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2016-08-04

  近期,早已下落不明,原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章草书《出师颂》墨迹,却由嘉德拍卖公司征得,并定向出售给故宫博物院,使这件原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名迹物归原主,一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业内人士欣喜此件名迹幸存至今和再度问世,并找到合适归宿而得以永久保护。但也有人提出种种质疑,诸如作品是真是假,究竟何人所书,属于哪个时代,艺术和历史价值如何,以及故宫博物院花巨资收购是否值得等等,还列举了诸多专家的意见以证明分歧之大。诚然,对一件名迹的再现和归宿表示关切并陈述看法,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仅凭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的专家只言片语来谈问题、下断语,就失之于偏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分析,对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鉴考,最后才能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其实,《出师颂》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已有许多书画家、史论家、鉴藏家对之评析,当代书画鉴定家也有专文鉴考,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隋无名氏书 出师颂”一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上述诸多质疑的问题都有所答复,并非是分歧很大。因此,重温古今专家对《出师颂》的鉴析有望匡正视听。本人仅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一孔之见,与有识之士展开充分说理的学术讨论。
  一、《出师颂》的现状、流传和著录
  1.现存状况
  本幅,纸本,章草14行,无作者名款和钤印,首行“史孝山”为“出师颂”文之作者。引首,描龙花笺,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左上乾隆“癸已仲秋上濣”御识一段。后隔水,素绫,乾隆“戊辰立夏日”御题一段。尾纸,纸本,宋·米友仁题:“古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
  鉴藏印记: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永存珍秘”、“邵约之印”、梵文“三藐母驮”、“蓑笠轩印”、“历代永定”、“约”、“绍兴”连珠印、“刘氏中守”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仪周珍藏”;右边由上至下为“刘完私印”、“安元忠印”、“书印”(半印)、“永存珍秘”、“内府秘书之印”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幅中有“乐寿堂鑑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诸玺。引首花押处钤“御府图书”,中钤“太上皇帝”,左骑缝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前隔水钤“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八徵耄念之宝”、“安”、“仪周鉴赏”。后隔水钤“麓邨”。尾纸钤“古希天子”、“寿”,右骑缝印“物”(半印)、“□轩”、“□□山牧”、“监书画博士印”,另一印不辨。
  2.文献著录
  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计有两个本子,一本可谓“宣和本”,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称为西晋索靖书;一本可谓“绍兴本”,曾藏南宋绍兴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即今所存之本。
  “宣和本”见于著录的有:北宋《宣和书谱》卷三,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此本据宋徽宗标题多定为索靖书,也有认为是南朝梁肖子云作。
  “绍兴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卷三、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安仪周《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吴升《大观录》卷一、敕编《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第五十二)、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此本据米友仁题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索靖、肖子云乃至唐人作。
  另有仅记《出师颂》而未注明何本的著录书: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莺字号第一”。
  3.历代流传
  根据作品鉴藏印和历代著录书,绍兴本《出师颂》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洵入内府,经米友仁鉴题,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仪周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清时刻入《三希堂法帖》。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
  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标题,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此本也称“天府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二、鉴析今存之《出师颂》
  1.今存之本是否即“绍兴本”
  这是首先要认定的,否则,一切文献的引证都会有人否认,甚至发出“此乃今人伪作”之高论。
  绍兴本最后经清内府收藏,今存本是否即清宫旧藏本,可核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是书“宁寿宫”(第五十二)记载:“谨按是帖刻入《三希堂帖》,亦见《星凤楼》、《戏鸿堂》二帖。曾藏王世贞尔雅楼,其《弇州续稿》有跋云:‘家弟敬美得一卷,谓是绍兴所入者,胜于宣和所藏’。寻其所载印记,即此本也。特犹以为索靖书,后人以与米友仁所定不同,复裁去耳。引首‘晋墨’小篆二,以押字考之,乃宋高宗笔,见周密《癸未杂志》。张领字达善,元导江人,侨寓江左,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至江宁学官,远近翕然尊师之,曰导江先生。有经说文集行于世。所考证卷中十三印,多轶去,惟太平公主印一、宋内府印三、王涯印一、‘书印’半印尚存。太平公主四字印,见徐浩《古迹记》。‘永存珍秘’,王涯印也。又‘约’字印,乃唐李约也。见张谦德《清秘藏》。”著录中所提唐、宋诸印和明王敬美藏印,在今存本中俱见,所钤清内府诸玺,亦证此本即清宫藏本。唯后纸元代张领(达善)跋未见,想是出宫后被人裁去变为另一卷。所幸此残卷(一无款题,一张达善跋)在六年前即为嘉德拍卖公司觅得,并公开拍卖出售。其尺寸、气息均与《出师颂》本卷相一致,两卷一左一右的两方骑缝印(一方一圆)也对得上,可证原为一卷。据此,今存本即清宫藏本,亦即“绍兴本”。
  今存本与清乾隆前的诸家著录书相对照,也与“绍兴本”状况一一吻合,唯明藏家王世贞、王世懋(敬美)昆仲的题跋不见,当在入清后佚去。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曾记述:“此经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题识,今卷内无存。”然亦引录了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中所藏之跋。
  今存本与前人著录相对照,可证此即早已闻名并流传有绪的“绍兴本”《出师颂》,并为清宫旧藏。
  2.“绍兴本”《出师颂》的创作时代
  搞清楚今存本的创作时代,是鉴定此件作品的主旨。因为此件《出师颂》并无作者款署,属无款作品。按照书画鉴定学的原则,无款作品就是鉴定年代,即“明是非”,前人所定时代对,即“是”,定错了,即“非”,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无所谓“真伪”问题。判定真伪,主要是对“有款”作品而言。因此,对无款的《出师颂》大谈是真,是假,是伪作,是赝品,实在是缺少最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
  有人会问,《出师颂》不是说是索靖书吗?怎么成了“无款”作品呢?其实,此卷的作者都是后人定的,并有西晋索靖、南朝梁肖子云两说。后人所定之作者均属猜测、分析,改变不了原作 “无款” 的性质。诚然,前人对作者的推断可以作为我们断代的参考,结合前人对此作的断代(隋贤、唐人),也可考虑有无可能为西晋或南朝梁人所书。
  今存绍兴本《出师颂》的断代,可从后人题跋、历代鉴藏印、书法的时代风格诸方面来鉴析。
  卷中题跋唯存米友仁10余字之跋,先鉴定米氏书法是否真迹。米友仁(1086—1165年)是北宋末至南宋初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山水与其父米芾共创“米氏云山墨戏”;书法克绍其父,字姿更倚侧,用笔则较收敛;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曾诏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此本中米友仁鉴题与之其它墨迹相比较具相同书法风格,尤其偏长、右斜、求险的结体,以及柔和、内敛又时出劲锋的点画,呈鲜明的个性特色。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动止持福帖册页》相比较,相同的“右”、“日”诸字的笔势、结构甚为接近,“友仁”的署款尤为一致,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而且,《出师颂》的“米友仁”三字款署,早已收入1987年上海博物馆编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米友仁”条,见318页款1,备注:“《米友仁》,隋人出师颂卷题跋,绍兴九年(1139年)”。可见,此鉴题属真迹无疑。米书既真,其鉴定为“隋贤书”就有相当可信性。
  据此卷本幅的诸鉴藏印,也可佐证墨迹不会晚于初唐。所知诸印中最早的是唐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据考,唐徐浩《古迹记》记述:“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亦曰:“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两书所述当是此印。本人不懂梵文,但所钤印章为水蜜印,属宋以前普遍使用的印泥,而非宋以后改用的油印,可知其时代是很古的。而且此梵文是太平公主的“别造胡书”,不同于现今的梵文或西藏文,故今人多不识,然甚吻合武后朝多自造新字和怪字的时代风尚,后人恐怕是生造不出的。因此,应承认此印属真。基此,本卷书写就不可能晚于初唐武后时代。前人考证本幅中还有几方唐印:“永存珍秘”为王涯印。王涯,字广津,活动于唐德宗至文宗年间(780—840年),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喜藏书画名迹,《新唐书》“王涯传”载:“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贷鉤致,或私以官凿恒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故王涯得以观赏或入藏此本并钤盖此印,是极有可能的。“约”字印,为李约之印。据《旧唐书》卷一五四记载,李约,唐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主,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即顺宗永贞元年)进封为邵王,官至兵部员外郎。善画梅,精楷隶。他精于书法,又是王爷,亦当可能收藏或观赏过《出师颂》并钤鉴藏印。本幅上另一印“邵约之印”,亦当是李约钤印,应为“邵王李约之印”的简称,且印泥与“约”印一致,都属水蜜印。诚然,王涯、李约乃至太平公主之印,均无存世的鉴藏印可予对照,不敢遽然定真,但也无充分根据说假,从均为水蜜印的印质看,应该是年代较早的古印。本幅中还有几方宋代印,其中“绍兴”连珠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构”中所收3号印(1358页,注:“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藏印”)应是同一方印,大小、部位一致,甚至连“绍”印稍外斜的左边框,“兴”印左上稍粗钝的转角都相一致。另一方南宋的内府藏印“内殿秘书之印”,《印鉴》中未见,也未及与其它作品中相类藏印核对,但即使与某件作品中印文相同的印章核对,对不上怎么就敢断然说假?难道南宋内府“内殿秘书之印”只能有一枚?“绍兴”连珠印不是有好几套吗?因此,鉴定印章不能仅以存世的几枚为据,管孔之见是难以客观、准确的。而且鉴藏印只是辅助依据,以此来否定本幅乃至不属同一张纸的后纸米友仁鉴题,其逻辑不免有些荒唐。另外,还有一枚宋印可证是真,此即一直定为唐代锺绍京所钤的“书印”半印。据徐邦达先生鉴考,此印“实系宋内府‘书印’右边的一半,全文曾见于其它古墨迹中,想到的如颜真卿《湖州帖》米临本就有此印,可为明证”。如是,三方所知的宋印中,“绍兴”连珠印和“书印”半印两方均可定为真,此本即为南宋内府所藏的绍兴本《出师颂》,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本幅中其它印章,如“蓑笠轩记”、“历代永宝”和两方印文不辨之印,虽难查明出处,但均为水蜜印,时代也不会晚于宋、元,亦比较古旧。至于“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已属油印,时代当在宋以后,是真是假,恐怕已无礙于本幅的断代。
  需要说明的是,此卷引首部分的宋高宗篆书题“晋墨”两字和花押,以及钤印“御府图书”是后人的伪仿。书法和印章一望而知不对,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明代,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出现于明初,见永乐间程南云题夏昶的《上林春雨图卷》,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究其原因,当是明人为证明此卷是晋人乃至索靖墨迹,在重裱时拼配上去的。这种借拆配以提早时代或冒充大名家的手法,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决不能以此之假而来否定全卷的其它部分。对容易拆配的手卷、册页尤当注意,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恐怕也是鉴定书画的常识。
  再从本幅书法的时代风格分析,究竟该属哪个时代,这恐怕是此卷断代的主要依据。本幅《出师颂》属典型的章草字体。据史籍记载,章草体在西汉时已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张芝的章草“转精甚巧”,将此体进一步法度化,有“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之赞,被誉为“草圣”;三国吴·皇象所作章草严谨规范,古朴典雅,也树立了章草的典范,有“书圣”之称。所写《急就章》最为著名,现所见最早刻本为松江本,即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碑石,虽属辗转摹刻之本,仍可一窥章草的标准体式;至西晋,有张芝姐之孙索靖,承张芝衣钵,虽精熟不及,但“妙有余姿”,亦属传统的规范章草体,所传之书刻于法帖中的有宋《淳化阁帖》卷三中的《泉陶帖》和《七月廿六日帖》,前者已带今草味,后者尚存原迹体貌,另有《月仪帖》多种刻本,均属后世翻刻本,已不类原貌;西晋时代,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出现了过渡时期的书法,被称为“草藁”,由卫瑾创立。《淳化阁帖》中刻有他的《顿首州民帖》。陆机的《平复帖》墨迹,基本属于这种书体;东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今草和楷、行书,章草体日见衰微,承遗风者唯南朝梁·肖子云;至唐,章草体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然风格已大异于古人。因此,从章草的创立、发展、演变、衰微历史看,呈现古典的、规范的章草体之书法,下限不会晚于唐代。对此,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已作了准确总结,“论书八篇示苏显道”曰:“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肖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窃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
  东汉至西晋流行的规范章草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因无墨迹存世,只能从法帖拓本中窥知一二,除上述列举的法帖外,在《淳化阁帖》中,尚可见到张芝的章草《秋凉平善帖》,皇象的章草《文武将队帖》、《顽闇帖》,王献之的章草《江东帖》等。诸帖虽不一定都反映这些名家的原作风貌,但仍可大致把握这一阶段章草的基本特征。由于章草是由隶书衍变为草书的过渡阶段书体,故一方面仍带有隶书的遗痕,所谓“蚕头凤尾”,即点划撇捺的起笔多圆浑如“蚕头”,收笔重按挑起如“凤尾”;另一方面又呈现草书的笔法,所谓“银钩虿尾”,即出笔或连笔遒劲如“银钩”,类细如蝎虫上卷的尾部“虿尾”。同时,结体多扁方,存隶书之框架,笔划又多细劲的连笔,具草书之流畅,整体书法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而典雅。这些特征在《出师颂》中都有所体现,唯更增飘动之势,带有一定的今草味,诚如徐邦达先生所析,“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而元、明、清三代重振章草时所出现的笔锋锐利、旋转流畅,少古朴浑厚、多妍丽流美的时代特征,在《出师颂》中是丝毫找不到的。因此,从书风看,《出师颂》的章草不会书于隋代以后。
  3.《出师颂》究竟为何人所书
  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本卷的鉴定范围,也不一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所定索靖书,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都是后人的一种看法,即使他们定错了,也不能说此卷是假。
  诚然,探讨一下此本《出师颂》可能为何人所写,或接近于哪家书风,与相关的其它作品比较孰优孰劣,对于认识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和固有价值,当不无稗益。
  首先,《出师颂》一问世,就与古代名家相联系,千余年来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此件作品艺术性很高,非同等闲。试问,出自无名氏之手,同样无款的诸多魏晋六朝、隋唐写经,有哪一件往名家身上挂,并为之争论过?显然艺术性高低不一样嘛!
  其次,前人将此作定为索靖作,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或唐人书,根本点也不是要借名家来抬高作品,而是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对应作者,也无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意,主旨仍是评判其艺术性。诸家著录对作者为谁并不求一致,也不固执已见,但对其艺术性的赞叹却是一致的。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记:“兰坡赵都丞与助所藏名书,索靖《出师颂》,或云肖子云”。对两位作者都默认;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曰:“小米概目以隋贤,并司寇谓自幼安临出,恐皆属悬断。但果系宣和、绍兴真物,亦即是书林至宝矣。”他认为隋贤、索靖之说都属悬而未决的推断,只要是宋内府之物,就是至宝;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称:“然此本是晋是隋,俱不失为神妙之迹。”即不管定晋定隋,书艺是神妙的;明·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评:“书法秀健,丰神飘逸,为绝妙书法,然非索靖,乃唐人书也。”虽判断是唐人书迹,但仍赞扬为“绝妙书法”;清·吴升《大观录》论:“余观两晋法书,求如此颂之神满气足,无滞毫颓墨者,殆不能有二。而米元晖犹曰隋贤,则晋书中绝之语,几成信案,能不为此颂叫屈。……念此颂为千年法宝,除此真迹,别无伪讬,不敢不起而一辨证也。”他辨析此颂为晋人书,绝非伪讬,是“千年法宝”;明·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三中还比较了宣和本和绍兴本两本《出师颂》,认为“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难为,更奇也。”意即绍兴本胜于宣和本。
  前人评析均强调,《出师颂》不管是晋、是梁、是隋、是唐,至少是千年留存之物,又别无第二件墨迹,且艺术上绝妙,当属稀世之珍。这些评语,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此本《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应该是足资参考的。
  三、如何对待千年幸存、流传有绪的名迹
  绍兴本《出师颂》,即使从初唐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且流传有绪,屡见著录,近代又失踪了60余年,如今重见天日,应该如何对待?对作品的某些方面,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属于有歧义的名迹。现在面临由国家保管还是继续流落民间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鉴析作品的同时,是不能不考虑的。
  事实上,时代久远却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决不因有争议而冒然出手或打入冷宫。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佚、拆装、重裱等,更使原迹面目全非,真伪揉杂,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因此,对这些作品一定要分清主次,重视其已认识到的价值,对存疑的要害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公认的否定依据,还不如暂信流传有绪的旧说,先妥善加以保护,以免一时的误鉴而使一件众所周知的名迹销声匿迹。须知,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这样有争议的名迹不在少数。被称为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就有人写文章称其内容与陆机所处历史背景有出入,应为西晋怀、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作品。赫赫有名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也有专家提出非羲之所书,还引发了一场“兰亭之辨”;故宫所藏的三本《兰亭序》摹本,即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经考辨也非三人所书,而只是唐太宗内廷供奉拓书人的勾填本。但所有这些不同看法,并不能贬低《兰亭序帖》的历史、艺术价值。因为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这些“下真迹一等”的复本或临摹本(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以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出师颂》这件流传有绪的名迹,恐怕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收购价格高低之说,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件《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即它是千年以上的古物,又是罕见的隋代存世名家墨迹(而非一般书手),且具很高的艺术性,堪与索靖、肖子云等章草名家书风相联系,体现出早期章草的典范风貌;同时又曾入清内府收藏,流散后60余年不见踪影,今有幸复出。作为故宫博物院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回收责任?树立志在必得之决心?至于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不可能单由买方说了算,是高是低,很难有一个衡定尺度。倘若如有些文章所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是假的,外国人却以2500万的高价买走了,米芾《研山铭》也是假的,亦以3000万价格成交,那么,早于它们四百多年的隋人《出师颂》既已由故宫博物院延庆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作出了科学的鉴定、断代结论,花2200万购买,怎么就说是高了呢?至于宋徽宗和米芾的作品是真是假,也尚未定论,在此不想赘述。如果我们能本着悉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不让文物名迹随意流散的心愿来对待这些流传有绪的千年古物,价格问题恐怕就不会再成为质疑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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