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碑——探访保存于各地文庙、祠堂，或散立在野外、镌刻于山壁的古碑刻是清代金石学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他们强调走出书斋实地探查散存各地的碑碣，来厘清因拓手疏忽遗漏、拓工不佳或拓本残缺所造成的版本混乱问题。访碑风潮起于明末清初，至乾隆后期即18世纪后半叶，达到一个高峰，各地学者积极访查的结果不仅廓清许多著录及传世拓本的错乱、重新发现佚失多时的遗迹，而且搜罗、著录、校定及复制古碑的成果丰硕，关键性地形塑了后人对这些古代遗迹的认识。访碑获得之新材料影响所及，使得篆隶书体及碑学书法在清中后期大盛，造成中国书法史，连带及绘画史的面貌彻底改换。访碑活动亦渗透于古物收藏、艺术理论阐发、朋友交谊等各层面，成为18世纪文人文化的一个重要面象。目前学界对访碑相关活动与论述尚未有全面的认识，本文聚焦18世纪后半叶访碑活动最活跃的地点之——山东济宁州学，检视其所藏汉碑，包括《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郑固碑》、《司隶校尉鲁峻碑》、《尉氏令郑季宣碑》、《执金吾丞武荣碑》、《庐江太守范式碑》及其他残石，在超过一个世纪（17世纪至18世纪后期）的时间中，被反复取拓、升起重立或发现移入的历史，并讨论相关考释、诗文题跋及图绘，试图为清代访碑活动由兴起至鼎盛的具体发展及影响提供一案例研究。

　　在进入细节讨论前，有必要在此对本文的立题与背景作一交代。明末清初的访碑有多种动机，或源自明遗民的伤逝情怀，或出于考据训诂的需要，或为保存地方史料，或志在追求古汉隶典范。然因多为零星的个人活动，不足以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氛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除因历史情境转换而使遗民情怀不再，前述各种访碑脉络在儒家“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兴盛的18世纪后半期扩张成长并趋于成熟，进而彼此重叠，交织成一巨大的网络，笼罩着各阶层文人。汉碑为18世纪访碑的主要对象，对碑版考释及书学研究的影响也最大。相较于汉碑最大的集中地——曲阜孔庙，济宁州学的汉碑数量较少且保存情况差，但正由于这个原因，在访碑风潮兴起后特别可以看到地方人士与各地学者积极将它们复原整理的努力。

　　在济宁州学汉碑的发现历史中，金石学者、书画家黄易（1744—1802）在此地活动最为重要。黄易于1780至1790年代，结合当地原有的探碑人士（李东琪）及其他金石学者（翁方纲），形成一个以搜寻及研究古碑刻为主要目的的绵密人际网。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州学的汉碑数量在18世纪末倍增前代，并透过拓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传播而广为人知。黄易堪称18世纪的访碑代表人物，他在济宁的访碑故事并非仅是小地域间、少数学者的活动，不论就黄易个人一生的访碑旅程，还是清代整体的访碑风潮而言，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亦能清楚揭示18世纪访碑的发展情形与相关问题。

　　本文第一节为“前人研究”。检视目前学界有关清代访碑活动的研究情形。第二节为“清初的访碑活动与济宁州学的汉碑”。回顾17世纪金石学者对济宁汉碑的探访与整理，以为18世纪的情形提供发展脉络与比较对象。第三节为“18世纪济宁当地士人的探碑”。廓清雍正、乾隆年间济宁士人如李鹍与李东琪父子如何发掘与维护当地古碑。这些人与事对后来黄易的访碑工作有极大的帮助。第四节为“黄易到任与州学古碑的整理与扩充”。讨论黄易自1777年到任济宁后，二十余年间探访济宁及邻近地区东汉碑刻的情形。第五节为“考释、诗文题跋与图绘”。检视翁方纲与黄易的相关图文作品，探讨访碑活动与成果如何被论述与呈现。第六节为“访碑活动影响下的汉隶研究”。检视访碑活动对石刻著录与字书造成的转变。本文期望厘清“访碑”——这个18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并且希冀对了解碑学书法的兴起与发现有所贡献。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E-mail:khuiwen@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