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石碑上部已残。主尊脸部有一定程度的风化残损，仍依稀可见弯眉细眼、嘴角上扬、慈悲微笑的面容。左手手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无名指与小指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佛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于胸前束带，带垂出领口之外。袈裟下缘厚重，分三层垂搭于台座前。主尊左侧胁侍菩萨上半部已残，只能看到垂下的左手持桃形持物，立于莲台，右侧菩萨头梳双髻，披帛于腹前交叉，左手掌心向外举于胸前，右手自然下垂贴于腹前。佛座两侧各有半蹲状狮子一只。造像表面原有贴金，佛像胸口与菩萨手部尚见残存。碑阴有浅浮雕屋形龛，内坐交脚菩萨，龛下方阴刻铭文：“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途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珎）斯□（誓），□（发）果菩提，广度□切。”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30-133，图版47-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此像为一佛四菩萨组合，正中立佛螺髻，脸型长圆，双目俯视，口鼻小巧，面容清秀，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束带下垂，衣摆左右张开。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握起，右手上举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大覆莲台座上。左右两胁侍菩萨各立于带有莲茎的莲台上，戴宝冠，束高髻，装饰华丽，披帛交叉于腹前圆形纽，均为一手上举一手自然下垂的姿势。最外侧的二胁侍菩萨面朝主尊，立于力士托举的莲台上，各自于胸前持拂尘手柄，尘尾搭于肩后。五尊的排列、高低，错落有致，巧具匠心。宽大的背屏外缘，是十身衣袂飘飘的飞天，左右各五身，各持乐器演奏，飘举的天衣和飘带似火焰、似云气般升腾，正中顶端刻三层宝塔一座。在背屏的内区，佛像上方刻有浅浮雕说法图一铺，中央华盖下结跏趺端坐一佛，左右各立三位弟子，两侧最外各有汉式门阙，旁有一弟子跪坐。碑阴为阴线刻，分为上下两个区间，台座上方是一幅说法图，中央有坐佛一尊，左右各刻两位供养人，面佛而立。下方有六位供养人和侍女像。人物形象以极其简略概括的线条凿出，虽只有轮廓，仍能生动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衣着和姿态。下方台座上阴刻铭文：“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州子、妻李慧女，咸割身口，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俉诸佛，面睹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37-140，图版49-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佛像头、手皆失，肩部瘦削，身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薄衣贴体，右侧身体与右腿上的衣纹呈“U”型汇集于左肩，身体轮廓清晰。内层佛衣下摆衣褶呈波纹状。左腿直立，右腿微屈，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像背面下部阴刻铭文12行，现存119字，节录如下：“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敬造释迦像一躯……与一切众生等成佛果”。

参考：

袁曙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91年3期，页27-32。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页20-21。

此像由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构成，一铺造像由众多人物组合而成，是南朝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主尊磨光肉髻，方额宽颐，五官清秀。左手抬于腹前，手心向外自然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襟搭于左前臂上，袈裟于两腿前呈宽阔的U字形分布，垂下的衣缘多层重叠，两角略外侈。两侧的四位胁侍菩萨头戴高冠，面容慈悲亲和，宝缯垂至两肩，披帛、飘带披挂华丽。四位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穿插于四尊菩萨与佛之间的空隙，面朝主尊站立。在佛、菩萨像的前面两端，雕刻有二力士，圆形头光，头梳高髻，束带，颈部青筋尽现，但身体姿态略显放松，项圈、披帛与菩萨装饰有相似之处。台座前方正中央为力士托举香炉，两侧各有一蹲狮，昂首张口。背光中央是主尊的三层头光，由正圆形和桃形组成。头光上方浅浮雕说法场景，正中帐内有佛端坐，两侧是成组的人物整齐排布。背屏最外层是十身飞天，各持乐器，飞舞的天衣与飘带装饰性极强，顶端正中央为宝塔。碑阴分上下两部分，上方是说法图和供养人，人物的衣饰与姿态简洁刻画地惟妙惟肖，呈现剪影般效果。下方两侧各浮雕有僧人坐于山洞中修行的场景，中间长方形碑面刻有发愿文：“中大通二年七月八日，比丘晃藏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藉此善因，愿七祖先灵、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稳，三界六道，普同斯誓。”

著录：

此像主尊为释迦、多宝二佛，结跏趺并坐于莲台，莲台下的莲茎和枝蔓从底端罐中长出。二佛皆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磨光肉髻，左侧一尊，左手施禅定印，右手举于胸前，手指自然握起。右侧一尊，左手于腰际，掌心向外，手指自然上握，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二佛之间与外侧共有五尊菩萨，均戴宝冠，二佛之间的菩萨戴项圈，身着袈裟，其余四尊均着披帛、璎珞、飘带等饰物，手中持物，装饰华丽。佛与外侧菩萨之间，可见两身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在佛座前侧，两边是着菩萨装的二力士，一手于胸前握拳，一手下垂握持兵器。二力士内侧是两只蹲狮。在众多人物的排列上，这铺像显然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近处是力士和狮子，向后依次是二佛、诸菩萨、二弟子，形成前后明确的四层构图，有条不紊地将诸多形象排列于有限的空间内，使得平面的雕刻有了纵深感。佛像背屏上，表现了佛于天上说法的场景，以及空中飘舞的飞天和佛塔。

碑阴雕刻内容分为两部分，上方浮雕一铺说法图，佛陀坐于正中菩提树下，后面有两组跪坐弟子，上方两身飞天，正中为山峦，佛的前方，左右两侧各有四位供养人，面朝佛陀，拱手而立。下方长方形碑面阴刻发愿文：“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鄣碍，愿三宝□（应）诸，夫自□（身）。”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60-163,图版：57-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此像为圆雕作品，保存较为完好，原有的贴金尚有部分残存。此像发愿文称“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因缘及六道合令，普同斯誓，谨□。”

由发愿文可知，此为阿育王像。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略称，在我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有着特别的信仰和尊崇。现存作品以四川的南朝造像当中尤为集中。此像涡卷纹高肉髻，螺发表现为大的磨光凸起，眉眼俯视，颧骨突出，有八字胡须，特征较为明显。身着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腹和腿前的衣纹呈U字形排列。残存头光上有环形纹饰带，现存坐佛五尊。阿育王像所立莲台装饰华丽，由仰覆莲瓣组成，仰莲为肉质感较强的双层莲瓣，花瓣上原有圆形和菱形嵌物，现已不存。像的背后，可见残存的头光上刻有供养人像，双足后面有一条石，刻有铭文，如前文所述。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47-149,图版：52-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287，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从文献记载这种造像样式的时间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从成都地区出土的带题记的阿育王像中，可以总结出阿育王像的一些特点，比如硕大的束发状肉髻，明显的八字形胡须，杏仁状睁开的双眼，通肩袈裟呈“U”字形的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捏袈裟的衣襟等。此尊像头、手皆残，披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前及双腿间衣纹呈“U”形凸起，左肘下有一组凸起的百褶状衣纹，内层佛衣下摆仅及小腿中部。双腿直立，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底座未见铭文。从袈裟衣纹特点判断，与梁太清五年的阿育王像十分相似，因此可以断定其为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地区造像的特征，其自天竺经西域进入中原，而后流传江东，描绘了佛教雕塑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

参考：

王剑平、雷玉华：《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9期，页65-69。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佛像头、手均缺失，外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衣纹在身体右侧与右腿处呈“U”字形汇集于左胸处，疏朗有致。袈裟贴体，身形轮廓隐现。

成都万佛寺创于汉延熹年间，梁时名安浦寺，明末毁于兵燹。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起先后有四次出土石刻造像，出土众多南朝造像，题材丰富，布局完整，雕凿精美，许多还有纪年题记，是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

佛头高肉髻，细密的螺发均匀覆盖、排列整齐，面相方圆，眉线细长，鼻梁与额头平齐，嘴唇较厚，嘴角微微上翘，浮现出一丝自然恬静的微笑。

本件造像碑残座1954年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红砂岩质，风化较为严重，横断面近圆形。外侧高浮雕、菩萨、力士数身，皆有头光，人物之间有侍从像，体量较佛菩萨为小，面容奇特，似是西域胡人。这类形制的造像碑座在四川以外地区所见较少，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此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正面坐佛圆形头光，素面肉髻，脸庞方正，面带微笑，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肩搭偏衫，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 坐于须弥座上，袈裟下摆分三层敷搭在座沿下。主尊左右各立一弟子，身着袈裟。弟子外侧为菩萨，戴宝冠，宝缯披肩，披帛腹前交叉，双手胸前捧钵或持物。菩萨外侧为力士，头巾扬起，着菩萨装，左手皆下垂，右手平抬于胸前或举起于体侧。菩萨与力士均有圆形头光，跣足。须弥座的两侧为正面朝向的护法狮，座前站立两供养比丘。莲瓣型背光上内圈凿出七个圆拱形小龛，龛内须弥座上各雕刻一身禅定佛像，背光中间一圈连珠纹，外圈雕出十二身各执乐器与供物的飞天。本像在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是最完整的一尊背屏式造像，保存状况亦较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和历史研究价值。

参考：

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10期，页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