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  

       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陶瓷学专家，是集收藏、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是文物界、博物馆界的先辈之一。他毕生从事古代陶瓷及其它类工艺美术品的收藏和鉴定、研究工作，重点在古陶瓷方面。他名溢四海，在世时即被同仁们誉为“老法师”、“宣德大王”。
       孙老秉性豪爽，思想开明。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义卖了一批珍贵文物，所筹款悉数捐献国家。1956年，他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心切，毅然将其精心收藏的各类文物精品3,000余件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仅陶瓷一项，当时定为国家馆藏一级品的就有23件。这番爱国的惊世义举为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望尘莫及，孙老受到了国家的奖励与表彰，并作为文物界爱祖国、爱文化、爱文物的时代先驱之一而名传千古，永载史册。孙老捐献的陶瓷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其中有70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支援其它地区20个兄弟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了弘扬祖国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也有一些捐献品赠与了于我国友好的国家永为友谊的纪念。
       今年是孙瀛洲先生110周年诞辰，为纪念他对祖国文博事业无私的突出贡献，故宫博物院特从其捐献的2,000件陶瓷中选出250件出版大型图录，再从这250件中选出163件隆重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以飨社会各界读者和文物爱好者。
       对孙老探研历代古陶瓷之功力的验证，莫过于他捐献的陶瓷精品，而上述图录正是他捐献的2,000件陶瓷的珍品缩影，其中的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成化朝斗彩三秋杯等均为绝世佳品。其它明永乐、宣德、成化、弘历各朝乃至终明一代和清代历朝官窑瓷器也多为鲜见之物。孙老捐献的其它不同质料的工艺品（如犀角、竹、木、牙、玉石、图章、古玺之类等等尚有千件），有待于今后再行展出。
       孙老于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生前一直是王治秋局长、吴仲超院长的挚友，时相过从，情感甚笃。
       孙老不愧为近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首席先辈，其学识渊博，造诣高深，令人敬佩不已。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老已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能准确地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至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等朝的瓷器。例如，对宋代官、哥窑之鉴定，他仅用手指掐瓷器的圈足就可作出判定，令人钦佩折服。他对成化斗彩的鉴定亦十分独到。此外，他还一直关注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的珐琅彩瓷，并作过广泛而深入的收藏与研究。孙老毕生研究所写的一些遗作未曾发表，今将随之刊出面对读者。
       除对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征集外，孙老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毫不保守，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门生有幸于1936－1945年投师孙先生，学习陶瓷专业，获益良多；解放后又有10年时间（1956－1966年）得与孙先生共同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陶瓷，受益匪浅。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后，孙老对文博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鞠躬尽瘁。他不仅支持并参与征集文物若干万件，充实了故宫藏品，还带头对院旧藏文物一丝不苟地逐一甄别、鉴定，发掘了多件被湮没的珍品。工作实践中他为故宫博物院培养、提携了不少老、中、青年专业人员，如冯先铭、叶喆民二先生都曾受业于孙先生。几十年来其门生不知凡几，当中甚至包括一些国外学者，如英国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白兰士敦（A.D.Brankston），1936年初来中国时年纪尚轻，他就教于孙先生研究明初永乐、宣德朝青花与永乐的甜白釉瓷，回国后撰写的《明初景德镇瓷考》一文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看重。另有日本人山顺吉、法国人杜伯斯等都曾作过孙老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孙老对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兄弟博物馆也贡献良多。
       1956年始，孙老致力于陶瓷鉴定经验的理论总结，撰写了多篇阐述精辟的文物鉴定、辨伪论文，其中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的有：《试谈汝哥二窑》、《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器年款》；见于《文物》的有：《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明嘉靖青花鱼藻罐》、《瓷器辨伪举例》、《元明清瓷器鉴定》的上篇和续篇。对于明代成化等各朝瓷器的款识，孙老高度精练地总结出歌诀，对国内外陶瓷界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被广为引用，并辑入香港、台湾出版的丛书或大型图书中，万古流传。
       为铭记孙瀛洲先生对文物事业的贡献，北京市早已将他曾于1923年开设的“敦华斋”的店堂招牌作为老字号名店的标志高悬于琉璃厂文化厅中。原匾额系清末文人陈宝琛撰，现为赵朴老所书。
       故宫博物院在纪念孙老110周年诞辰之际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意义重大，又与《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同时开幕，相互辉映，传为巧合佳话。老师九泉有知，亦当深为慰藉。笔者作为从师学习廿载深受教益的门生，虽年已82岁，尚有机会能为先师110周年纪念的展览与出版图书尽绵薄之力，十分有幸。感念师恩，略辍数语，以慰师魂。

李辉柄  

       20世纪50年代，著名瓷器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把自己收藏的大量珍贵瓷器无偿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并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的鉴定、研究工作。
       作为中国传统工艺领域中的一门重大学科，古陶瓷的研究向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陶瓷研究仅停留在文献史料上，既不与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相联系，又没有把传世瓷器与墓葬发掘出土的瓷器年代相印证。瓷器年代的鉴定与窑口的划分是研究瓷器发展史的基础。
       在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一直是学术工作的重点。为了解决陶瓷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陶瓷研究的水平与鉴定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故宫博物院就确定了本院陶瓷研究的基本方针，并制定了一个长远的研究规划，即院陶瓷研究工作分宋代以前与明清瓷器两大段同时进行，既分工又合作。宋代以前的瓷器研究以我国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为首组成调查组，对全国南北各地的古代瓷窑遗址进行调查，以解决宋代以前瓷器的窑口即产地问题。明清瓷器的研究就以著名瓷器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为带头人组成鉴定组，对故宫博物院库藏约30余万件瓷器、特别是清宫旧藏的明清瓷器进行断代研究，以解决库藏瓷器的科学鉴定问题。
       明清瓷器的鉴定与宋代以前的是不同的，尽管绝大部分为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但其年代的鉴定相对来讲要比宋代以前的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特别是其中带纪年的更为罕见，所以不能作为我们断代的科学依据。明、清瓷器的造型也不象唐、宋以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固定的标准，再加上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都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相当繁杂，而且还因后代继承前代的制作而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因此，对明清瓷器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
       孙先生的陶瓷收藏中，除了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外，集中了大量的明清瓷器，特别是明代初期的青花瓷器，故有“宣德青花大王”之称。他多年来利用手中的收藏仔细研究，又以渊博的鉴定知识收集了大批罕见的珍品，所以孙先生经营文物并非只为盈利，更保障了大量珍品的收藏，其收藏亦非仅为敛聚，而是利用这些珍藏进行严谨的比较和研究。最后，孙瀛洲先生不仅把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瓷器等类收藏无偿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且带着丰富的鉴定经验积极地投入故宫博物院巨大的陶瓷“鉴定工程”中。
       在孙先生的指导和参与下，遵循他所倡导的科学排比的方法，陶瓷组的专业人员边排比，边研究，边进行鉴定，使这项"鉴定工程"得以顺利完成，一些瓷器被错划的年代得到纠正，尤其是对于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的研究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这项“鉴定工程”，孙先生言传身授，还为故宫博物院培养了一批新的业务扎实的鉴定人才。
       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经过研究归纳，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从而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了清晰的阶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孙先生在《文物》期刊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的论文，这既是对故宫瓷器“鉴定工程”的科学总结，又将我国明清瓷器鉴定的工作理论化，对提高专业人员的鉴定水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虽然这篇重要论文因1966年先生的故去而未能完成，但孙瀛洲先生不愧为我国明清瓷器科学鉴定的奠基人。
       孙瀛洲先生终其一生以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文物捐献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巨大业绩将永存史册。

叶佩兰  

       孙瀛洲先生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着他，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的一言一行，怀念他的无私奉献。
       当年，孙先生将家藏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瓷器就两千多件，有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更有国内外少见的孤品，如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洗和哥窑炉，明洪武釉里红盏托、宣德青花夔龙罐、成化斗彩三秋杯等等，这些藏宝令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哥窑的聚沫攒珠，什么是宣德青花的苏泥勃青，什么是姹紫嫣红……孙瀛洲先生捐献的文物为国家的博物馆事业、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瀛洲先生生前从事古瓷研究数十年，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因鉴定宣德青花的专长而享有“宣德青花大王”之誉，他并不独守自己丰富的鉴定经验，而是无私地奉献给年轻一代，回想起和孙先生在库房一起工作的日子，他对我们的帮助和教导仍历历在目。老先生每天进库房工作时必随身携带两件东西，一块大手帕，一个“小步眼”（小放大镜），手帕为随时擦拭之用，小步眼用来观察瓷器的胎釉。他老人家虽然经验已很丰富了，但还是一件一件地认真察看。经常看着看着，老先生双手捧着一件东西就到院子里去了，对着太阳再看，老人家让我们知道用放大镜看是什么样，对着太阳看又是什么样，他把这种认真研究的精神传给了我们大家，让我们受益匪浅。
       他热爱青年人，热情帮助青年人，谆谆教导我们瓷器鉴定的窍门就是“三多”--多看、多记、多比较。有一次，孙老在库房里像做游戏似地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真功夫，桌子上放着宋代哥窑瓷器，又有明清两代仿品，他背过身去让我们将桌上的每件东西翻过去器足向上，把次序打乱，然后他转回身闭着眼睛用双手摸着辨认：“这是明代仿的……这是宋代的……这是清代仿的。”大家惊奇地笑了：“怎么都猜对了？”孙老最后讲解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宋元明清各代的工艺方法不同，用手触摸时手感就不同，宋代瓷器的足部边际非常窄小，足内施釉有个坡度，用手是难以拿起来的，明清瓷器足边有棱角，用手捏其足边可以拿起来，而明代瓷器足边厚，清代瓷器足边薄。原来器底边际这毫厘之差还有那么大的学问。我国古代陶瓷工艺之精细、老专家识别能力之高超都使我们心悦诚服。最令人难忘的是有一次孙老送给我一本《文物》期刊，动员我写文章，使我非常感动。孙老还曾说“希望你们将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陶瓷专家”，可见老先生对我们青年人的期望和对文物事业的热爱。
       孙先生平易近人，敦厚简朴，端午节时会拿来家里包的粽子，开春之际又会买个心里美大萝卜抱来，老人家可亲可敬。孙老虽已仙逝三十多年了，想起他老人家，真是值得我们缅怀。孙先生的高尚精神长存，他贡献给国家的藏宝长存。

叶喆民  

       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曾是古玩行的老板，他开办的敦华斋古玩店在当时的北平城是颇有名气的，那是因为先生不仅深谙经营之道，对于文玩古物的鉴定在京城古玩界也是有口皆碑的。1956年以后先生陆陆续续将铺子里的箱底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经济价值在当时就是天文数字了。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先生绝不像一个有钱人，他总穿一身素衣，古稀之年受聘于故宫之后，每天上下班都挤公共汽车，就连到上海出差也只是在街边排挡里吃点馄饨了事。因此很多人还嘲笑先生寒酸，可谁又知道他除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玩之外还有大笔的房产，连替他收房租的人都要拿个麻袋装钱呢！
       先生在故宫期间凭借他数十年经营鉴定文物的经验，帮助国家整理抢救了无数精美的文物珍品。听其言，观其行，使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受益匪浅。虽然先生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德高望重，却从不摆专家的架子，尤其对年轻人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三多”--多看、多问、多记，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和提高。记得我初到故宫时便跟随先生清理库房里的文物，并逐一鉴定、登记，先生要求我拿每一件瓷器的时候都要先轻敲器身，确定没有损伤之后再拿，而且拿的时候要手托器物的底部，将之置于胸口才行。因此直到今天，我从没有伤及任何一件瓷器。
       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绰号叫“宣德大王”，行里人都传说，孙老可以闭上双眼，仅凭手摸就可以分辨任何一件宣德瓷器的真伪。这种说法虽是玩笑，却也可见先生对于陶瓷鉴定的极高造诣。其实先生看东西是非常认真细致的，很多请他鉴定文物的人都知道，先生看每一件东西都要翻来覆去地斟酌很久，而且并不急于下结论，只是把存疑的地方一一指出且有理有据，让物主自己去把握。同时他也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谦虚谨慎，讲话行文要留有余地，世上无绝对，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妄言是治学之大忌。
       在学术研究上，先生一贯讲究深入浅出，从实践出发，学以致用，并总结了很多瓷器鉴定的窍门，这些宝贵的经验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辨真伪、断年代的主要依据。最典型的要算先生总结的年款口诀了：
       “大”字尖圆头非高。
       “成”字撇硬直到腰。
       “化”字人匕平微头。
       “制”字衣横少越刀。
       “明”字窄平年应悟。
       “成”字三点头肩腰。
       短短几句歌诀将成化官窑款识间架结构的特点准确地表述出来，既朗朗上口，又便于记忆，对于搞陶瓷鉴定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字值千金。另外先生还以《元明清瓷器鉴定》为题撰写了论文，发表在1965年的《文物》期刊上，文稿曾被香港《大公报》连续转载，可惜文革期间先生受到冲击，加之年事已高，直到先生去世，此论文仅完成了明、清部分，这也是他老人家最大的憾事。
       如今，我也早过古稀之年，可回想吾师瀛洲先生的音容笑貌便不禁哽咽。

王莉英  

       孙瀛洲先生是我步入工作岗位后有幸师从的第一位老师。他既是开导教诲我学习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从事古陶瓷专业四十多年来始终追慕、景仰不已的终生老师。今逢先师110周年诞辰，回忆跟从先师学习、工作的时日，先师的音容笑貌和操行风范历历在目，永志难忘。
       1956年秋，我到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从冯先铭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就在这一年，孙瀛洲先生已将毕生辛劳搜集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望着孙先生，心中油然生起敬仰之情。
       当我在慈宁宫陶瓷馆第二次见到孙先生的时候，他微笑着，透过圆形黑边眼镜的上隙处看着我说：“年青人大有作为，好好地干。”使我顿感亲切，备受鼓舞。而后，先生又对我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物安全，千万不能损伤文物。”随即，他示范地将一件文物展品小心地放入展柜，又稳当地摆好。就这样，孙先生言传身教的“文物安全”第一课使我切记心间，警醒一世。
       1957年，由陈万里、孙瀛洲先生指导陶瓷研究室全体成员对院藏陶瓷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逐件鉴别，再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的专家，孙先生的意见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但在工作中，先生非常谦虚，每鉴定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老先看，做评价，再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记得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带暗花脱胎碗原定为永乐器，先生仔细看过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在一边，存疑，再多看看。”我们随先生反复看了三日后，先生方给大家揭谜：“这种白釉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沿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孙先生一贯实事求是而又谦虚谨严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和同事们，我视其为毕生楷模。
       “在工作中学”是孙先生向我传授的学习之道。在陶瓷馆陈列工作中，先生时常指点我如何把握器物特点。一次，站在明宣德青花的展柜前，先生教导我观察宣德青花色料的特征，告诉我这是用进口青料画的，青花色泽浓艳，浓重处蓝黑色上有铁锈斑点，微凹不平，锈斑浓的地方深入胎骨并有锡光。我看过后，指点摆在一侧的青花缠枝花卉梅瓶问先生：“这件青花上也有黑褐色斑，也是用进口青料画的吗？”先生说：“这件青花上的铁质斑没深入胎骨而浮在釉上，是黑褐色的，不显锡光，是用国产青料画的。”又说：“你要仔细地看，对比地看，反复地看，有铁质斑的地方用手摸一摸是否下凹不平，就能弄明白。”我遵循先生的指点看了多日，终于对明早期进口青料与国产青料的呈色特征有所感悟，深记脑际。在库藏品整理定级的工作中，先生像上述那样的细致传授颇多。我在做好鉴定划级卡片记录的同时，也记录下先生讲授的知识要点，还画些简图帮助记忆。先生看了我的笔记很是高兴，鼓励我说：“不错，学习就是要这样，随学随记，帮助记忆。”又告诫我：“学习中要多看、多比、多问，要虚心，有恒心，有信心。”先生归纳传授的这“三多”、“三心”研习经验使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专业队伍，20世纪60年代初，吴仲超院长提出由老专家带徒弟的培养计划，自此，我正式成为孙先生的学生。先生制订了“工作中传授与业余时间传授并举”的教学方案。先生带我去琉璃厂古玩店上课。讲课中先生再三强调：“鉴定陶瓷器时，一定要多方面仔细地看，切不可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地下结论，这是鉴定的大忌。”先生讲授的关于造型、胎质、釉质、纹饰、款识等同时并用的鉴定要领是陶瓷器鉴定的法宝，必将世代沿袭承传。
       在先生家上课的日子里，先生在生活上的简朴无华，在事业上的勤勉诚挚，都给予我极深的印象。他每晚必读书或撰写文章，我所见先生读过的《陶雅》、《陶说》、《饮流斋说瓷》等书中，字里行间先生用红色小楷批写的不同见解或甄订比比皆是，显现出先生勤于思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学术文章《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看法》、《试论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瓷器辨伪》以及《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皆是先生毕生经验的提炼，句句千钧。
       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甚严，期望甚高。每次上课，先要回答先生的提问，温习前一课的内容。答对时，先生点头微笑，答不出时，先生则眉头紧皱，严肃地批评：“不用心啊！”我低垂了头，无言以对，先生随即又语重心长地责勉说：“学习要勤奋、要刻苦。你年轻要努力学，听不懂的要问，要多问。”并常常勉励我：“各行各业都出专家，多数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学习，成为中国的女陶瓷专家。”面对先生的期望和鞭策，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回报先生。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被评聘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现虽已退休，但于中国古陶瓷的研习并未休止，仍致力于中国古陶瓷学会的日常领导和学术交流组织工作，并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我恪守先生身体力行的“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人生准则，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