍出版均颇有渊源，也为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认为《思文永在》极具可读性。他表示，梁思永先生在后岗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梁先生的后人讲述了梁先生的精神品质，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并应该传递给下一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指出，梁先生的地层学思想并不简单，是在多次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梁先生提出的三叠层关注了包含物，将地层学理论化。提及现实意义，他认为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科技手段，应该更加沉稳的去研究、思索关于地层学与类型学这类基础理论，将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传承发扬下去。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巩文、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黑龙江考古研究所张伟、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曹劲、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杨林、江苏省考古所张雪菲、山西省考古所田建文、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超、辽宁考古所李新全、浙江省考古所郑建明、四川省考古所万娇、贵州省考古所张合荣、广东省考古所韩维荣、南京市考古所祁海宁、良渚博物院马东峰分别进行了发言。专家学者们均对梁先生地层学、类型学的理论与精神进行了回顾，结合本地的相关考古工作，表示应该学习梁思永先生的精神，继承梁先生的理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去做工作。
座谈会最后，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从学业、学风、学史几个角度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先生们的价值更加显现。时代不同，我们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充足的资金和更高级的科技手段。但是我们仍然要脚踏实地，关注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不忘初心，努力使中国考古学走出苏秉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