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溘然长逝。人们惋叹他的离去。我仿佛依然如故地按照刘老的吩咐、刘老的心愿，为他料理着一切事情，但这一次，却是料理着他的后事。我侍从过二十年的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一生的治学、—生的为人，又分明同他的名字一起留给了后人。
       七十年前，一辆大车满载到北平谋生的人由河北冀县出发，一路上，车把式心疼牲口，不断地吆喝着车上的半大孩子们下车跟着走。就这样，车上的人轮流坐着、跑着，到了古都。这中间，就有当年十四岁的刘九庵（原名久安），他从此开始了与古书画结缘的生涯，开始了不能用勤奋一词完全涵盖的生活，而是酸、甜、苦、辣俱全的艰辛一生。经在琉璃厂工作的二叔托人介绍，他到古文化街琉璃厂的字画店悦古斋学徒，三年没有尝过坐的滋味。他勤奋好学，一天忙下来，晚上别人睡了，他偷偷点上煤油灯，查书做笔记，立志学到本领，早日自立，一干就是十二年。从悦古斋出来，他移居南新华街土地祠。偶与刘老闲话，说起土地祠，越说我越感亲切。原来土地祠后改为南新华街小学，是我读完小学的地方。我读书的课堂正是刘老当年栖身之所。当年的刘九庵，身无分文，靠的是行业中相互提携的不成文规矩，可以从熟悉的、彼此信任的书画店，挑选一些滞销的字画去营销、代售。卖得出，按店中所定价交还货款，赢余归己；卖不出，原物璧还，分文不取。全凭一个信字。这也成为先生一生为人的信念。初时，稍有所获，小心放在床褥下，不料又被人窃去。先生淡然说起往事，了无怨言。先生一生为人谨慎，其大小挫折料想何止成百上千。前几年，为协助先生研究一通明人信牍，先生拿出早年笔录的寓目书画记。笔记用小楷工书，初一看，两人眼光相对，畅然而笑。原来那小楷，全然仿书先生已经考出的明中期书法大家王宠一种典型赝作。先生说，那时人家都当作真迹，写得工整的，又当作王宠的精品。要研考的一通明人信牍，因尾书“阅后焚毁不存”的字样，事关时人、时事之违碍，只与亲密者道之，故彼此心照而不书名款。然虽无名款，先生已知书者为谁，并由此断定信牍中的重要文献价值。信牍书者为明人张凤翼，信中内容涉及当时权相张居正，涉及著名画作《明上河图》。于是，它为《清明上河图》的流传添上了一笔鲜为人知的故事；于是，先生撰《有关<清明上河图>的一通明人尺牍》，发表于《收藏家》杂志。
       往事历历，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昔日胡适博士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言，对书画鉴定来说，只能行之一半，即小心求证，万万不能大胆假设。即如上述明王宠书法的鉴定，已有文献或明人尺牍中道及时人代笔、仿书事，于是先生才开始了小心求证的考鉴研究。谁曾为王宠代笔，仿书有多少种典型的样子，于是先生撰文《王宠书法作品的辨伪》，文后附录已出版的王宠书法作品，一一指出真者为何、赝者为何。学习、研究王宠书法的人，不能不先读一读这篇文章。
       因常与先生晤谈，对先生研究书画之特点，初时颇觉繁琐，后来才为之心折。先生研究八大山人书画，可谓是玲珑宝塔拆碎不成片断，但却实在是全塔、片断的辨证。从八大山人作品的署款特点起，先生辨明了传綮款、个山款、驴款、八大山人款的不同时期，又辨明了八大山人款各种写法的不同时期。继之辨明了八大山人画禽鸟之圆目、方目的不同时期；画禽鸟单足而立，画树石形状之上大下小，画鱼不画水等特点。每个时期的区别皆有寓目、考鉴过的一批作品作证。信证俱全，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为之叹服。先生一生功力，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先后撰成《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再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记八大山人、澹雪、朱容重等书画合册》等专题论文。
    最让同行称道的是，先生鉴考出一大批明代书法大家祝允明的书法伪作，数量达数十件之多，遍及公私单位和个人收藏，作伪者是祝允明的外孙吴应卯和文征明的五世孙文葆光。1964年，先生与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谢稚柳二先生赴天津考察，在天津历史博物馆见到款署吴应卯的草书一幅。未及展至卷尾，座中人皆曰是祝允明草书。及见署名，方知为吴应卯。又曰，此人若伪书祝允明，大概无人能识破。先生以一生勤记的好习惯，自然记录在册，同时始终心存一桩疑案。二十余年后，先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古书画鉴定小组赴天津，约以再瞻吴应卯此卷草书，终于解决心中存念，不是若此人伪作祝允明书如何如何，而是此人确曾伪作过大量的祝允明书作。先生已经研究再四，不过最后印证一下而已。这一种伪祝允明书作，向无人怀疑。伪作的卷后题跋，最早有明万历年间的詹景凤，最晚的至民国时代人，皆以为是祝书真迹。可以说，明万历年间的吴应卯、

文葆光伪作祝允明书法，始终未曾被人识破，并被误以为祝书的一种典型，一旦由刘老揭穿，方大白于天下，不能不是书画鉴定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当代的书画鉴定研究成果远远超过古人，最突出的便是类似吴应卯、文葆光伪祝书的专题性研究的突破。当代书画鉴定家们，凡成果卓著、享誉海内外的，莫不有着这样突破古人的成果。比如启功先生对董其昌书画鉴定的研究，比如徐邦达先生对号称“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的书画鉴定研究，都是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有无这样的突破，有多少这样的突破，标志着书画鉴定家的最高学术水准。刘老当之无愧地列名其间，曾取得过对明王宠书法、清八大山人、金农书画，以及对张大干伪作名人书画等一系列专题突破的成果，均有研究论文刊世。
       浓缩一生鉴定经验的，是刘老晚年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先生撰《前言》一篇，内云：“书画鉴定当以目鉴为准，辅以必要考据。故本书所收传世作品，大多数作为目鉴为真迹者，择其有纪年精要者和书画家早期、极晚期罕见者栏入。少数宋元重要作品，如北宋郭熙《早春图》，虽未经目鉴实物，但有精善的出版物又公认为真迹的，方择要栏入”。“以历年鉴考积累，凡书画作品上署干支及年岁，可以推知其生年者，约有160余人，概皆补增，又新增书画作品有干支纪年者则更多矣”。这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先生一生鉴阅古书画，留给后人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先生一生鉴阅书画数万，每阅必作记录。该书以“年表”形式序列，故只能择有干支纪年的一部分作品，且又只择真迹而精要者，已是厚厚的一册。从作品上有干支、有年岁者，推出书画家之生年，或是另行考定其卒年，补画史所缺者160余人，更是长期积累，不断考订的重要成果。仅此，可知先生一生治学之谨严、精细、勤奋。明文嘉赞元赵孟頫书法艺术成就时曾言：“上下一千年，纵横二万里……无有与并者”。先生编著《年表》，收宋元明清书画作品，已不止一千年，先生一生奔波于海内外鉴阅书画，更不止“纵横二万里”，至于“无有与并者”，以先生谦谦君子之风，是断乎不肯接受这样的赞誉之词的。先生一生为人谦逊，不仅对同辈专家，即使是后辈晚生，也平易待之。凡与先生接晤者，莫不有口皆碑。友人王连起曾屡次道及启功先生对刘老一生为人的评价：“刘先生待人、做事，里是里，面是面。”里者，礼也，礼数周全；面者，脸面也，顾全人与事。我对此尤有深感，仅举先生与同辈专家交往二三事，可见一斑。
       60年代中，先生与张珩、谢稚柳二先生赴北方四省市鉴定书画。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即使专家用餐，每餐必配以地瓜干。为照顾同行专家，先生每餐只以地瓜干果腹，为的是省下细粮让给其他专家。7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收到一批古书画，先生每天参加鉴定，亲自书写单据。期间，谢稚柳先生来京，先生忽换上中山装，当时也算得上是礼服，陪谢老一起阅看书画。每开卷，先生必亲执卷，仔细聆听谢老的品鉴，其神情有如学生对待老师。当时我颇感不解，久之，便明白了先生的为人。90年代初，我陪先生赴上海。那时先生已年届八旬，摔断了大腿，手术后刚刚痊愈，手扶拐杖，步履蹒跚，每每需人在旁扶持。几天忙碌下来，一天晚饭后，先生要去看望一到上海就准备去看的老友谢稚柳先生。看到先生那副样子，我几次劝阻不成，还是扶持先生步行去谢老家。谢老询及《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的出版情况，屡加称赏之余，赞以“不是抄书”。谢老与刘老同是两度参加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的成员，比他人更深知《年表》一书凝成的甘苦。他们相见时那种溢于言表的亲热之情，相互敬重的神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刘老为人不爽约，在大雪天外出为某博物馆鉴阅书画，不幸因路滑而摔断腿，他对我回忆起说，摔倒后已不能起来，自己将腿摆正，随之大腿又瘫向一边，最后靠路人帮助进了医院。事后，家人免不了埋怨，我也从旁劝解，刘老却自有道理，说有人来找，必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此其一，能多看一些书画，不仅自己多些见识，又可以讲给年轻人听，因为年轻人不可能有这样多的机会，此其二。语气斩钉截铁，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是这条残疾的伤腿，不知拖累了先生晚年多少欲做的事。
       在师从先生的后辈晚生中，我是时间最长，获益最多的一个。记得初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即与先生同在一个业务组，得以随时请教。一次我向先生请教，先生一时未答，不料次日一上班，先生即拿出一篇工楷抄录的所查资料给我，问题释然，我为先生对后进者的关切所感动。今年春，先生初发脑溢血，语言中枢障碍，每探望先生于病榻，先生只能以笔交谈。我通过研究馆员的资格评定后，便在探视时间去禀告先生，先生见我，急于坐起，握住我的手，面露喜色，示意索纸笔，颤抖中写下了“职称，好!好!好!”那样子，比他自己获得了一种殊荣还兴奋、喜悦。我想这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先生对所有后进者取得进步时内心的由衷欣慰。
       先生逝矣，追忆先生生平，临文之际，感慨万千，庶能学得先生学识、人品、敬业精神于万一，做一个有用于事业之人，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