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隐造阿弥陀佛造像为背屏式单体造像。佛头高肉髻，肉髻前方及额头上呈“品”字形饰三个右旋式涡轮纹，面相丰润，高鼻细眉，两眼下视，嘴角内收，微露笑容。颈纹三道，身着袈裟，内着僧祗支，腰束带打结，胸部肌肉隆起，写实感较强。左手自然放于腿上，右手自肘部残缺。结跏趺坐于八棱束腰须弥座上，袈裟下摆覆搭座上，束腰处刻仰覆莲瓣，座下层饰覆莲瓣一周。莲瓣纹圆形头光外围为七身禅定坐佛，火焰纹背光外围为一圈伎乐舞蹈飞天。座正面刻造像题记：“咸亨三年岁次壬申十一月戌子朔八日乙未，佛弟子阳隐□为亡父及见存母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并二菩萨……合家一心供养”。唐代造像多以造像碑和圆雕单体造像为主，该像的莲瓣式火焰纹背光在唐代造像中较为罕见，它将北魏晚期河南北部背屏式三尊像的造型与唐代盛行的高台座结合在一起，使造型更加优美。佛面相丰润秀丽，五官特征已完全汉化，该像保存现状较好，加之有明确的造像记年，是现存的唐代早期的优秀作品之一。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431-433，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佛像高肉髻，肉髻前方及额头上呈“品”字形饰三个右旋式涡轮纹，面相丰润，两眼平视前方，颈纹三道，胸大肌呈块状隆起。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莲座上，袈裟下摆悬于坐沿，呈同心圆纹样，这是唐代常用的样式，左手下垂抚于膝上，右手残缺，两腿间衣纹呈横向。佛之八角束腰座是将方座前面的两角磨平而成，这种新的台座样式，在唐代造像中普遍采用。该像无论是造型还是装束、莲座形制都与龙门石窟韩氏洞正壁坐佛像相似，而该洞根据题记可知其完工于龙朔元年（661年），故推断这件如来坐像年代应与之相仿，亦在唐高宗李治龙朔年间（661-663年）。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420，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佛像高肉髻，螺发，面相方圆丰盈，鼻梁残蚀，双目下视，眼线呈波浪形，颈纹三道，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偏衫，胸前束带打结，左手下垂抚于右足上，右手施无畏印，手指残缺。结跏趺坐于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上。由于该像为奉先寺遗物，并兼具初唐造像艺术之典型风貌，其具体年代可以参考奉先寺的《大卢舍那佛像龛记》中所记载的：“调露元年乙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与龙门石窟同时期相同造型的佛像相比较，此像雕造年代应当为奉先寺初创时期，即唐高宗李治调露年间（679-680年）。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43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菩萨头束高髻，髻前饰宝瓶，面相方圆，丰腴饱满，弯眉细长，双目下视，小嘴厚唇。垂发披肩，佩戴项饰，上身袒露，宽胸细腰，斜披络腋，璎珞绕肩在身前交叉下垂，然后从座上绕于身后，交叉处饰圆环，左臂残缺，右手抚于右膝上，下着长裙，裙腰外翻，半跏坐于圆形束腰须弥座上，裙裾覆搭座前沿，右足残。从菩萨发髻中的宝瓶，可判断其身份为阿弥陀佛的胁侍——大势至菩萨。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439，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力士头束高髻，浓眉上挑，双眼圆睁，牙关紧咬，上身赤袒，下着战裙，披帛绕肩贴身垂下，一臂屈肘上举，一臂下垂，双手握拳，跣足而立，全身肌肉块状隆起，显得威猛无比。此像为我们展示了盛唐时期雕塑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深刻理解和为塑造性格强化主题所做的理想化的努力，其细腻精湛的技巧和英武雄壮的造型，展现了大唐帝国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虽然历经千年，但其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历史底蕴仍使我们在欣赏时心灵为之颤动。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441，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此像为白石雕凿而成，莹润精致。佛面部卵圆形，眉毛如月牙般弯起，眼睛细长俯视，鼻子大小适中，鼻翼饱满，嘴角微微上扬，唇边缘刻画简洁清晰，线条起伏自然，似乎微微张开，正欲说法。佛像高肉髻，佛发上布满小而密的螺髻，排列整齐，上刻涡卷状的发丝。在肉髻前部，有一大的圆珠从发髻中显现，为髻珠，即佛发中所现宝珠。

此类形式的造像称善业泥，即指小型模压而成的泥质浮雕佛像，是将和好的泥土压印在木模或金属模上，取出阴干后，再经过低温烧造而成。此善业泥呈半圆形，正中为释迦牟尼坐像，左手施禅定印，右手触地施降魔印，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佛座下排列7列小字，内容为法身偈：“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佛像背后有题记十四字：“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供奉者苏常侍，陈直先生考证为宦官杨思勖，他笃信佛教，造善业泥颇多。根据像上的文字，特意点名此为“印度佛像”，表明佛像直接来自印度粉本。佛像袈裟贴体，只在领口、袖口和脚踝处表现袈裟边缘，类似萨尔纳特的佛像风格。加之佛像宝座四周有四个小塔，表明此为金刚宝座的式样，带有浓郁的印度特征。

脱佛就是模制佛像或佛塔，通常体量较小。这种习俗源自印度，为佛教供养荐福之用。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西国诸寺“造泥质底（即支提，塔）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 此脱佛为圆形，由佛像、佛塔和梵字构成。外围一圈书写真言，正中圆形区域的中央为坐佛，禅定印坐于莲台之上，圆形头光，两边各有佛塔一座。在佛像和佛塔的空隙处遍布真言和种子字。

著录：

李文瑛、王宗磊：《近年来交河故城考古的新成果》，《西域研究》1997年3期，页22-28。

这件器物设计独特，将人头与牛首相连接，形状类似来通杯。人物面部特征是典型的西域人，眉毛浓密，络腮胡，高鼻梁。此容器内有空洞，从人物头顶到下端贯通，但容器内部空间狭小，似乎不宜储存液体，关于其用途，尚需研究讨论。约特干位于和田市西约11公里处，是古代和田王国都城遗迹，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盛逐渐消失。

著录：

孙大卫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7·器具卷》，页36-37，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页138，2002年8月。

此佛像头顶有馒头形肉髻，脸型圆而饱满，面部风化严重，依稀可见俯视的眼睛和佛像肃穆悲悯的神情，头后方残存半个圆形头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较密，以身体正中为轴线，呈大的U字形分布。左手自然下垂握衣襟，右前臂残断。佛脚下踏仰莲台，其下承接须弥座。这尊像出土于安迪尔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牧场东南约27公里的沙漠腹地，始建于汉代，于公元11世纪逐渐被废弃，是丝绸之路南道汉唐时期的重要遗存之一。

新疆现存古代塑像当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此人物像应当为婆罗门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经常表现为诙谐幽默的形象。人物表情夸张，动态丰富，眼睛似嗔似笑，张口露牙，似在说唱，络腮胡从耳侧到下颏，围绕整个脸部轮廓。他大腹便便，左手持鼓状乐器，右手弹拨横于腿上的琵琶形乐器，两腿交叉，脚尖着地，生动刻画了一位正在边弹边唱的人物形象。

此类小像在新疆多有发现，通常是用模型压制，将之大量贴于寺院墙壁构成千佛，或者作为化佛贴于佛像背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立于莲座上，厚重的衣褶显示出犍陀罗地区的特征。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左手握持袈裟一角。近乎圆形的脸，弯弯的眉毛，扁杏仁状的眼睛，饱满圆鼓的脸颊，是这类佛像常见的面部特征。由于体积较小，发髻制作相对简略，常以磨光肉髻涂以青黑色颜料，配以简素的圆形头光。

从新疆现有遗存的制作材料上来说，塑像最多，小型木雕也很流行，石像与铜像较少，这与西域的地理特征和风土有关。此像面部风化严重，脸庞方圆。肩颈处可见圆形领口，原应着通肩式袈裟，两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结跏趺坐的两腿前侧已残损。木雕外原有彩绘，个别地方还残留小块红色颜料。

这件陶像刻画了一位勇武的男性形象，头发以织物包裹缠作高髻，脸型偏圆，双眉皱起，眼睛圆睁，鼻翼略张。脸上的胡子表现得尤其夸张而富有装饰性，嘴上方的胡须呈横向S状，下方的胡须似波浪包裹整个脸颊。新疆向东连接中国内陆，向西毗邻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位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是佛像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佛教雕塑艺术发达，在3世纪以后，犍陀罗地区泥塑艺术逐渐兴盛，并且影响到周围的地域。新疆地区的泥塑和陶像，受到犍陀罗地区佛教美术发展影响，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新疆地区艺术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其地理位置，它位于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长期以来是连接古罗马、伊朗与中国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交往的通道。新疆古代佛教艺术很少有确切的时间证据，编年难度极大，佛教雕塑盛行的时间大致是从5至9世纪，新疆在周围地域如犍陀罗、中印度、伊朗和汉地、周边诸小国等影响之下，形成了独特的西域样式。这件泥塑佛头，造型简约，面部饱满，五官小巧精致，细而长的眉毛和眼睛使用青黑色墨线勾勒，嘴唇涂朱，神情恬然。尤其是略显集中的五官，配以磨光的头发与肉髻，具有西域造像特征。

著录：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13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页51，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