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首呈半圆形，高浮雕六螭首交蟠，碑首高浮雕覆莲座，座上立佛一身，尖状桃形背光阴刻火焰纹，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内斜披僧祇支。碑阳上部开一圆拱尖楣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佛像跏趺坐于高座之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下摆厚重下垂，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头面残缺。 两侧胁侍菩萨面部均残，头系宝缯，右手持净瓶，披帛横于腿前。佛龛下部刻发愿文，计19行16列，节录如下：“夫至理虚玄，无无我物……延昌寺比丘成公僧门□平郡，东雍州沙门统昙聡文，武定二年九月一日 ”。碑阴碑首处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中部为一圆拱尖楣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龛下为五行竖列雕刻的造像者姓名。碑左侧方形帷幕龛内雕一坐佛，龛下部线刻三层供养人并铭记。碑右侧与左侧基本相同，亦为方形尖拱龛内雕一坐佛，佛龛下为一排连环五叶忍冬纹带，忍冬纹带下为三层减地刻供养人画像及铭刻。新绛地处山西南部，属于东西魏频繁争执区域，在造像传统上除继承山西传统外还受到一定关中因素影响，值得特别注意。

著述：

秦艳兰:《“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碑”考释》，《文物世界》，2009年第06期，页30-35。

佛头磨光肉髻，背光残损，面型长圆，鼻梁高挺，神态安详。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手指均残断。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袈裟下摆分三层垂于座前，结跏趺坐，方座正面为博山炉与护法双狮。座背刻记：“武定三年……”。佛身两侧还应该有胁侍，但因为残损已无法知晓胁侍身份。

著述：

郭志成，周桂香：《北朝晚期山西石雕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初探》，《沧桑》，2001年04期，页35-39。

菩萨头戴冠，左手下垂持一桃形物，右手举于胸前。身后饰舟型背光，上减地雕出火焰纹。身着长裙，披帛在腹前穿璧交叉，长裙曳地，双足露出，脚踏覆莲座。下为长方形基座，正面减地浅浮雕一摩尼宝，其两侧为护法狮子相向而立。造像台座背有“大齐天保四年”款识。

郅阳造像碑正背面各三层，采用菩提树火焰纹龛楣，帷帐式龛、帐形龛等形式，碑阳分上中下三龛，上龛内刻画了交脚弥勒菩萨及二弟子二辟支佛，中龛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部刻力士托宝珠，执莲花的供养人、执香炉的比丘及护法狮子。碑阴上龛刻一佛二弟子二思惟菩萨， 中龛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龛刻七佛并坐。本件造像碑雕造精细，保存完整，且长期以来在寺庙中供奉，为信众摩挲多年，表面包浆醇厚，色泽亦愈发光亮油润。此外，此碑在孙迪、杨明权编著的《巩县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里称“真伪待考”。

参考：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322a、322b，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菩萨头戴宝冠，面相椭圆，眼角和面颊处稍残，小嘴薄唇，双目微睁。身着袒右僧祗支，颈饰项圈，两肩挂华绳璎珞，两条璎珞呈“X”型相交于腹前珠环上，环中饰一莲花。两臂自肘以下均残断，现仅存榫卯孔，下着宽松长裙，腰系带，带在腹前笔直垂下，在中部打一花结，跣足立于莲台上。该像体型较大，用工粗犷，衣纹线条简略，具备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立姿造像的经典特征。

著述：

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编著：《法相庄严-山西博物院藏佛教造像珍品展》，页7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4月。

菩萨通体为一整块汉白玉雕造而成，面型圆润，眼睛直视前方，双唇丰满，微微抿起。宝缯从发髻两侧垂至双肩。身着披帛长裙，璎珞在胸前交叉成结再垂于双膝之前，长裙曳地，双足露出，脚踏覆莲座。座下一长方体石台，正面中心以墨线绘莲花，着红彩，两侧为二护法狮子相对。菩萨的舟形背光上以墨线绘火焰纹奔腾燎绕。背面绘有一比丘像，身着红色僧衣，祥云环绕，席地而坐，姿态闲适。北朝佛教题材雕塑半成品存世数量较少，该尊造像使我们得以直观了解这一时期造像的基本雕造工艺和方法。

周亮智造释迦立像通体为一整块黑石雕造。佛螺发，肉髻扁平，面相丰颐，双目微睁，神态慈祥，脖颈粗短，身躯略胖，着通肩袈裟，衣纹多以阴刻线“U”形纹表示，右手残，左手捏袈裟下摆，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莲台下为长方形石座，座正面刻题记：“周天和四年岁次乙丑…… ”及供养人姓名。

著述：

郭志成，周桂香：《北朝晚期山西石雕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初探》，《沧桑》，2001年04期，页35-39。

佛面相大而方，螺发，低肉髻。眉毛与眼睛修长，鼻翼宽大，有损伤。嘴角上翘，表情慈悲平静。颈部比例稍短，刻有三道纹。通肩式袈裟厚而有质感，披垂而下，衣褶简洁，袈裟随着身体起伏被刻画地自然而流畅，内着僧祇支，胸前打扇形结，佛的左手握衣角，右手抬起，已残，原应施无畏印。脚下踩圆柱形台，下面承接扁平的覆莲和八角形台座。这尊宽大厚重的立像，脸型和五官都保持着西安地区北周造像的特征，只是佛的袈裟更为厚重宽大，右手下的衣服边缘呈波浪状下垂，衣纹的转折与躯体起伏相应，处理手法成熟，显示这尊像的制作年代有可能稍晚于北周。

佛像脸型长圆，五官清秀。同心圆式涡旋纹高肉髻，额间有白毫。身穿通肩式袈裟，衣纹的处理多见细密的平行线，装饰感较强，是陕西北魏佛教雕刻常见的手法。衣裾分三层下垂覆座，双腿处衣纹呈八字形，下垂衣纹在中间翻向两侧。佛像双手结禅定印，手心向内。坐佛两侧蹲踞狮子，头向外。佛像头后有同心圆形的头光和莲瓣形背光，背光纹饰由外向里是火焰纹、化佛与圆形莲花相间。造像碑背面凿出一长方形，上刻发愿文：“景明三年岁次任（壬）辰（午）四月一（乙）丑朔十一日一(乙)亥，弟子刘保生为亡父母、见存眷属敬造无量寿佛石像一区……”。

著录：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页49，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这龛造像体量小巧，内容丰富，正反面均刻有不同的佛教美术题材。龛正面分上中下三段，上方开三个小龛，其中各有坐佛一尊，中央坐佛左右立胁侍菩萨，两端巧妙利用三角形小空间，雕凿胡跪姿势的供养人。中段是龛的主体部分，表现了五尊菩萨，主尊是交脚菩萨，身份应是弥勒，左右各有一尊思惟菩萨，外侧分立胁侍菩萨各一尊。五尊菩萨上方左右各有一身飞天，龛楣上也充分利用狭小的空间刻跪姿顶礼的供养人与飞天形象。最下段长方形空间开有五个拱形龛，中间为二佛并坐，其余小龛内刻坐佛一尊。龛背面分为四个长条形的区域，浅浮雕表现了树下诞生、九龙灌顶、太子踰城等故事场面。

著录：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式组合。主尊为波浪式高肉髻，眉弓上挑，柳叶形的眼睛平视前方，口鼻小巧，略带微笑。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厚而密，显示出服饰的质感，两腿之间的衣纹呈距离均等的U字形，袖缘和衣摆层层叠叠，排列参差有序，富有装饰感。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双层覆莲台之上，莲座下承接圆柱体台座，台座表面装饰兽面口衔莲花，两侧各插一个单独铸造的龙吐莲花，莲花枝叶与龙保持着向上升腾的动势，在视觉上支撑着上方宽大的三尊像和背光。主尊两侧莲台上各立一胁侍菩萨，穿着华丽，衣摆向两侧飘动。佛像舟形背光，外缘为火焰纹，主尊头部上方装饰一簇莲花，伞盖般的花朵与枝叶向四周舒卷，主尊身体两侧有自下而上生长的莲蕾。此像体量较大，保存完整，整像装饰华美，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

著录：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285，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此碑四面雕凿。正面构图分上、下两层，上方尖顶龛内为一佛二思惟菩萨，下方长方形龛内仍是一佛二菩萨组合，两侧菩萨各捧持物，恭谨站立。佛像袈裟垂搭于台座上，形成华丽的波浪状悬裳，台座两旁各有一只张口的狮子蹲立。台座下方的空白处刻铭文“魏大统三年岁次丁巳……，比丘法和……敬造释迦多宝、定光、弥勒、维摩文殊、观世音、普贤石像各一区，愿法界众生之□敬发菩提心，□此之善，弥勒三会，同登出手（初首）。”石碑背面仍为上、下两层布局，上层表现了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对坐说法的场景，维摩诘右手持麈尾，倚凭几，目光直视；文殊菩萨戴花冠，右手抬起，似乎正在辩法。两人身旁各有胁侍菩萨，后面背景中有围观的众人，只露出头部，巧妙处理了前后的空间关系。文殊与维摩诘下方两侧各有五身比丘，中央一力士左右两手各举长茎莲花，莲台上各立一人，共同托举持物，持物已残损。下层凿刻一佛一菩萨，各立于伞盖下，形成两个单独的场景，左侧佛像右手抬起，左手缺失，身旁一童子踩于另外一童子肩上，应是阿育王施土的场面。此故事讲释迦牟尼佛与弟子阿难入城乞食，遇一群孩童在路旁游戏，将泥土作成房屋与仓库，其中一孩童见佛顿生布施之心，即捧仓中名为“米”的沙土献佛以表虔诚，此童子后来转生成为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右侧立姿菩萨双手结与愿印和无畏印，两侧分立持物弟子一尊。

石碑两侧各开两龛，上面龛内刻交脚菩萨，或骑象或坐于台座；下方龛内刻佛像，或一佛独坐或二佛并坐。

著录：

王长启、高曼：《西安地区出土北朝晚期佛造像及其艺术风格》，《碑林集刊》八，页86，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18-19，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此像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厚重，宝珠形背光，圆筒状的人物，半球形的莲座和方形台座，几个简洁的几何体，勾勒出北周造像的特征。佛像为细密的螺发，肉髻明显，面相清秀，柳叶形的眼睛，平缓的眉弓连接直挺的鼻梁，嘴唇如月牙般上弯，显得慈悲而自然。佛像着通肩式厚重袈裟，衣纹从胸前至膝下均为不同弧度的U形，统一规整。内着裙，下摆垂搭脚面，无衣纹，于两脚侧外撇呈三角形，平衡了头与身体的重量感。佛像左手握持袈裟衣角，右手抬起于胸前施无畏印。身后有两重同心圆的头光，外侧是火焰纹。脚踩的小莲台之下，是两只狮子夹香炉的配置，狮子鬃毛飞起，张口怒目，威风可爱。中心为夜叉或地天托举香炉，以简洁洒脱的刻画，表现出双腿蹲立、用力托举的形象。双层方形台座带壸门，后侧刻发愿文称：“天和五年三月八日，比丘尼马法先为七世父母、法界众生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供养”。

著录：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56，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此造像龛为规整的长方形帐型龛，垂幔装饰华丽，上端饰有莲花、莲蕾，以整齐的皱褶表现厚重的织物质感，两侧垂挂流苏。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厚重的袈裟衣缘富有垂挂感，翻卷的衣褶呈双层重叠。佛陀面部饱满，五官精巧，左手置于腿上，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身后有同心圆状头光和舟形背光，两侧分立二弟子。下端正中雕刻香炉，两侧有向上翻卷的荷叶和莲蕾，优美华丽，这种香炉样式常见于我国北朝造像中。香炉两边是相向伏卧的狮子，威猛可爱。

著录：

保全：《西安市文管处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铜像》，《考古与文物》1979年3期，页83-8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71，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菩萨头戴华丽宝冠，面部大而饱满，眉弓平缓，鼻翼宽大，双目俯视，嘴角上弯，是完全汉化的面孔。颈部佩戴宽大的项圈，披挂璎珞，于腹前穿过一圆环，交叉呈X形，在两膝处上绕，垂于体侧。下着裙，胸前系带，裙摆宽大，下缘呈水波形垂于脚面。菩萨左手于腿侧持净瓶，右臂残损。与北魏和北齐造像相比，北周造像头部偏大，身躯偏短，配饰稍显粗大厚重，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这尊菩萨像中。

西安地区出土了大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从造像出土的位置来看，主要分布在长安城内，尤其是在宫城的周围比较集中，说明这一带当时佛寺相对密集。这些北周时期造像有着类似的特征，比如佛像肉髻低缓，有些甚至没有明显界限，额头宽广，弯眉修长，脸型方中带圆，脖子短粗，肩宽体阔，从比例来说，下身显得略短，座上常有狮子。这尊佛像正好反映了这些特征，难能可贵的是袈裟上保存至今的彩绘以及不同于青州佛像的衣纹表现，足以思考同一粉本被不同地域工匠修改与发挥后呈现的浓厚的地域特征。

此像为圆雕，像与座分体雕刻，袈裟与座上原施彩，面部、颈部与手足等肉体部分贴金，现大部分已脱落。佛像肉髻大而低缓，小螺发排列细密整齐，脸型方圆饱满，眼睛细长，鼻梁直挺，嘴小唇薄，左手握袈裟衣角，右手抬起施无畏印。袈裟厚重贴体，衣纹较为简洁，与人物姿态和动势相一致。佛像脚下为覆莲座，莲瓣宽大，瓣尖向上翘起，富有力量感。座的四角各有一蹲狮，两两相背，昂首呲牙，肌肉紧实，增添了造像刚健有力的气势。

著录：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58，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菩萨像以白石圆雕而成。菩萨头梳发髻，戴宝冠，脸型圆润，发辫垂至肩两侧，眉目细长，嘴唇小巧饱满，透出一种含蓄和丰腴之美。菩萨身上所着装饰华丽厚重，束带、披帛、衣裙层层叠叠，又披挂项饰、璎珞等饰物，彩绘贴金，显得华丽而繁缛。菩萨左手持净瓶于体侧，右手抬起于肩部持柳枝，双腿直立，身姿饱满。菩萨跣足立于仰莲台上，又整体插在一个大的覆莲座上，座下有长方形座基，座基上蹲立两只护法狮。从造像比例来说头偏大，下肢偏短，这是北周时期常见的特征，也昭示着北朝向隋唐风格的过渡。此白石菩萨立像，1996年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西查村出土，一同出土的白石菩萨像共三尊，风格类似，且装饰手法雷同，都有彩绘和贴金，据推测是在灭佛之时被集中掩埋的。

这铺铜鎏金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人物组合，加上台座和狮子，保存完好，鎏金精美。台座后侧所刻发愿文称：“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可知这是公元584年所造的一铺阿弥陀像。主尊肉髻低平，脸型偏圆，眉毛以阴线刻出，双目细长，嘴角上翘，面带微笑。身着袒右肩袈裟，左手向前平伸，右手抬起，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姿态清秀自然。佛的两侧立胁侍菩萨，体型细瘦，宝珠形头光，头戴宝冠，缯带从宝冠左右垂至膝侧，下着裙，披挂璎珞等饰物，帔帛搭于两臂，垂于体侧，跣足立于莲花座上。左侧菩萨右臂自然下垂，平托一莲蕾，左臂上举，捏宝珠。右侧胁侍菩萨右手举与肩平，持莲蕾，左手置于胸前，手心朝下。两菩萨的前面是二力士，稍稍侧身握拳，竖眉鼓目，嗔目怒视，衣裙随着人物的姿态动作飘向一侧，与相对静止的佛与菩萨形成对比，渲染出一触即发的力量感。两力士中间为地神托举博山炉，地神一手撑地，另一手与歪向一侧的头部承托底盘，圆形平托上有莲花与莲叶簇拥的博山炉。带有护栏的台座四边开壸门，前面两侧有相向蹲立的狮子，昂首挺胸，前腿伸直，筋肉鼓起，充满着紧张感，似乎随时都会一跃而起。这铺铜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均十分考究，是隋代金铜造像中的精品。

著录：

保全：《西安市文管处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铜像》，《考古与文物》，1979年3期，页83-85。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299，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97-99，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这尊菩萨残像体量较大，因此得以表现许多细节，现只存腰以上部分。菩萨头戴高花冠，地刻纹饰，上有圆形饰物，挂坠璎珞和珠串，中间上方有月牙和宝珠。宝冠两侧缯带于耳朵上方打花结，宽宽的带子垂于肩上。脸型宽阔，细眉长目，鼻翼宽厚，面带微笑，五官的刻画使用精准劲利的线条，简洁勾勒出慈悲温和的相貌。菩萨佩戴精致华丽的项圈，项圈地刻花纹，与花冠一致，上嵌菱形和椭圆形宝物及花朵形装饰，同样垂挂璎珞和铃铛。菩萨丰腴柔软的右手举起，握柳枝于肩部，柳枝的叶子与枝干清晰可见。整尊造像虽大半残损，但如此体量且雕凿精美的菩萨像并不多见，依然可以体现出北朝至隋代佛教雕刻艺术的高超技术和极强的表现能力。

著录：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佛教造像——西安文物精华》，页121，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菩萨头戴扇形高宝冠，地刻花纹，垂挂粗大的璎珞和流苏，与1987年西安市唐礼泉寺遗址出土的菩萨残像宝冠装饰有相似之处，宝冠两边各有扇形花结。菩萨额头宽大，眉弓弯而修长，双目细长，充满笑意，宽鼻翼，嘴的边缘刻画明确。与北周造像相比，这尊像的五官略显紧凑，下颌稍窄，暗示着造像风格的变化。

弥勒菩萨交脚坐姿，双手及背光残缺。面相方圆，头戴宝冠，长发披肩，袒上身，戴项圈璎珞，下着长裙。残存的头光刻有坐佛，残存背光内二圈皆为胡跪的供养人，外圈为火焰纹。菩萨两侧各站立一胁待菩萨，双手合十，立于圆台上。菩萨双足两侧有护法狮子。下有四足方床，正面刻香炉，两侧各跪坐六身供养人，床两侧亦各有五身供养人。此尊交脚菩萨像是河北曲阳地区现存最早的石刻造像之一，且并未采用北朝后期这一地区著名的白石材料，向我们呈现了这一地区早期造像雕刻艺术的基本样貌，值得深入研究。

佛像为背屏式，保存完整。佛像结跏趺坐，波状发髻，肉髻较圆，脸型椭圆，大耳下垂。身着袒右袈裟，内着僧祗支，偏衫搭覆右臂，施禅定印。背屏边缘浅雕五身坐佛，身着通肩袈裟，禅定坐姿。方座正面浮雕香炉，其余部分为刘伯阳及父母，妻子等供养人像，均着交领袍服，或立或跪作供养状。底面有纪年题记：“太和十九年岁在乙亥……魏郡邺县民刘伯阳，为居眷男女大小敬造释迦牟尼石像一区…… ”。

参考：

朱岩石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07期，页49-68。

菩萨头戴三叶冠，面容瘦削，唇上有须，莲瓣式头光，下身着长裙，裙摆外撇，披帛在膝前交叉，右手在胸前持莲蕾，左手在腹下握桃形香囊，跣足立覆莲台上。下有长方形基座。通体保存红、黑彩绘及贴金痕迹。尖楣背屏边缘饰火焰纹，背面墨绘太子树下思惟像。方座背面题刻“天平四年，岁次丁巳……永晖寺智徽为师僧父母敬造白石观音像一躯……”

参考：

朱岩石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07期，页49-68。

造像通体白石雕造，主尊低平肉髻，面相方圆，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座上，袈裟下摆从座面垂下，双手残。圆形头光内圈为莲瓣，外为卷草纹，火焰纹背光。胁侍菩萨戴三叶冠，上身斜披内衣，下着长裙，披帛在腹前打结交叉，跣足立于覆莲台上。三尊像共用一方形台座，台座正面浮雕护法狮子与莲叶博山炉。本件造像在台座背面铭刻长篇发愿文，其上提及了施造者和雕造年代，为本件作品提供了精确的年代标尺。北梁太守贾仲贤作为东魏政权的中高级官员，其出资雕造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雕造艺术的较高水平。

此为背屏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七身像。主尊为坐佛，面部圆润，肉髻宽扁，头光刻莲瓣纹。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方座上。外侧胁侍均立姿，内侧为两身弟子，身穿僧袍，中为两身菩萨，外侧为两身菩萨装力士，头戴矮冠，双目圆睁，肌肉凸张。背屏上端雕飞天两身。背屏背面阴刻坐佛一身，施说法印。底座正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浮雕双狮香炉，下层中部为一舒腿坐姿菩萨，左侧为一比丘，着袒右袈裟，手持行炉，单膝胡跪，旁刻“比丘僧道智供养”。其右亦为一舒腿坐姿的供养菩萨，双手在颈腹间托持一串连珠形物。方座两侧面各阴刻一身舒腿坐姿供养菩萨。背面有长篇造像记：“大魏武定四年……比丘僧道智……採匠京都，敬造释迦石像一区。……”

参考：

朱岩石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07期，页49-68。

造像整体采用镂雕技法雕刻了弥勒与胁侍共七尊像。主尊弥勒菩萨，交脚舒坐于莲台上，头戴宝冠，宝缯披肩，袒上身，带项圈，璎珞交叉，披帛垂地，双手残，头光内圈雕莲瓣纹饰，外圈刻卷草纹与化生童子。主尊两侧各有弟子、辟支佛、菩萨共六身，唯最右侧菩萨残缺。各胁侍手中持物或双手合十，跣足分立于莲台上。底座正面雕地神托举博山香炉、比丘、蹲狮和力士，左、右、背三面刻树、风、山、狮、珠、鸟、象、鱼等八位神王。背面浮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胁侍菩萨、飞天和化生童子等；树下有释迦佛与跪拜布施的童子形象。造像场景宏大，布局严密，内容复杂，工艺精湛，出土地位于北齐东都邺城遗址附近，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工艺水准。

此背屏像原应为七尊，最外侧的菩萨像皆残，因此仅剩五尊。主尊为坐佛，低平肉髻，脸部方圆，着袒右袈裟，内着僧祗支，右臂残断，左手作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圆莲台上。圆形素面头光。主尊两侧的弟子与辟支佛皆着袈裟，手中有捧物，跣足立圆莲台上。莲台下残见二龙，可辨胸颈和前肢部，一爪支地，一爪上托莲台。下部方座正面雕双狮香炉，莲花香炉由两身舒坐童子托举。方座的其余三面雕八身神王像。本像雕刻工艺精到，彩绘保存亦较好，在同时期此类造像中较为罕见。

参考：

朱岩石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07期，页49-68。

这是2012年在河北邺城遗址出土的一件菩萨立像，是北齐造像中的精品，选用了曲阳一带所产白石，光洁莹润，表面经过精细打磨之后宛如白瓷。菩萨造型饱满敦厚，下垂的眼睑和略带笑意的嘴角，与同时期的印度笈多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简洁的衣纹配以精细雕琢的璎珞，裙子前面的部分采用镂空立体雕饰，以完全写实的细节衬托出菩萨像整体简约俊逸的气质。

参考：

朱岩石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07期，页49-68。

佛头于2012年出土于北吴庄村佛像埋藏坑，白石雕造，轮廓圆满丰润，满头螺发，面容清秀，五官刻画立体，眉如新月，鼻梁高挺，鼻头稍有残损，嘴唇上有朱砂彩绘痕迹并绘出胡须。代表了这一时期石刻佛教造像艺术的高超水平。

这件菩萨像造型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圆形头光与身光的结合，而非常见的舟形背光。菩萨面容立体突出，笑容鲜明。细长的眉眼舒展，浮现出沉思而喜悦自如的神情。头顶戴冠饰，头光莲瓣纹凸显。肩部突出圆饼状饰，披帛覆肩下悬，交叉展拓于膝前。裙尾纹褶细密，而且向外侈，呈鱼尾状。跣足立于仰莲台上。此菩萨的衣饰呈现出早期较朴素的特色，雕饰的刻工也较为精致，体现了这一时期青州地区菩萨造像鲜明的艺术特点。

著述：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163，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造像通体铜鎏金铸造，为一菩萨二胁侍的一铺三身像。主尊头戴花冠，披帛膝前交叉，璎珞在腹前穿珠交叉，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仰覆莲座上。主尊圆形火焰纹头光，三身像共用一舟形背光，背光上部为火焰纹，火焰纹中有坐佛五身。左右胁侍菩萨头戴冠，披帛在身前横列两道，跣足立于由莲叶长茎支撑起的覆莲台上。

造像通体铜鎏金铸造，为一佛二菩萨的一铺三身像。主尊佛像，高肉髻，面容及躯干大部锈蚀，漫漶不清。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双层覆莲座上。主尊头光内层为莲瓣，外层为同心圆，舟形背光上部刻火焰纹，火焰纹中有三身禅定坐佛。左右胁侍菩萨均束发，双手合十，披帛在膝前交叉，跣足立于覆莲台上。

蝉冠菩萨像于1976年出土于山东博兴县龙华寺遗址，出土时断为三截，后经修复拼接完整。1994年7月初被盗，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花费巨资购得，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后在中日双方多次交涉下，在2008年1月，蝉冠菩萨像回归中国，入藏山东博物馆。

菩萨戴高冠，冠正中饰以蝉纹，故称蝉冠。嘴角微翘，面含笑意，头光的正面和背面都做成内层莲瓣、外层同心圆的样式。斜披内衣，双肩覆搭披帛，帛带于胸前打结后分向两侧，下垂至小腿侧再向上折，最后各自绕两手肘下垂，两肘外侧下垂的帛带已残缺。下身穿着长裙，裙袂处分布密集皱褶。菩萨身躯修长，装饰华丽，双层项链，璎珞从两肩的圆饼形饰垂下，在腹前的一颗硕大的宝珠处交叉绕向身后。蝉冠最早为汉代时侍从官所佩戴，侍从官经常陪伴在皇帝的左右，后代常常以“蝉冠”比喻显贵、高官，“蝉冠菩萨像”也由此寓意其高贵的身份。此种形制的菩萨，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弥足珍贵。

参考：

肖贵田：《山东的维纳斯女神——蝉冠菩萨像》，《中国博物馆》2010年2期，页85-87。

主尊佛像磨光肉髻，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损，跣足立于圆台上。左、右胁侍菩萨均头戴冠，宝缯垂肩，饰项圈，着天衣，跣足立于双龙口中吐出的的莲台上。三尊像共用一整个舟形背屏，在背屏上分别彩绘出各自的头光与身光。背屏上部正中为一单层侧面塔，装饰华丽，两侧环绕飞天六身，二身托塔，四身分执笙、箜篌、琵琶、排箫。飞天下方有化生童子两身，侧身向主尊作礼拜状。主尊足下有榫，原应另有台座，现已不存。此件背屏式造像体现了青州地区造像风格的成熟。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38，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佛像采用圆雕工艺，石灰岩材质，面相圆润，双目低垂，螺发细密，肉髻低圆，小嘴厚唇，嘴角微微上扬，似在微笑。内层头光饰以莲瓣，外层施以线刻彩绘同心圆纹饰，头光残存部分上尚存四身浅浮雕化佛，身着通肩袈裟，彩绘田相纹，朱红色。左臂上举，左手残，右手下垂提袈裟下摆，跣足而立于圆台上，圆台下有榫，应有可插之莲台，惜无存。这种袈裟几乎没有衣纹的佛像表现，是青州北齐时期佛像的特色，显示出印度笈多艺术对青州地区的影响。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4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佛像通体圆雕，石灰岩材质，肉髻低圆，顶饰螺发，佛面圆润丰满。头光内层饰以莲瓣，外层以线刻同心圆及忍冬纹装饰，最外层雕七尊坐姿化佛。身着通肩袈裟，袈裟上以阴刻线表达衣纹，线条简洁。胸部平坦，腹部隆起，右手牵袈裟衣角，左手及双足均残。在这件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笈多艺术在北齐的本土化改造。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50，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75，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佛像通体圆雕，石灰石质。佛头缺失，身着袒右袈裟。袈裟前身以双阴线分成十三块方框，采用减地平雕的手法在方框内刻山峦、宫殿、人物、动物，方框外用不同的图案装饰。此像乃是佛教华严宗所尊奉的主尊——卢舍那佛，《华严经》云：“无尽平等妙法界，悉皆充满如来身”，卢舍那法界人中像正是“佛陀即法界”思想在造像艺术上的体现。

像身袈裟之上分成正面纵三列的界格，每列再分四五格雕画面，此特点是青州地区的传统风格。而画面雕刻又是以减地法刻出小画面，再于小画面的人物、景物上以阴刻线条表达出细节，使形象完整细致。然而本像并未彻底完工，最后的线刻细节工序只完成了一二个人物就停止了加工，因而小画面内容亦难以辨识。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57，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151，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思惟像是各类佛教石刻造像之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为左腿自然下垂、右脚踝置于左膝上的半跏坐姿，右肘部支撑在右腿上，用右手掌或手指支撑着下颏，左手扶住右脚踝，称为“思惟像”。呈思惟姿态的造像身份常见的有释迦太子、弥勒菩萨、观音菩萨等。思惟菩萨像并不在青州系造像中占有突出地位，而在河北曲阳白石小型造像之中此类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发展出了双思惟像甚至有镂空的双树双思惟像。青州此类造像不仅体量明显大于曲阳同类造像，绘彩雕饰也呈现不同于曲阳的风貌。其下半身大面积涂朱，彩绘保存情况较好，另外菩萨身下形制独特的筌蹄座亦是这一时期青州造像艺术的鲜明特色。

著述：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184，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佛像头顶肉髻低平，满头螺发，面相方圆丰满，双目微闭，嘴角内陷，微含笑意，其面部及颈部都残存贴金痕迹，右臂残断，左手手指虽残，但仍可看出其掌心向前施与愿印。宽肩挺胸，细腰收腹，体态雄健而有力度。身披袒右袈裟，薄厚适中，表面刻出阶梯式衣纹。袈裟大面积涂朱，色彩鲜艳，保存情况较好。主尊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上，基本造型与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造像较为接近。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64，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113，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佛像肉髻低平，饰以螺发，脸庞丰满圆润，双目下视，饱含慈悲济世之情。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躯干修长，从露出的躯干可看到造像的胸部较平，显得较为清瘦，袈裟衣纹以双阴线刻表达，感觉轻薄贴体。右手已失，左手残损，似掌心向前施与愿印。袈裟外有彩绘残痕，惜已大部剥落。这尊佛立像具象化地表现了北齐造像艺术的新风尚。

著述：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页78，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菩萨通体圆雕，头戴花冠，冠上有贴金残痕，冠中有一化佛。面相方正饱满，内衣斜披，颈佩项链，肩部饰圆饼形饰，披帛在腹前交叉打结，璎珞华丽繁缛，从肩悬下到腹部相交于宝珠上，左臂残断，右臂上举，跣足而立。菩萨雕刻精美，施以彩绘贴金，展现了北齐一代成熟的雕像技艺。

著述：

《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编委会编：《净土梵音：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图录》，页58，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佛像的头、足、左臂均已残缺。佛像身披通肩袈裟，全身以彩绘贴金的方式绘出袈裟上的田相格，虽未刻出一道衣纹，但躯干上肌肉的起伏制造出了袈裟轻薄贴体的效果。左臂上举，右手自然下垂牵袈裟衣缘。本件佛立像虽残损较为严重，但在残存的躯干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件佛立像初造之时的华丽色彩和熠熠光辉。

菩萨出土时残损较为严重，后经修复，基本恢复了原有面貌。菩萨头戴花冠，脸庞丰腴，双目下视，小嘴厚唇，脖颈细长，项饰精美，肩挂串珠，裸露双臂佩戴臂钏，披帛在腿前、膝前横列两道打结于胸前，跣足而立。本件立像雕工精细，衣纹、帛带流畅，且保存基本完整，较为难得。

著述：

任日新：《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考古》1990年08期，页717-726。

这两件铜鎏金菩萨立像外观上基本完全相同，保存状态也相似。菩萨戴花冠，面相圆润，宝缯披肩，圆形头光的内层与外层为莲瓣纹，中间以阴刻同心圆纹装饰。带项饰，披帛在腹前穿璧交叉，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莲座下有榫。由此推断，此两件菩萨立像应属一组像中的两尊。

佛像整体圆雕，保存较完整，立姿，面相圆润。袈裟薄衣贴体，衣纹基本不见，左右手均残断，跣足立于圆台上。造像贴体无衣纹的袈裟样式与青州造像北齐圆雕佛像中的一类相似，身体线条颀长优美，体现了这一时期山东诸城地区造像的独特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印度笈多艺术对山东造像的影响。

著录：

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2期，页231。

1988年和1990年，山东省诸城市在兴修体育中心时，出土了三百多件佛教石造像残体，此件菩萨像就为其中之一。菩萨饱满紧实的躯体上，饰有极其华丽的颈饰和璎珞，所有饰物均以浅浮雕手法表现，虽繁缛却不影响造像的整体感。表面残存彩绘贴金，与青州造像类似。这件造像凿刻于北齐晚期，开启隋唐造像之先河，雕刻之精致，表现之细腻，都不愧为北齐时期山东造像之佳作。

著录：

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2期，页231。

佛像通体圆雕，头、臂、足均已残断，仅余躯干。身着袒右袈裟，以肢体突出部位来表现其身材，袈裟上刻浅线来表现衣纹，显得轻薄贴体。佛像宽肩、细腰、胸腹微凸，双腿修长。袈裟上有朱彩贴金痕迹，这种装饰佛像的特点在东魏北齐时期盛行于山东青州，是这一时期青州造像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佛像圆雕，头、足多处残断。身躯丰满、胸部平坦、腹部微微鼓起，身着通肩袈裟，以浅线刻出田相纹，并施以朱彩，色彩鲜艳，写实性较强。立佛左手上举，右手自然下垂拈袈裟衣缘。这类大量施以彩绘的造像装饰技法是这一时期青州造像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本件石造像于1986年济南市舜井街重修时出土，上部有榫头，下部有卯眼，其应为石塔或经幢中的组成部分。略呈方柱型，四面都凿有佛龛，龙首龛楣，其中三面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一面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四面造像主从有序，阴刻、浮雕、圆雕、互相配合，层次分明，衣纹线条流畅，所作造像的特征显示出北朝晚期的雕刻艺术风格，与济南地区几处石窟相比较，其应晚于济南市南郊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至东魏兴和二年（540年）的黄石崖造像，而与长清县五峰山莲花洞建于北齐乾明元年（560年）的造像大体相似。

参考：

本件造像又称“张难扬等八十人造像”，为莲瓣型背光前雕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座上，高肉髻，额上正中发纹呈右螺旋涡轮状。面相清瘦，颈部细长，胸部扁平，两肩削窄，身躯修长。上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内衣束带打结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两侧胁侍菩萨头戴花蔓冠，披帛绕肩在膝前交叉，下身着裙，双手捧莲蕾恭敬侍立，造型清瘦秀丽。莲瓣型背光由内而外以四层窄带分隔，最内层为主尊之椭圆形头光，高浮雕莲花图案。其外为桃形，内饰浅浮雕坐佛九尊。第三层刻飞天六体，身着宽袖短衣，下着长裙，似从天宫飞降，最外层为火焰纹。菩萨的桃形头光内刻忍冬纹。在佛菩萨之间的两处空隙各线刻一供养人，戴冠、着长裙、执莲花，面佛而立。其上分别有榜题，左为：“开佛光明主张难扬一心供养佛”。长方形佛座中部阴线刻一博山炉，两旁线刻二供养人，亦有榜题。背光后面上部刻释迦多宝并坐像，其下刻：“景明四年下张村合邑捌拾人为皇帝造石像一躯”的题记，下部刻供养人形象与题名。两侧面上部各刻一龙，龙首向上，下部刻结有果实的忍冬纹。根据题记中所提及的“下张村”，可知这尊造像原存地可能在黄河以北辉县（今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一带。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31-3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随着都城迁至洛阳，在洛京宫室营建的同时，佛教寺窟的营造也从平城（今山西大同）移到洛阳。自孝文帝之后，在洛阳即位的宣武、孝明等诸帝王及王室贵族皆好佛法，致使佛教的发展在此时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除开凿龙门石窟外，在洛阳城内还修建与平城永宁寺同名的著名寺院——永宁寺及九层木塔。北魏对洛阳永宁寺的大规模营建是在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孝明帝生母胡太后曾亲率官僚为永宁寺九层木塔表基立刹，其所花费用不可胜计。这座皇家着力营造的寺院及高大木塔，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崇佛尚佛与南北竞造高塔的时代风尚，它的出现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发展繁荣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这件佛面残件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永宁寺塔基遗址，至今我们只能看到这件造像双眼的下眼睑、鼻、嘴、下颏、脸颊等部分，即便如此，造像雍容华贵、气宇轩昂的神情依旧光彩照人。佛面像脸型圆润、丰满，五官端庄匀称。鼻梁高挺，嘴唇微微闭合，唇线流畅清晰而柔和，嘴角微微上翘，既有超尘绝世的神秘感，又有人世间温雅娴静的亲近感，其莫测高深的秀美神情被塑造得淋漓尽致。

参考著述：

钱国祥：《北魏洛阳永宁寺塑像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01期，页76-85。

少目、程壮丽、吕建明：《北魏永宁寺出土的泥塑像》，《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03期，页65-70。

菩萨头像形神兼备，头发于额前两半中分，发髻残缺，面部丰满圆润，双目纤细呈柳叶状，鼻梁挺拔，小口薄唇，嘴角微微上翘，似在微笑。永宁寺塔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建成，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二月遭雷击起火坍塌，这批泥塑造像制造年代应在此15年间。

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少目、程壮丽、吕建明：《北魏永宁寺出土的泥塑像》，《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03期，页65-70。

这是永宁寺塔基中清理出来的一件残像，永宁寺塔基中出土了大量的泥塑残件，在制造技艺上大部分采用身首分别制作，而后将颈部末端插入躯干的办法组合，因永宁寺塔曾遭大火焚烧，泥塑已坚硬如陶制，原连接处亦残断，故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批造像均身首分离。除少部分佛、菩萨外，绝大多数为世俗供养人及侍从像。这件立像身着广袖褒衣，下着曳地长裙，腰束宽带，衣裙似随风摆动，体态优美，动作协调，似正徐徐前行，在服饰上具象化地展现了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深度汉化的社会现象。

参考：

少目、程壮丽、吕建明：《北魏永宁寺出土的泥塑像》，《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03期，页65-70。

道唅造像碑，四面环刻，碑阳上部雕成帐型龛样。正面雕尖楣圆拱形大龛，龙首龛梁，尖桃形龛楣浅浮雕坐佛七尊与莲花化生，坐佛中央一尊稍大，两侧依次减小，均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后均有莲瓣型火焰纹背光。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弥勒交足坐于方形台座上，足踏莲台，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面相清癯秀美，颈戴桃形带坠项饰，下着长裙，披帛腿前交叉，反映弥勒在上生兜率天宫为菩萨时的场景。身后减地浅浮雕莲瓣型背光、身光及圆形头光，龛内还线刻供养天人七身、莲花化生、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法，构成《维摩诘经变图》。二弟子刻于龛内转角处，右阿难左迦叶，双手合十，跣足立。二菩萨位于龛内两侧，面向主尊。其下佛座上各刻一比丘，左题“邑师道唅”，右题“比丘道胜”。龛柱外各浅浮雕刻一护法力士，其侧均有榜题。碑背顶部雕二龙交缠形成螭龙碑首，其下列雕五个小龛，中央龛内雕释迦多宝并坐，其外为两方形小龛，左侧小龛雕立佛一身。右侧雕善跏趺坐思惟菩萨一尊，最外两龛左右分别雕佛传故事“九龙浴太子”与“阿育王施土”，其下刻供养人。下刻造像记，正书51行，满行14字。节录如下：“夫玄宗冲赜……大魏孝昌元年岁在乙巳七月十日造……。”碑左侧面雕屋型龛，龛内雕一坐佛，旁刻一菩提树，树下雕禅定比丘二人，其下为供养菩萨及供养人。碑右侧雕佛传故事“释迦诞生”和一倚坐佛。下部与左侧面相同。这件雕造于北魏晚期的造像碑无论从人物造型还是表现手法已完全趋向汉化，是这一时期佛造像深度本土化的一个例证。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93-103，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页56-66。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首身一体。碑首为弧形，雕六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身两侧上沿。碑阳正中雕一尖楣圆拱形大龛，龛楣两端各雕一龙口衔上卷的龛粱，其外侧各刻一伎乐天人。龛内雕一佛，高肉髻，面相饱满圆润，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腰束带打结，双手分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龛柱外雕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双手合十，菩萨头戴花冠，袒上身，披帛穿璧交叉，下着裙，均立于莲花上。主尊座下雕一莲花化生双手托举博山炉，炉旁刻忍冬、荷叶，其外雕护法狮子及力士。碑额雕维摩诘经变，右侧维摩诘戴高冠，手持麈尾上扬，面左而坐，左侧文殊菩萨手握经卷屈肘上举，面右端坐。碑阴碑额处浅浮雕一尖楣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碑身分三层刻，上层减地线刻佛传故事画3列12幅，每幅皆有榜题。中层刻造像记22行，行8字，正书。节录如下：“夫妙色湛然······大魏武定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己丑朔廿七日乙卯造”。造像记左侧刻礼佛图两幅。最下层刻供养人像9幅。碑两侧面减地线刻供养人像，上下6列每列3人。均有榜题。这是一件有明确纪年的东魏孝静帝时期作品，为研究北魏造像向北齐造像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例。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161-164，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张永洛造像碑碑首六龙缠绕，龙首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阳碑首圭型碑额处雕一尖拱龛，龛柱及龛楣线刻两株菩提树，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主尊有莲瓣型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高肉髻，着通肩袈裟，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二菩萨头戴花冠，面相丰圆，颈戴项饰，上身袒，下身着裙，双手合十，跣足立于仰莲座上。碑身雕一圆拱形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主尊有莲瓣型背光和圆形莲瓣纹头光，高肉髻，面相方圆丰润，两肩宽厚饱满，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束带打结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其侧二菩萨形象与装束同碑额菩萨。龛下正中雕一莲花化生双手托举着博山炉，两边各雕一力士，上身袒，下着裙。龛周围刻造像记四方，龛上刻题记两行：“伏波将军白水令上龛像主张永洛为亡父母造像壹区。”碑阴圭型碑额处无造像，上书“皇帝万岁”四字楷书，碑身上部刻造像记，正书，18行，满行5字，录文节选如下：“大魏武定元年岁次癸亥二月辛酉朔三日，合邑等敬造石像一区……除行佛果，□□时见性。碑阴下部刻“重修三堂寺前殿碑记”。录文节选如下：“大明国河南开封府钧州新郑县······明嘉靖三十八年岁次己未秋孟月十五日”。从碑阴的刻文可知：这件东魏年间的造像碑在明嘉靖年间曾被二次利用，其碑阴碑额上的“皇帝万岁”及碑身上的重修碑记为明代后刻，另外在碑阴碑记两侧的花纹里还可以看到原刻造像人题名，明人将其打磨掉后刻成纹饰。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165-16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刘子瑞造像碑为横长方形扁体造像碑。碑之中部雕一尖楣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主尊肉髻扁平，面向丰满，慈祥敦厚，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袈裟下摆覆搭座上，座下沿饰覆莲一周。二菩萨戴宝冠，有圆形头光，颈戴桃形项饰，上身袒，腕戴钏环，披帛在腹前穿璧交叉，一手屈肘上举，手持莲花，一手自然下垂，跣足立于莲座上，衣纹浅显，简洁流利。龛周围遍刻造像记，正书18行，满行11字，节录如下：“维大齐天保三年三月中，乡豪都督刘子瑞，领军人向径州城打吴贼，路中见浮屠······又愿边地众生，俱登彼岸······父刘绍安，兄刘马翼······弟刘陆虎”。北齐时期的造像碑形制多种多样，这种横长方形的卧式造像碑也是这一时代常见的造像形式，这类碑以造像记为主，仅在碑中雕一拱形佛龛，龛内多雕一佛二菩萨，继承了北魏晚期横长方形扁体造像碑的特点。这类长方形碑当时多被镶嵌在寺院墙壁或佛塔的塔壁上，多为发愿或还愿所造。从碑文内容来看，确为刘子瑞领军攻打吴贼途中发愿，后获胜平安归来，遂与其父亲、兄弟共造佛塔与此碑以还夙愿。从其保存现状看，该碑应为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灭佛时所埋。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18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李文生：《龙门石窟装饰雕刻》，页106，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刘绍安造像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首身一体。碑首六螭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之两侧，碑阳碑额处雕圭型龛，内雕禅定坐佛，面相方圆，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身后为莲瓣型背光。碑身凿一尖楣圆拱形大龛，虹形龛楣是北齐造像龛楣的典型标志。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辟支佛。主尊有莲瓣型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数匝，内为莲瓣，外为光环。主尊坐佛面相方圆，着双领下垂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束带打结。左手垂膝，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袈裟下摆覆搭座上。两侧弟子，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袖于衣内，立于坐佛两侧。二菩萨位于龛柱位置，头戴宝冠，披帛绕肩，颈佩桃形项饰，着裙，与其外侧辟支佛跣足分立于长梗莲座上。主尊座前雕山花蕉叶装饰的博山炉，两旁各有一供养人跽跪供养，似为刘绍安夫妇。外侧各雕一护法狮子卧伏状，龛楣两侧刻菩提树枝。碑阴碑额处刻“像主刘绍安刊石记愿”3行9字，碑身左侧刻“大齐天保十年九月八日造”1行11字。碑身左右两侧面上下两排刻供养人六身，左四右二，左边框榜题“刘子端、刘蛮勇、刘景明、刘陆虎”，右边框题：“刘马翼、刘伏保侍佛时”。长方形碑座上边沿抹角，呈覆斗状。正面中间减地线刻一山花蕉叶和莲瓣装饰的博山炉，左右各刻三身供养人，左侧榜题：“刘神欢、韩仕宣、刘道□侍佛时”右侧榜题：“刘文男、刘罗胡、刘通天。”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214-217，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菩萨头戴宝冠，面相长方，修眉细目，双目微睁似闭，嘴角微微上扬呈月牙状，似在微笑，鼻头上有少许残损。根据本件头像的体量推测其整身大小可知，这应是一件较大的石造像作品的残件。这件像头早年出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巩县位于北魏中后期时的国都洛阳以东，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县郊大力山下现存北魏中晚期开凿的皇家石窟——巩县石窟。

此作品为莲瓣型背屏式一佛二菩萨造像，背屏底部有榫，当插于某个台座上，现已无法知晓。主尊立佛头饰高肉髻，额上正中饰右旋涡轮纹，细眉修目，面带微笑。头后有圆形头光，内层为莲瓣，外层刻忍冬花蔓，这种头光装饰在北魏晚期的造像中较为多见。主尊立佛颈长胸平，两肩削窄，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部束带打结，结带下垂，袈裟下摆呈尖角外撇。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而立。主尊足下两侧各出一屈颈龙首，口吐长梗莲台，菩萨就立于莲台之上，颈戴桃形项饰，披帛绕肩在腹部穿璧交叉，下着长裙。束腰之裙带打结后垂于两腿间。右菩萨左手持宝奁，右手提善锁。左菩萨右手残损，左手持净瓶。莲瓣形背光减地阳刻火焰纹，繁缛细密，在主尊头光上部刻吉祥草，主尊与二菩萨之间刻莲花荷叶图案。背光背面上部正中减地线刻交脚弥勒，左右各刻一供养比丘，分别各有榜题“比丘僧道妙侍佛”和“比丘僧惠持供养佛”，下部线刻供养人5排，每排6-8人不等。且每人旁都有说明其身份之榜题，内容均为“邑子某某某侍佛”，其中第一行有“菩萨主田延和侍佛”题记。该造像虽无纪年，但从艺术风格看，与龙门宾阳中洞北壁之佛、菩萨相类。宾阳洞开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完工于孝明帝正光四年，由于民间造像的范本往往来源于石窟造像，因此此件作品的雕凿年代应晚于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119-121，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张伏惠造像碑为竖长型扁体造像碑，无碑首，座已失，保存较为完好。碑阳上端平面浅浮雕帷幔，上饰莲瓣纹、三角悬珠和璎珞。帷幔上的五条悬幡均刻有题名，主要为助造造像碑的比丘、比丘尼及居士姓名。其下雕二列三层共六龛，上两龛为尖楣圆拱龛，龛内均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辟支佛七身组合，龛左边框及两龛之间的隔梁上均有榜题，内容为供养人姓名。 中间两龛为帐型龛，左龛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辟支佛二婆薮仙人，右龛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下层两龛为尖楣圆拱龛，龛柱下饰圆形柱础，上饰莲瓣，龛粱两端向上卷起。龛楣左右雕听法弟子六人，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供养人。左龛主尊无量寿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花座上，右龛造像与左龛基本相同，只是座两侧各雕一护法狮子。碑阴上部刻造像记16行，满行7字，录文节选如下：“大齐天统四年……邑主张伏惠……同登彼岸”。下部刻邑子姓名五排。左侧面刻题名：“南荆州安昌县令张伏恭侍佛……邑子宣威将军赵文景”右侧面刻题名：“邑子张小兴祖张元庆……清信张寂奴”。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244-250，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刘陆造一佛二菩萨像，1964年与刘子瑞造像碑、刘绍安造像碑、刘绍安造菩萨像同时出土，为莲瓣型背屏式一佛二菩萨造像。主尊高肉髻，面相饱满，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左手自然放于腿上，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袈裟下摆覆搭座沿。二菩萨头戴宝冠，披帛或打结交叉或穿璧交叉，下着裙。主尊座前中刻莲蓬、忍冬装饰的博山炉，左右两只护法狮子昂首翘尾相向作蹲坐状。造像上有红色彩绘痕迹。造像背面刻造像记5行，满行8字。节录如下：“天统午（五）年七月十五日，佛弟子刘陆造石像一区。愿史（使）夫妻眷属萇（长）命延康，无诸病苦，善愿从心。”该造像题记中的“刘陆”应为“刘陆虎”之误。在同批出土的天保三年刘子瑞造像碑和天保十年刘绍安造像碑中，均有“刘陆虎”题名，据刘子瑞造像碑记载，刘陆虎系刘绍安第六子。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251-253，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薛文灿：《新郑北齐石造像》，《中原文物》1986年2期，页57。

周铮：《新郑小乔北齐造像考》，《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页62-65。

宋始兴造像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碑首碑身一体，碑座已失。碑阳碑首刻六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身，碑额处雕一尖楣圆拱龛，龛内倚坐弥勒，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龛柱上分别阴刻楷书供养人题记。碑身分三层雕刻，上层正中雕一覆钵式花塔，塔下饰覆莲瓣，方形塔身辟两龛，各雕一坐佛，应为释迦多宝，塔左右各雕一飞天。中层雕一大帐型龛，龛楣帐幔上刻莲瓣纹、三角纹和华丽的流苏装饰。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主尊头部与双手残，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座下左右相向刻两供养人，手持长梗莲花作胡跪供养状。二菩萨头戴宝冠，面部残损，宝缯垂肩，披帛在腿前横挂两道，下着裙，跣足立于覆莲台上。二力士头戴冠，裸上体，肌肉隆起，手残，宝缯上扬，下着长裙，跣足立于山形台座上。龛左右边框各有题记，主要内容为供养此碑的比丘及比丘尼姓名。下层长方形龛内，中雕一地神扛托博山炉，两侧各雕一供养比丘，身后各雕一护法狮子。碑阴碑额处雕一尖楣拱形龛，龛楣中部雕一火焰宝珠，龛内雕释迦多宝说法像，龛柱刻题记。碑身上部刻造像记，楷书17行，行15字。节录如下：“……都邑主宋始兴合邑一百人等……比丘尼惠高……”，刻碑落款已不可识，根据清人吴式芬《捃古录》载为“大齐武平七年（576年）十一月廿三日”。在艺术风格上，该碑凸显了北齐造像的时代特征，主尊宽厚饱满的双肩较之前期的瘦削双肩显得更加浑厚有力，袈裟下摆亦由前期的满覆座前变为覆搭座之上部，另外在雕刻题材方面深受 《法华经》的影响，反映出当时造像艺术的流行风貌。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289-293，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吴式芬：《捃古录》，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

丁朗俊合家造像碑碑阳碑首雕六螭盘绕，碑额处雕一菩萨二弟子，主尊有桃形头光，戴冠，上身袒，下着裙，半跏坐于方形台座上，座下波涛汹涌，一只海兽在波涛中游走。碑身下部雕一大圆拱龛，龛内雕佛、弟子、菩萨、辟支佛、力士，反映的是释迦说法众弟子听法的场面，左右共雕12人。座前正中雕双地神托举莲花、忍冬装饰的博山炉，两旁刻二护法狮子。龛上正中雕一座莲花宝塔，塔内刻禅定坐佛四身，塔外左右各刻一身材高大的立佛指向宝塔，此二佛应为释迦多宝，反映的是《法华经·见宝塔品》中释迦在灵鹫山说法华经时的场景。碑两侧分三层雕刻龛像，左侧上层刻飞天两身，中层刻比丘4人，下层刻一菩萨二比丘。右侧上层雕两个小圆拱龛，龛内各雕一禅定修行的比丘，旁有一比丘站立。中龛刻一佛二弟子，主尊座前刻二跽跪供养人。菩提树下刻二思惟菩萨。碑阴刻造像题名，碑额处刻都邑主丁朗俊、丁思善。碑身刻题名两列，主要内容是供养人的姓名。该碑在面积不大的范围内错落有致地雕刻出48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线条浅显流畅，人物形象丰满，具有较为典型的北齐造像特征。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310-314，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碑首呈弧形，雕六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阳圭型碑额处凿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龛额阴刻飞天两身，龛左右两侧阴线刻两身胁侍菩萨。碑身减地平雕法刻出上下三列佛传故事，每列间以粗线间隔，上列刻帷帐龛，顶部框格内刻飞天10身。龛内以立柱将整幅画面分为三幅，中间刻交脚弥勒及二胁侍菩萨。两侧各有一跪姿供养菩萨，外侧分别为手持琵琶和吹笙的伎乐天人与马首人身和鸟首人身的天神。中列刻廊、阁、门等建筑物，右边阁中坐一交脚弥勒，对面一人骑马而来，前有飞天导引，后有持华盖者随从，门内一人跑出，中间一倚仗老者坐在藤座上，反映的是释迦为太子时出四门遇见老人的情景。下列刻山林树丛之间，右边马车上一人端坐，身后有华盖，中间一人骑于马上，一人持华盖紧随其后，左上方三人吹奏笙、洞箫、横笛。下方2人双手合十而跪，一人急步趋前准备迎接对面而来的释迦太子。碑的右侧面上部刻释迦为菩萨时曾骑金翅鸟游历人间，下部刻摩耶夫人梦见菩萨入胎的情景，左侧面上刻太子长大后在宫中听歌赏舞，下刻山林田园的民间生活。碑阴碑额处凿一拱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下刻博山炉，炉旁刻二供养比丘坐于左右，龛左刻一女供养人和其身后的随从，榜题供养人姓名。碑身遍刻造像记文，隶书19行，满行27字，节录如下：“夫神道难谟……天保年中诸邑等共发善心……至武平中……延至四方”。根据造像记透露的年代可知这件造像碑的凿刻年代当在北齐武平年间。碑阳刻佛传故事图在同时期造像碑中较为罕见，此外该碑造像记以隶书写就，然与东汉魏晋时期的隶书风格明显不同，在书法研究的角度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必须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此碑图案有作伪可能。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299-304，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荀国丑造一佛二菩萨像，主尊高肉髻，面相丰满稍长，嘴角内敛，微带笑容。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束腰结带，两手拢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袈裟下摆覆搭座上。座两侧各雕一力士，双手上举，承托座案。主尊头后的圆形头光与身光相连，头光内刻缠枝莲花和忍冬纹。两侧各雕一菩萨，上身袒，下着裙，璎珞自肩斜挂，跣足立于覆莲台上。佛与菩萨身后的莲瓣型大背光由两株高大的菩提树组成，于树枝上分三层雕刻佛像8身，上层雕交脚弥勒菩萨，下层雕七佛禅定坐，均有圆形头光，于细微处依旧可看到浅淡的朱红底色。造像背面素面无饰，下部佛座刻造像铭记及题名，节录如下：“大隋开皇二年岁次······都像主荀国丑······阿弥陀像主家妙姿······邑子孙长雄，邑子荀老女。”从造像记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阿弥陀佛信仰是当时重要的信仰对象，另外其莲瓣型的背屏样式多见于北魏晚期，随着东魏、北齐造像碑的流行，这种形式的造像就不再流行了。荀国丑造像整体上继承了北魏晚期的传统，但将菩提树作为背屏的雕刻题材，取代了前期的火焰纹，是对北魏造像的继承与发展，其上承北魏晚期造像风格，下启盛唐造像艺术，是一件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品。

著录：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页382-38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巩县石窟第一窟，平面方形，有中心柱。中心柱四面开龛，龛内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座下面两侧雕一对蹲伏披毛的狮子。佛像的背光刻火焰纹，两侧刻有对称的飞天、化生和莲花。中心柱基座四周，雕有力士，形像各异。北壁壁脚雕畏兽十二躯，面孔狰狞，给人以恐怖之感。中心柱上端各面皆为由化生、莲花和垂鳞纹、彩铃、飘带组成的垂幔，刻工精细，美观而庄重。石窟的四壁之上部，刻千佛龛，龛内千佛所著衣服，富于变化。东、西、北三壁千佛龛下各有四个大龛，龛楣及龛两侧有飞天、莲花、忍冬和火焰等花纹图案。南壁即洞门内壁两侧，千佛龛下为三层浮雕“帝后礼佛图”。礼佛图生动而逼真地记录了北魏统治者宗教活动的情景。左侧三幅以皇帝为主，右侧三幅以皇后为主。每幅上都有众多侍从，有的为帝后执扇撑伞，有的捧持香炉和供品。行列前有身穿袈裟的僧人为前导，后面紧跟着仪态雍贵的帝后及为他们挈提拖裙的宫女，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簇拥着帝后进香礼佛。浮雕构图协调，刀法圆熟，造型逼真，显示出北魏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同样题材的帝后礼佛图亦见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但于20世纪30年代被切割盗取。其中，皇帝礼佛图陈列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陈列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因此巩县石窟这组幸存的帝后礼佛图便成为了现存唯一完整的一组帝后礼佛图。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陡峭的崖壁上，自后秦、西秦，又经北魏、西魏、隋、唐，至宋、元、明、清各时代均有营建。这尊坐像原为麦积山西崖第117窟的主尊，头部略方，高肉髻，饱满的脸颊，目光俯视。西魏造像继承了北魏造像传统，人物仍具有秀骨清像的特征，但人物身躯更为饱满，富有张力。佛像于须弥座上结跏趺坐，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外披厚重的袈裟，衣褶垂搭于台座前，层层叠叠的处理富有韵律和节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损。佛像身后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以莲瓣装饰。两侧的弟子像，残存右面一身，侧身面朝主尊，一手持净瓶，姿态恭谨。造像身上仍保留有当时的彩绘，得以一睹当时洞窟内的华彩。

著录：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中国麦积山石窟展》，页59，东京：大冢巧艺社，1992年。

这尊像位于第135窟，此窟原为北魏后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北周时期又在正壁中央龛两侧各增加了一龛，此佛像就安置于新开凿的左龛右侧。麦积山北周时期造像风格在西魏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人物造型敦厚、简练，形体粗壮。这尊佛像头部稍稍前倾，肉髻低平，脸型方圆丰润，垂目俯视，嘴角微微上翘内敛，表现出佛陀慈悲、内省、沉静的精神世界。佛像所着袈裟厚而简约，垂足坐于方形台座，膝盖以下已残损。丰满柔软的两手置于胸前，似乎正在为众生说法，呈现出精妙的肢体语言，虔诚而自然。这尊造型高度简约的佛像，是麦积山北周时期的佳作。

著录：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中国麦积山石窟展》，页60，东京：大冢巧艺社，1992年。

甘肃境内的造像碑始于北魏时期，其后造像碑体量逐渐增大，内容也更加丰富起来。这件隋代造像碑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四层，上方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其下为一佛二菩萨，再下为弥勒倚坐像与二弟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最下层区间内刻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这些题材常见于北朝至隋的造像碑上。此碑在人物的组合排布上显得十分成熟，虽人物众多，仍被安排地有条不紊，如维摩诘像，坐于帐中，身后有几位立姿的人物，虽空间狭小，仍能将人物的前后主次关系表达清楚。造像碑左右两侧各开四龛，均为一佛二弟子像。碑阴上部正中设弥勒菩萨龛像，碑身刻发愿文与供养人题名，发愿文中提到：“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之秋合为仲契……”，可知此碑为开皇元年，由李阿昌等二十家结社所造。

著录：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中国麦积山石窟展》，页96-97，东京：大冢巧艺社，1992年。

此佛像范保存较为完整，外缘为圆形，下端稍有些损坏。中央为一坐佛，端坐于菩提树下，菩提树的枝叶刻画简洁而具有装饰性，巧妙填充了佛像背景。佛头上有螺髻和高肉髻，眉目俯视，表现出沉思冥想之神态。佛像着通肩式袈裟，两手于腹前结禅定印。衣纹随着身体动态排列成整齐宽大的皱褶。在佛像两肩，有两个火焰状的三角形凸起，这种佛像样式一般被称作“焰肩佛”，源自贵霜时代，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曾经出土著名的舍卫城神变焰肩佛，以及肩部带有火焰的佛坐像，表现了佛陀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种石膏范是用来制作黏土或灰泥塑像的，采用这种材料做范与帕米尔盛产石膏有关。佛像结跏趺坐，禅定印。头发呈水波纹状，眉毛细长，眼睛俯视，鼻梁挺直，嘴角微微上翘。佛陀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均匀流畅的U字形排列，垂搭于手臂上的部分，依据人体结构转折自然。此像从内敛沉思的表情，到流畅如水的衣纹，都明显具有印度笈多时期马图拉地区的造像特征。

著录：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 古道 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辑》，页110-1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13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新疆地区佛教寺院遗迹发现的许多泥塑佛像，多使用模型制作，为避免大量生产造成的千篇一律，人物面部使用模制，而发式、装饰等部分单独制作，特征各有不同。这件佛或菩萨面部模具，鼻梁与眉弓以圆润的弧线连成一体，眼睛细长，嘴唇小而多转折变化。与犍陀罗地区的佛像相比，新疆的风格显得婉约柔美，而与同时期内地汉化的脸型也有很大差异，具有独特的西域特征。

著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页104，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137，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北50公里处的沙漠中，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此作品为建筑装饰构件，正圆形的莲花中央有坐佛一尊，面部磨损，高肉髻，大耳垂肩。身着袒右肩袈裟，腹前U字形的衣纹清晰可见。两手置于胸前，两膝向两侧张开，交脚姿势。佛像身后有正圆形的头光和身光，最外侧是一圈莲瓣。这种在莲花纹样之中描绘人物的构图，在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印度巴尔胡特大塔上就已大量出现。在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中，也曾发现与这件作品类似的圆形建筑构件。

这块浮雕石膏板周围饰以卷草纹，正中画面有四位人物，右数第二位坐在梯形龛下，着通肩式袈裟的是佛陀，在他的左右，各有一位双手托钵的供养者，头上高发髻，饰物华丽，屈膝跪地，姿态恭谨。最左侧的人物骑在一头伏卧的骆驼上。人物背景施以各种装饰，佛龛背景刻有菱形纹样，上方是一排圆拱小龛，两角有鸟形装饰，左侧人物背后是一棵花朵繁茂的树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调查发掘了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其发掘记录体现在报告《图木舒克》一书中。图木舒克地区属于古代疏勒王国故地，脱库孜萨来遗址是研究疏勒佛教的重要素材。

著录：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页50，2002年8月。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石碑上部已残。主尊脸部有一定程度的风化残损，仍依稀可见弯眉细眼、嘴角上扬、慈悲微笑的面容。左手手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无名指与小指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佛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于胸前束带，带垂出领口之外。袈裟下缘厚重，分三层垂搭于台座前。主尊左侧胁侍菩萨上半部已残，只能看到垂下的左手持桃形持物，立于莲台，右侧菩萨头梳双髻，披帛于腹前交叉，左手掌心向外举于胸前，右手自然下垂贴于腹前。佛座两侧各有半蹲状狮子一只。造像表面原有贴金，佛像胸口与菩萨手部尚见残存。碑阴有浅浮雕屋形龛，内坐交脚菩萨，龛下方阴刻铭文：“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途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珎）斯□（誓），□（发）果菩提，广度□切。”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30-133，图版47-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此像为一佛四菩萨组合，正中立佛螺髻，脸型长圆，双目俯视，口鼻小巧，面容清秀，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束带下垂，衣摆左右张开。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握起，右手上举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大覆莲台座上。左右两胁侍菩萨各立于带有莲茎的莲台上，戴宝冠，束高髻，装饰华丽，披帛交叉于腹前圆形纽，均为一手上举一手自然下垂的姿势。最外侧的二胁侍菩萨面朝主尊，立于力士托举的莲台上，各自于胸前持拂尘手柄，尘尾搭于肩后。五尊的排列、高低，错落有致，巧具匠心。宽大的背屏外缘，是十身衣袂飘飘的飞天，左右各五身，各持乐器演奏，飘举的天衣和飘带似火焰、似云气般升腾，正中顶端刻三层宝塔一座。在背屏的内区，佛像上方刻有浅浮雕说法图一铺，中央华盖下结跏趺端坐一佛，左右各立三位弟子，两侧最外各有汉式门阙，旁有一弟子跪坐。碑阴为阴线刻，分为上下两个区间，台座上方是一幅说法图，中央有坐佛一尊，左右各刻两位供养人，面佛而立。下方有六位供养人和侍女像。人物形象以极其简略概括的线条凿出，虽只有轮廓，仍能生动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衣着和姿态。下方台座上阴刻铭文：“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州子、妻李慧女，咸割身口，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俉诸佛，面睹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37-140，图版49-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佛像头、手皆失，肩部瘦削，身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薄衣贴体，右侧身体与右腿上的衣纹呈“U”型汇集于左肩，身体轮廓清晰。内层佛衣下摆衣褶呈波纹状。左腿直立，右腿微屈，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像背面下部阴刻铭文12行，现存119字，节录如下：“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敬造释迦像一躯……与一切众生等成佛果”。

参考：

袁曙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91年3期，页27-32。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页20-21。

此像由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构成，一铺造像由众多人物组合而成，是南朝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主尊磨光肉髻，方额宽颐，五官清秀。左手抬于腹前，手心向外自然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襟搭于左前臂上，袈裟于两腿前呈宽阔的U字形分布，垂下的衣缘多层重叠，两角略外侈。两侧的四位胁侍菩萨头戴高冠，面容慈悲亲和，宝缯垂至两肩，披帛、飘带披挂华丽。四位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穿插于四尊菩萨与佛之间的空隙，面朝主尊站立。在佛、菩萨像的前面两端，雕刻有二力士，圆形头光，头梳高髻，束带，颈部青筋尽现，但身体姿态略显放松，项圈、披帛与菩萨装饰有相似之处。台座前方正中央为力士托举香炉，两侧各有一蹲狮，昂首张口。背光中央是主尊的三层头光，由正圆形和桃形组成。头光上方浅浮雕说法场景，正中帐内有佛端坐，两侧是成组的人物整齐排布。背屏最外层是十身飞天，各持乐器，飞舞的天衣与飘带装饰性极强，顶端正中央为宝塔。碑阴分上下两部分，上方是说法图和供养人，人物的衣饰与姿态简洁刻画地惟妙惟肖，呈现剪影般效果。下方两侧各浮雕有僧人坐于山洞中修行的场景，中间长方形碑面刻有发愿文：“中大通二年七月八日，比丘晃藏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藉此善因，愿七祖先灵、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稳，三界六道，普同斯誓。”

著录：

此像主尊为释迦、多宝二佛，结跏趺并坐于莲台，莲台下的莲茎和枝蔓从底端罐中长出。二佛皆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磨光肉髻，左侧一尊，左手施禅定印，右手举于胸前，手指自然握起。右侧一尊，左手于腰际，掌心向外，手指自然上握，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二佛之间与外侧共有五尊菩萨，均戴宝冠，二佛之间的菩萨戴项圈，身着袈裟，其余四尊均着披帛、璎珞、飘带等饰物，手中持物，装饰华丽。佛与外侧菩萨之间，可见两身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在佛座前侧，两边是着菩萨装的二力士，一手于胸前握拳，一手下垂握持兵器。二力士内侧是两只蹲狮。在众多人物的排列上，这铺像显然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近处是力士和狮子，向后依次是二佛、诸菩萨、二弟子，形成前后明确的四层构图，有条不紊地将诸多形象排列于有限的空间内，使得平面的雕刻有了纵深感。佛像背屏上，表现了佛于天上说法的场景，以及空中飘舞的飞天和佛塔。

碑阴雕刻内容分为两部分，上方浮雕一铺说法图，佛陀坐于正中菩提树下，后面有两组跪坐弟子，上方两身飞天，正中为山峦，佛的前方，左右两侧各有四位供养人，面朝佛陀，拱手而立。下方长方形碑面阴刻发愿文：“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鄣碍，愿三宝□（应）诸，夫自□（身）。”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60-163,图版：57-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此像为圆雕作品，保存较为完好，原有的贴金尚有部分残存。此像发愿文称“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因缘及六道合令，普同斯誓，谨□。”

由发愿文可知，此为阿育王像。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略称，在我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有着特别的信仰和尊崇。现存作品以四川的南朝造像当中尤为集中。此像涡卷纹高肉髻，螺发表现为大的磨光凸起，眉眼俯视，颧骨突出，有八字胡须，特征较为明显。身着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腹和腿前的衣纹呈U字形排列。残存头光上有环形纹饰带，现存坐佛五尊。阿育王像所立莲台装饰华丽，由仰覆莲瓣组成，仰莲为肉质感较强的双层莲瓣，花瓣上原有圆形和菱形嵌物，现已不存。像的背后，可见残存的头光上刻有供养人像，双足后面有一条石，刻有铭文，如前文所述。

著录：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页147-149,图版：52-1，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页287，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从文献记载这种造像样式的时间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从成都地区出土的带题记的阿育王像中，可以总结出阿育王像的一些特点，比如硕大的束发状肉髻，明显的八字形胡须，杏仁状睁开的双眼，通肩袈裟呈“U”字形的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捏袈裟的衣襟等。此尊像头、手皆残，披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前及双腿间衣纹呈“U”形凸起，左肘下有一组凸起的百褶状衣纹，内层佛衣下摆仅及小腿中部。双腿直立，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底座未见铭文。从袈裟衣纹特点判断，与梁太清五年的阿育王像十分相似，因此可以断定其为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地区造像的特征，其自天竺经西域进入中原，而后流传江东，描绘了佛教雕塑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

参考：

王剑平、雷玉华：《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9期，页65-69。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佛像头、手均缺失，外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衣纹在身体右侧与右腿处呈“U”字形汇集于左胸处，疏朗有致。袈裟贴体，身形轮廓隐现。

成都万佛寺创于汉延熹年间，梁时名安浦寺，明末毁于兵燹。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起先后有四次出土石刻造像，出土众多南朝造像，题材丰富，布局完整，雕凿精美，许多还有纪年题记，是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

佛头高肉髻，细密的螺发均匀覆盖、排列整齐，面相方圆，眉线细长，鼻梁与额头平齐，嘴唇较厚，嘴角微微上翘，浮现出一丝自然恬静的微笑。

本件造像碑残座1954年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红砂岩质，风化较为严重，横断面近圆形。外侧高浮雕、菩萨、力士数身，皆有头光，人物之间有侍从像，体量较佛菩萨为小，面容奇特，似是西域胡人。这类形制的造像碑座在四川以外地区所见较少，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此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正面坐佛圆形头光，素面肉髻，脸庞方正，面带微笑，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肩搭偏衫，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 坐于须弥座上，袈裟下摆分三层敷搭在座沿下。主尊左右各立一弟子，身着袈裟。弟子外侧为菩萨，戴宝冠，宝缯披肩，披帛腹前交叉，双手胸前捧钵或持物。菩萨外侧为力士，头巾扬起，着菩萨装，左手皆下垂，右手平抬于胸前或举起于体侧。菩萨与力士均有圆形头光，跣足。须弥座的两侧为正面朝向的护法狮，座前站立两供养比丘。莲瓣型背光上内圈凿出七个圆拱形小龛，龛内须弥座上各雕刻一身禅定佛像，背光中间一圈连珠纹，外圈雕出十二身各执乐器与供物的飞天。本像在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是最完整的一尊背屏式造像，保存状况亦较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和历史研究价值。

参考：

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10期，页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