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紫禁论学”以故宫学术为平台，汇聚各路专家学者，就故宫某一领域中的学术成果或新的学术观点进行探讨，各抒己见，既遍游广大宽宏的领域，又深入到精妙细微之处，温故知新，敦厚崇道。
1月24日下午，紫禁论学第二期“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延续第一期“香雪与乾隆”的热潮，在研究室资料室顺利举办。王军、章宏伟、王子林、张淑娴、李文君、周乾、徐斌等主谈。来自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展览部、宣传教育部等院内多个部门的青年业务人员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两位嘉宾到场参与。本次活动由故宫研究院主办，研究室资料组承办，研究室主任王子林研究馆员主持。
首先，王子林简要介绍了本期紫禁论学讨论的主题——王军研究馆员最新力作《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以下简称《尧风舜雨》）。本书对元大都规划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鼓楼、钟楼等地理位置的确定，将元大都上升到文化层面，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与以往建筑史和城市规划史著作最大的不同。本书通过论证元大都规划为探索中国古代营建制度的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案例。本期“紫禁论学”将围绕王军老师《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这本书展开学术对话和讨论，下面先请王军老师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内容、研究方法及学术观点。
王军研究馆员分享了《尧风舜雨》一书的著述历程和创作感悟并就新书做了介绍，他介绍说《尧风舜雨》分甲、乙两篇和余论三个部分。甲篇是“齐政楼名称方位考”，开篇是对元大都南北向的钟鼓楼布局进行分析，指出元大都城市规划所用的钟鼓楼制度，辨析学界的争论，提出齐政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其后，主要对《尚书•尧典》中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进行考证判别，解释了“齐七政”的天文学含义。紧接着，梳理了历代推演上元的情况，并着重阐述了历代以来的天命观与正统观，突出了齐政楼的重要历史意义。然后，通过爬梳《析津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考证齐政楼的方位，并对中心阁的建筑性质、万宁寺的变迁作了考察，得出齐政楼取象北极的结论。最后，对元大都中轴线东偏微旋作了研究，在明确了齐政楼、中心阁、中心台关系后，重申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重合的观点，并指出中轴线东偏居丙午之位，逆时针微旋有避四正之忌的原因，说明了元大都中轴线是天文、地理、人文叠加影响的结果。
乙篇为“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法式”。首先就古代造制度的思想内涵做了总体剖析，再通过月体纳甲的方法推导出了元大都规划中的健德门、安贞门取义“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并以两门为基点作一系列绘图，以说明元大都内乾坤交泰的格局。其后，对傅熹年先生指出的元大都存在的两种模数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易学与数理方面做考证。然后，重点阐述了6/7、9/7等比例关系在古建筑，尤其是紫禁城营建中的运用，并从数术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比例关系表达了“道生一”“天地之中”等文化含义。同时，对十一之数的应用，也作出了“天地之合”的解释。最后，将元大都的水系与星土分野结合，指出元大都包括明北京城的规划都是因循析木之次幽燕分野，体现了古代文化对天地和合的追求。
余论中，强调了古代中国不仅不因朝代更替而道统灭失，而且还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且不断发展壮大，其原因唯赖中国固有之文化制度的存继与传承。
王军研究馆员发言之后，各位主谈人纷纷围绕《尧风舜雨》一书及元大都营建的相关问题发表观点并进行热烈讨论。
章宏伟研究馆员首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本书尝试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崖山以后无中国”做出自己的回答。本书提出元大都规划思想根植于中国固有宇宙观与时空观，从此古代中国由文化“多元一体”走向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对齐政楼取义于尧舜禅让，忽必烈是尧舜的传人，元代与历朝历代一样都是中华正统的延续的论证意义非凡；此外，书中对天文历法、术数等具体问题的精细论述令人深受启发。他提出三点思考与王军先生讨论。第一，忽必烈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不会太早，应该有一个推进的过程。在元大都建造之初，忽必烈对汉文化接受度有限，甚至不懂汉语，他如何对儒家观点加以接受和推行？本书以“尧风舜雨”为名，值得再斟酌。关于正统论，元朝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中华正统自居。中国传统史学坚持“大一统”的主导思想。即使是分裂时期传统史家也不认为大一统受到破坏，而以正统代替大一统。政权的统一不复存在而文化、经济、观念的一统依然延续。正统观核心在于坚持天下一统的观念来看历史，把中国历史发展看做一个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文化超越种族，将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类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受到汉族士大夫的劝谏和影响，忽必烈尊重和欣赏中华文化，大力尊孔兴学、培养汉文化人才，但他对汉文化的接受有一个推进的过程。元大都的规划和建设之时，是忽必烈继位和迁都之初，他对儒家思想接受程度值得思考。联系以上认识，本书以《尧风舜雨》为名还应当琢磨。第二，元大都规划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证据不足。如今普遍认为元大都的规划依据了《周礼•考工记》。元代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统治前期，意识中缺乏“左祖右社”等汉文化的思想认识。因此认为元大都规划依据《周礼•考工记》是一种误读。第三，当下大家所使用的《元大都平面图》不可为据。例如，按照该图元大都城周大约两万八千六百米，折合约等于七十七到七十八元里，这是徐萍芳所测量的数字。然而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为抄录官方文献《经世大典》而来，其中明确记载大都城周六十里，与之不符。如何处理考古学的解释与历史文献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王子林研究馆员作了发言，刚才听了王军老师的介绍，以齐政楼为出发点，结合《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将元大都的研究引申到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上，旁征博引，为我们厘清了建筑背后的文化统绪，眼光独特，意义非凡，使我们受益匪浅，获益良多。接下来王子林谈了自己对齐政楼区域建筑布局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析津志》一记“钟楼，京师北省东，鼓楼北”，二记“齐政楼……北，钟楼”，三记“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使人们容易产生鼓楼就是齐政楼的认识。王子林认为元初鼓楼不是齐政楼，首先，《元一统志》记钟、鼓楼建于至元九年，具体位置不详，但没有提到齐政楼，也没说鼓楼就是齐政楼。25年后即大德元年鼓楼重建，也没提到齐政楼。鼓楼和齐政楼发生关系是在元末，出自《析津志》的记载。究竟是何原因让二者走到了一起呢？明初《图经志》的一则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称当时的鼓楼旧名齐政楼，也就是说齐政楼改名为鼓楼了，说明齐政楼和鼓楼不是同一座楼。其次，钟楼复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后毁于火，乾隆十年重建，乾隆称构用新制，俾规制与鼓楼相称，即改用砖石结构，在高度上保持与鼓楼一致，可知原钟楼的体量比现在的钟楼体量要小很多，特别是高度要低很多，从而证明元初鼓楼的体量根本没有现在鼓楼这么庞大。第三，钟鼓楼应该是东西相望的布局，以符合传统钟鼓楼的建置制度。元大都有三对钟楼和鼓楼，其中有两对位于元大内中，据《南村辍耕录》记载一在大明殿前，一在延春阁前，钟、鼓楼呈东西分布，这应该是一种固定的设置制度。北中书省东的钟楼和鼓楼布局，不可能超越大内规制，而变成南北对峙，而且还兼具齐七政的政治正统功能，所以它们也应该是东西分布。如果追溯到北宋，《事林广记》 “京阙之图”中的钟楼和鼓楼是建在文德殿外文德门内东西的，与中书省紧邻，以示宰相勤于政务。张宪《登齐政楼》提到“层楼拱立夹通衢”，据此鼓楼应在钟楼的西边即旧鼓楼大街的西边，一东一西，以形成夹通衢之势，并紧临中书省，以与宋代制度相同。第四，王锐英老师《元宋褧诗文赏鉴及对元大都中书北省即翰林国史院位置的推测》一文通过对供职于北中书省的宋褧的大量诗作的考证，认为北中书省位于凤池坊内北，与钟楼紧临。凤池代指宰相，所以北中书省位置的确定十分重要，故《析津志》有“至元四年，世祖皇帝筑新城，命太保刘秉忠辨方位，得省基”的记载。第五，李洧孙献《大都赋》有“都省应乎上台，枢府协乎魁躔”，北中书省与天上的文昌三台星对应，文昌是天庭的宰辅；枢府指大都府、巡察院、崇仁倒钞库等国家官署，“协乎魁躔”即与北斗之魁相连，也就是说大都府、巡察院、倒钞库对应斗杓，那么斗魁则应在齐政楼和钟楼等建筑处。在天空中，北斗之天枢星和天璇星，与文昌三台星相望，恰似齐政楼、钟楼与北中书省隔旧鼓楼大街相望一样，这才是刘秉忠辨方正位得省基的目的。所以这一区域的空间布局应是遵循了这样的天象。
周乾研究馆员认为，王军先生的著作通过论述元代的都城规划，及其过程中所体现的古代的礼制、天人合一理念、科学等，传达了本书的目的即希望古代建筑规划营建文化得以传承下去。本书不仅文献引用量大，一个重要的启发是其对传统文化的归纳论证。书中所论及的以元代都城规划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建筑营造理念、《周礼》、《周易》、“天人合一”思想、风水理念等都属于传统文化范畴。文化区别于科学和迷信，文化是主动的，通过一定的状态和行为让我们了解和解读历史，这也是今天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原因。本书中对古代皇权文化、星象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归纳，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宝贵参考资料。历朝历代以来，工匠通过口承制的方式流传下来很多建筑的口诀，其中所包含的建筑比例和数量体量充满了天人合一、等级礼制理念，并通过元大都为代表的都城的规划营建得以体现，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一直保留到现代社会。本书通过元大都讲述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是对古代科学、技术、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汇总和呈现。
张淑娴研究馆员接续周乾先生的话题发表观点，认为，元大都的规划源于精通汉文化的大臣，即经学；规划图的绘制由工匠设计师完成，为匠学，即王军所说经学与匠学的结合。此外，她赞同书中论述的中华传统文化纵向传承的脉络，认为元大都的设计遵循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大脉络，称为“尧风舜雨”并无不妥；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纵向传承同时也有横向发展，每一朝代都有发展变化。例如以往认为紫禁城规划参照了《周礼•考工记》，但除了“左祖右社”，紫禁城与《周礼•考工记》在其他方面并不十分符合。乾隆时期来自西洋的通景画、镜子等各种事物传入中国，使得室内设计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横向吸纳的过程。纵向的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不同历史时期又有自己的发展。文化纵横两个方向发展构成了文化的内涵。本书立足元大都，实际上也有着纵横的跨越。张淑娴还提出，希望王军老师未来能就元大都与明清紫禁城的关系进行梳理，发表更多精彩论著。
徐斌博士分享了阅读感想。她认为阅读本书最重要的收获在于研究思路的启发。空间科学是成熟较早的科学，延续时间长，在时代更迭中变化较小，王老师的研究提示我们跳出以同时代文献做同时代研究的思路，以前代或更早的文献材料来进行现代空间模式的研究和溯源。本书将元大都的建造与更早时期的尧、舜相联系，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到元大都的营造，提炼出一以贯之的空间模式，突破了一般思路，很有价值。同时她也提出，元大都缺乏考古实证，这是与之相关争论的主要来源；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人记载的文献也有差异性，这些共同造成了元大都讨论的丰富性。目前对元大都中轴线、南北边界等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在此基础上进行复原有一定难度。她提出几点思考：第一，本书的贡献在于通过文献和实地考证，把元大都钟楼、鼓楼、中书省、中心阁等重要的点都列了出来，很有说服力。但具体问题还有一些，如书中所绘制万宁寺的范围稍小，作为和太庙等同等级宗庙，万宁寺范围应该扩大。此外，书中所引用文献材料的细节也需要再斟酌等等。从元大都规划建造的轨迹来看，耶律楚材、郭守敬、刘秉忠等人有很大贡献，其中的汉化脉络非常明显。且三者的思想应有一定联系。第二，对元大都轴线北偏西“避让说”的思考。她提出对元大都轴线与金中都轴线关系、“避让说”出现时间与秦汉以后北极的变化关系等问题的思考。第三，“六比九”等数字比例如何在建筑规划中得以体现。探索古代建筑中的数字被赋予的内涵，应该如何把握好有一个度的问题。第四，元代社稷坛的修建比较晚，社稷坛是崔钰的建议，他的思想与元大都最初规划者刘秉忠的思想并不一致，修建者不能代表刘秉忠的思想。
李文君研究馆员就讨论的热点问题——忽必烈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学术界有“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专有名词，与忽必烈逐渐接受汉文化的认识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忽必烈由早年的相信汉法转到晚年的回归蒙古文化。对汉法的接受，源于忽必烈继位时借助了来自中原汉族力量的支持。由此可以认为，在建造元大都之时忽必烈是接受和相信汉法的。李文君认为本书通过对元大都的讨论解决了两个大问题，第一，回答了元朝是否为“正统”；第二，论证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建筑规划思想传承下来而没有中断。对重大问题的关照使得本书所承担的任务非常重，因而不能强求其对所有内容都全面涵盖。
最后，王子林对本期讨论做了总结。王军先生新著《尧风舜雨》一书眼光高远、内容充实、文献引证丰富。从《尧典》出发，对史料进行梳理，发掘文明的本质，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划思想，上升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思考。本次活动大家汇聚一堂，各抒己见，进行学术争锋，这本是学术最基本的常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学术的意义。本次讨论使我们有以下三点启发：第一，王军先生的书尝试通过解读元大都的规划思想，进而上升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我们要学习王老师学好经学和史学，通过这扇大门，可以打开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第二，研究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需要掌握天文学知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离不开天文知识。其中首先要了解星象，天空中包括三大星象空间，第一个空间是北极恒显圈，是不动的；第二个是二十八星宿轨迹，是运动的；第三个空间是金木水火土行星的运行空间。如何学习天文知识？一方面要学习《中国天文史》等天文学相关的著作、二十四史的《天文志》，熟悉天文图等，同时要结合实践，观察夜晚的星宿。如果对星象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扇大门将对你关闭，你可能是站在门外的。第三，对传统数字的掌握。王军的书中对中国传统数字的含义进行了解读和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本期学术争论，不仅加深了对元大都的认识，对明代北京城和紫禁城的研究也有帮助，希望下一期的论题也延续这种学术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