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看多民族交流与交融——以罗汉唐卡为例
——“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系列讲座第七讲

时间:2023-07-11

2023年6月30日上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在故宫博物院作了题为“从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看多民族交流与交融——以罗汉唐卡为例”的专题学术讲座。张长虹老师本硕博均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6-2021年6月曾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现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藏学学刊》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西藏考古与艺术、藏传佛教文物、西藏石窟考古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讲人张长虹老师


该讲座为“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系列讲座第七讲。讲座由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研究馆员严勇老师主持,故宫博物院主办,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和宣传教育部联合承办,旭日慈善基金特别支持。讲座在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数字所演播厅)举行,来自院内外50余名听众现场聆听了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从汉藏罗汉的位号与图像、清宫收藏的不同传统的罗汉唐卡与汉藏罗汉画以及乾隆皇帝重新钦定的罗汉位号等问题入手,对汉藏佛教文化中都非常流行的罗汉这一艺术题材进行了讲解。


讲座现场


主持人严勇老师


罗汉、阿罗汉是梵文“arhat”的音译,意为应供,藏文对译为 “dgra bcom pa”。藏文中称为“gnas brtan”,意为坚固安住,对应梵文为“sthavira”,可译作“尊者”。罗汉信仰在汉地的真正弘传始于唐代玄奘翻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其中所记载的十六尊者的名号沿用至今。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载,大约公元10世纪上半叶,鲁梅仲群访问汉地时看到了十六罗汉的塑像,照此绘制了十六罗汉的唐卡,此外还绘了释迦牟尼和达摩多罗的唐卡,总计十八幅,将他们带回了西藏的叶尔巴寺,激发了此后藏地罗汉造像和绘画的创作。公元11世纪,来自印度的大师阿底峡将罗汉的观修实践和礼拜仪轨传给了随他进藏的三位弟子之一,后来在纳塘寺传承了下来。纳塘寺第七任座主钦·南喀扎作了数部关于十六罗汉的重要供养仪轨文献,甚至纳塘寺的历任座主也被看成是十六罗汉的化身。格鲁派继承并发扬了噶当派传继的十六罗汉修法传统,五世达赖喇嘛甚至将自己也纳入到了这个传承序列中去。清代皇室尊奉格鲁派,罗汉信仰也进入宫廷,在清宫佛日楼二楼和宝相楼均主供有罗汉唐卡。乾隆皇帝的国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对庞杂的藏传佛教神系进行整理,其中就包括十六罗汉和达摩多罗、布袋和尚的组合,但这一组合中十六罗汉的名号和座次不同于玄奘所译的《法住记》,而是源自喀且班钦释迦室利跋陀罗的《尊者礼供和仪轨略摄》,每位罗汉各自执持不同的法物,有着固定的图像学特征,身份容易辨识。汉传佛教传统中的罗汉由于经典所记“现种种形、蔽隐圣仪”一般没有固定的图像学特征,除非有榜题,否则难以辨识每一尊的身份。汉、藏传统中的罗汉的出场顺序完全不同,但译名大多相同,仅有少数几个不同,不过常被混淆,如苏频陀和戍博迦,在不少著作和图录中,本应为戍博迦(sbed byed)的被误认为是苏频陀,苏频陀应对应于章嘉国师《诸佛菩萨圣像赞》中的阿秘特(Abheda)。有鉴于此,张老师综合玄奘和章嘉国师的译名,提出了一套在面对藏式罗汉时应当使用的汉译名。


清宫收藏有数十套不同传统的罗汉唐卡和汉藏罗汉画。西藏呈进的罗汉唐卡风格上不完全相同,但均能看出明显的汉地影响,但在图像上均遵循的是藏地的图像传统。


尊者迦诺迦伐蹉


尊者迦諾迦跋罗墮闍


尊者巴古拉、注荼半托迦、半托迦、戍博迦


清宫中正殿画佛喇嘛所画的罗汉唐卡,画面饱满,有些还附有乾隆帝御制罗汉赞。张长虹老师重点介绍了乾隆五十五年、六十年中正殿画佛喇嘛绘制的罗汉唐卡。


尊者伐那婆斯


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姚文瀚、庄豫德等也创作了不少罗汉绘画,既有仿汉地贯休式罗汉画,也有藏式罗汉画。


丁观鹏创作的藏式和贯休式罗汉画之喇乎拉(罗怙罗)尊者


乾隆皇帝酷爱罗汉画,对罗汉的位号进行了重新定名、排座次,并将之镌刻、缮写于清宫大量的罗汉题材文物上。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第七和第八尊者名号错置以及最后第十七、十八两位的身份不定、反复更换的情况。不仅如此,大约在乾隆五十二年左右(1787),乾隆皇帝又对自己早年钦定的名号不满意,又进行了修订,导致各种版本御制文中罗汉的名号不一,诸本之间多达70多处的歧异,约40处与罗汉尊号有关,不过题写在文物上的则没有更改,因此据此可作为一个相关文物相对年代判断的参考依据。


丁观鹏绘十六罗汉画上乾隆帝钦定的罗汉位号


本应为第七尊者嘎纳嘎巴萨(迦诺迦伐蹉)的被误定为第八尊者


乾隆帝对罗汉定名


最后,张老师又对汉藏罗汉组合中的最后两位进行了讨论。自元代以后,汉地罗汉组合中一般加入降龙和伏虎构成十八罗汉组合。藏地至迟在17世纪时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成为罗汉组合中的最后两位。不过乾隆皇帝在统合汉藏罗汉传统时,欲以一套统一的定名来使两者相互对应,由此产生了反复纠结和多次更改,造成混乱,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尽管尊崇藏传佛教,但对其影响至为深刻、深植于心的仍是汉地佛教的影响,因此坚持要将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对应于降龙和伏虎。


姚文瀚画藏式十八罗汉画上汉藏题名不对应


听众提问


讲座最后,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研究馆员严勇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高度肯定了讲座的学术价值,通过运用图像学的方法、文献和文物相对照,对汉藏传统中的罗汉图像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不仅指出了今人的谬译,还找到了乾隆皇帝的失误,这背后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宽阔的学识视野,从清宫罗汉唐卡这一题材切入很好地揭示了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与本院正在进行的展览主题亦十分契合。在观众互动环节,张老师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讲座持续一个半小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热心的听众久久不愿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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