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故宫联合创新实验室举办第七届专题论坛

时间:2022-12-08

故宫博物院与一汽红旗汽车集团于2020年创立“红旗故宫联合创新实验室”,为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与民族品牌融合,深入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将文化元素用于品牌设计的深层次转化,双方于2021年启动专题课程,分别从建筑、服饰、礼乐、坐具、园林、陶瓷、书画、武备、书房等方面,多领域全方位地开展探讨。“红旗-故宫联合创新实验室”继第一期学术论坛“紫禁城宫殿建筑探论”、第二期“故宫瓷器特点探讨”、第三期“故宫书画特点探讨”、第四期 “清代宫廷服饰探讨”、 第五期 “故宫宫廷玉器探讨”之后,于今年8月份又举办了第六期“故宫园林、家具、武备、书房”,希望借助论坛,发掘优秀传统精神和文化元素,以激发设计灵感,助力民族品牌。


2022年11月“红旗-故宫联合创新实验室”第七期专题论坛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举办,论坛涵盖了金器、雕塑、碑帖、珐琅四个主题。受疫情影响,本次论坛采取线上形式。2022年11月14-16日,一汽红旗造型设计院设计团队线上参与了本次学习探讨。邀请了器物部张林杰研究馆员、冯贺军研究馆员、张丽研究馆员、书画部秦明研究馆员做了主题讲座,由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主持。


器物部研究馆员张林杰做讲座


器物部张林杰研究馆员以“清代宫廷生活中的金器及其工艺”为题,讲述了清代宫廷生活中的金器及其复杂的工艺。清代宫廷金器以宫廷御用为主,主要来源有造办处制作(镀金作、金玉作)、地方进贡、国外进贡等,根据其功能可以分为宫廷礼制、宗教生活、陈设日用、配饰等几大大类。有在重大活动使用的乐器金编钟,元旦开笔仪式装屠苏酒的金瓯永固杯,出行时卤簿仪仗使用的金提炉,祭祀用的金爵杯,宫殿屋脊宝匣中的天下太平金钱等无不彰显了皇家的尊贵。清代宫廷信奉藏传佛教,使用黄金制作了大量佛造像、佛塔、佛龛、坛城、七珍八宝等,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乾隆皇帝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制作的金发塔,据档案记载金发塔用金三千余两,为制作金发塔乾隆皇帝曾下旨熔掉宫中大量金器,此金塔体量高大,塔身镶嵌大量珍宝,工艺十分繁复,富丽堂皇。日常生活中的金盆景、金挂屏、金烛台、金餐具等也体现了宫廷生活的奢华。清宫帝后们的配饰虽然个头小巧,却工艺考究,将中国古代金属加工工艺发挥到了极致。清末宫廷造办处衰落,不能满足皇家需要,开始从民间金店采购,这部分金器大多带有店铺戳记,制作精美,展现了民间手艺人高超的水平。金镶玉、镶嵌、累丝、珐琅、点翠、镂空等工艺被使用在清代宫廷金器上,巧夺天工,富丽典雅,高贵豪华,极力张扬皇家风范;制作不计成本,精益求精,在传统方法上创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宫廷皇室奢华的生活,了解古代工匠高超精湛的技艺,给我们传承发展金银工艺以启迪。


器物部研究馆员冯贺军做讲座


器物部冯贺军研究馆员以“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星光---故宫雕塑馆解读”讲述了故宫雕塑馆的由来以及雕塑馆内精美的文物。故宫藏古代雕塑主要源于清宫旧藏、文博单位拨交、收购、捐献,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涉及铜、铁、石、木、竹、陶瓷、夹紵等多种材质。这些文物多流传有绪,基本信息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许多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名品。为普及中国古代雕塑知识,提高全民族艺术修养,故宫在文化部、文物局领导的支持下,同时也在院外雕塑家、文艺理论家、历史考古学家的无私帮助下,筹备雕塑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更是将个人藏品捐给故宫,支持雕塑馆的建设。雕塑馆陈列品选取以故宫雕塑藏品为主,商借其他文物收藏机构可移动的古代雕塑精品,对不能移动的石窟造像、陵墓雕刻用石膏模型替代,整体陈列力求全方位展示中国雕塑历史发展的全过程,1958年雕塑馆在奉先殿成功举办。2015年故宫雕塑馆改陈,考虑到文物体量的原因,再结合故宫建筑实际,将地址最终选在慈宁宫区域。冯老师选取了雕塑馆中的墓室雕塑与佛教造像两类文物,按时间先后顺序做了详细的介绍。中国古人视死如事生渴望在地下世界能和生前一样,所以墓葬中一般会陪葬大量的冥器,如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砖)通常刻画大量神话故事,希望死后成仙,另外在一些大中型墓葬中还会放置大量的人物俑、动物俑及其他物品模型来模仿其生前的生活场景,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明清。唐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备受欢迎并成为潮流,中国音乐舞蹈在此时达到顶峰,唐墓葬中大量乐舞俑的出土,便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佛教造像是故宫雕塑中一个重要门类,从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间跨度长,种类齐全,材质多种多样,特别是带有纪年的造像,对研究佛教发展史和中国古代手工艺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价值。


故宫雕塑馆平面图


书画部研究馆员秦明做讲座


书画部秦明研究馆员以“山河揽胜 古刻寻踪:黄易的访碑之旅”为题目,讲述了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寻访汉魏碑刻的历程与相关问题。黄易生活在清代金石学兴盛的时期,生平以诗书画印金石碑版为缘,结交甚广,尤以汉魏碑刻鉴藏而为世人所重,可谓乾嘉名士。根据《小蓬莱阁金石目》的记载,黄易收藏的汉魏碑刻拓本共203种,几乎涵括了已知乾嘉时期遗存、出土的所有汉魏碑刻,一些在当时已经损毁、佚失的,则以其早期拓本(宋拓或明拓)弥补,愈显珍贵。河南是黄易搜碑访古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汉魏碑刻,又主要集中于登封等地。黄氏著名的《嵩洛访碑日记》、《嵩洛访碑图》等,就是为记录这些相关活动的而形成的。山东是汉魏碑刻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构成黄易鉴藏的主体与核心。黄易于山东地区长期为官,宦辙所到,游迹所至,汉魏诸碑,搜访无遗。《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是黄易纪传体的访碑史,《得碑十二图》则是黄易编年体的访碑大事记,主要记录了黄易在乾隆四十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75年至1793年)间的访碑活动。《嵩洛访碑廿四图》《岱麓访碑廿四图》《得碑十二图》《访古纪游十二图》是其根据自身访碑经历绘制的,画中详细记录了古代名碑与摩崖石刻所在的位置,为后人寻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金石学研究价值。黄易还是是武氏祠最早的发掘、保护、研究者之一,而被载入史册。河北保州清苑为黄易入幕之所,元氏县之祀三公山碑,则是有记载的黄易访碑寻古之肇始。而关于该碑书法篆、隶的界定,黄易也是颇费思量斟酌再三的,这对黄易篆刻及书法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人关于黄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氏祠、书画篆刻、访碑拓碑、碑帖收藏、尺牍信札、人物交游等方面。实地考察、勘察,是与访碑活动紧密相连的。黄易能够走出书斋,将文献、拓本与原石、原物相结合,并以文字、钩摹、绘图等形式加以记载分析,这在清代金石考据学研究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正是他们的活动,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当代课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岱麓访碑廿四图》中的岗山石刻


黄易书法与篆刻


器物部研究馆员张丽做讲座


器物部张丽研究馆员以“锦英瑞彩--珐琅工艺在宫廷中的发展”为题,讲述了什么是珐琅工艺及其分类,掐丝珐琅与画珐琅。珐琅工艺是一种金属胎体和珐琅相结合的复合工艺,根据制作工艺不同分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掐丝珐琅器装饰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制作繁复,成本高昂体现了皇家的风貌。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掐丝珐琅元代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当前发现的元代实物较少,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是中国文化元素。器物造型主要源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宋瓷及金银器,装饰花纹以缠枝莲为主。通过造型、纹饰、釉料制作工艺水平判定,这些均为元代官造器物。明代宣德时期与元代相比,器型与装饰花纹都有所增加,并开辟了在珐琅器上做官款的先河,此后一直延续。明万历时期出现独一无二的填彩釉款识的做法。清代康熙时期制造量较大,主要为陈设器,大部分纹饰为缠枝莲,出现兽面纹、写实花卉、冰梅纹。乾隆时期为珐琅器制造的高峰,工艺精美,色彩丰富,造型纹饰集历代之大成并有所创新,有文房用具、生活用具、宗教用具等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掐丝珐琅工艺自国外传入后,很快融入到我国工艺美术中,成为皇家重要工艺门类,还对陶瓷等装饰工艺产生一定影响。据史料记载,西方传教士给康熙皇帝的觐见礼物中就包含当时西方流行的画珐琅制品,引发了中国工艺品种的创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宫造办处扩大编制,加强珐琅作的力量。后在德国传教士纪理安指导下建立玻璃厂,解决了珐琅釉料的问题,在借鉴传统陶瓷烧造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西方进口兼自制珐琅料最终获得成功。清宫画珐琅技术兴于康雍乾三朝,终于嘉庆朝,与清朝繁衰同步。广州作为当时开放口岸,为宫廷制作了大量的画珐琅器物,并在乾隆时期将画珐琅技术与描金相结合,创造了描金画珐琅。铜胎画珐琅工艺研制成功后,将表面画珐琅技术移植到瓷胎上,产生了雍容华贵的珐琅彩瓷,还移植到玻璃胎和紫砂胎上,这些新兴工艺的制作和发展,成为清代盛世的写照和缩影,成为当今世界的瑰宝。


讲座现场


四位老师图文并茂、文史结合、深入浅出地讲授了清代宫廷金器、故宫藏古代雕塑、金石学家黄易的访碑之旅、清宫珐琅技艺的发展等。红旗造型研究院的设计师们对古人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授课期间他们与老师进行专业交流互动,并期待下次来故宫向老师当面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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