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合影

　　2022年是赵孟頫逝世7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书法、绘画方面都有着非凡成就的艺坛巨擘，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于8月19日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会议室召开“纪念赵孟頫逝世70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研究院古书画鉴藏所名誉所长王连起和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致辞。

王连起先生致辞

　　王连起先生在致辞中指出，赵孟頫在书法和绘画两个方面，都做到了生前艺术水平一峰独尊、领袖群伦，身后至今七百年间，也依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在书法方面，他对以往的书法史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总结，以师法晋唐为旗帜托古改制，力矫南宋与金人书流弊，明确指出学书与学人应分而论之，使得论书之道回归实事求是。他的书学观点与艺术实践，不仅扭转了有元一代书风，对于明清众多书家也有深远影响。在绘画方面，他对文人画的发展，堪称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划时代的贡献。他不仅完成了木石兰竹在画法上由画到写的飞跃，还通过改造和省减董巨、李郭两派的笔墨，将山水画纳入文人画脉络，使之既能体现前代大画家的意蕴，又可见文人画的逸笔格调和笔墨趣味。在明代以前的超一流的大家中，赵孟頫的作品存世数量应当是最多的。同样，其书画的伪作也是最多的。近几十年来，赵孟頫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相关议题仍未穷尽，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在赵孟頫逝世七百周年之际，我们召开此次座谈会，将赵孟頫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并向这位艺坛巨匠致以敬意。

　　曾君主任在致辞中指出，赵孟頫是中国艺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崇尚复古，明确提出以书入画等艺术观点，对元代及后世艺苑产生了深远影响，发挥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作为重要的艺苑巨擘，赵孟頫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书画研究所愿与古书画鉴藏研究所一道，激励青年学者在策展、学术研讨、传承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以更好地推进赵孟頫及古书画研究。
会上，来自故宫博物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十八位学者分别从赵孟頫书画理论、作品个案、书画鉴藏、对后世的影响及画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下面就讲演议题，对本次座谈会的成果略作总结。

会议现场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古书画鉴藏研究所所长赵国英线上参会。首先表达了对王连起先生提议与谋划此次座谈会的感谢。此次学术座谈会的举办，一来可以督促并引导年轻学者聚焦一个学术专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探讨；二来今年是赵孟頫逝世700周年，学者们可以借此学术活动，向这位在中国艺术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大师致敬。之后以《从王鉴绘画研究看赵孟頫在清代画坛的影响力》为题与大家交流，指出王鉴的一生与赵孟頫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中年以来，他在师法董巨的基础上，一直在追寻赵孟頫的脚步。王鉴对于赵孟頫及其绘画的热爱与借鉴，一方面促成了他绘画风格由早期的浑厚演变为中晚期秀雅，另一方面还有一番画史上的深刻意义。王鉴对于赵孟頫的喜爱体现了家族传统，其曾祖王世贞即在《艺苑卮言》中奉赵孟頫为元四大家之首。虽然明末清初以来，画坛对于元四家的概念多继承董其昌之说，但也有王概、唐岱等人将赵孟頫列入元四家范围之内。有关赵孟頫在文人画中的地位，王鉴也在多年以来纵观南北鉴藏家的收藏的基础上，就董其昌的南北宗理论、元四家中的董巨正脉、元人画之祖王维的画风与画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明清人如陈继儒、曹溶、盛大士对于赵孟頫的评价，也有不同于董其昌而与王鉴相合之处。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杨丹霞的报告题目为《赵孟頫青绿山水暨明清人之认识》，她通过细读传世作品，探讨了以下四方面问题：其一，赵孟頫青绿山水在取法董巨笔墨的基础上，参以盛唐设色，或兼取北宋山石、树木画法的两种典型面貌；其二，赵孟頫《幼舆丘壑图》与“二赵”青绿山水存在联系，其创作的时间应为赵氏中年，而非早年；其三，元代以降，文人画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人在认识、评价赵孟頫青绿山水的同时，对这一风格有所临习和继承；其四，“三赵合并”或“三赵合称”之内涵，对明清青绿山水发展有所影响，具有深刻的画史意义。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汪亓以《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流传考略》为题，讨论了该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认为赵孟頫自题于尾纸的七绝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明确提出了“以书入画”“书画同法”的观念，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者借助此图及其尾纸上的题跋、钤印等信息，结合书画著录、文人日记、笔记等史料，简要勾勒出《秀石疏林图》卷自元代至今的部分流传经历。

赵孟頫《秀石疏林图》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王中旭在题为《赵孟頫与佛画转型》的报告中，认为赵孟頫不仅在宋元文人画兴起、演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绘画题材广泛，曾绘制佛道画，又与明本、大䜣等江南禅师有密切交往，一生佛道写经众多，堪称士大夫参禅的典范。作者将赵孟頫《红衣罗汉图》的创作置于唐宋佛画转型的情境中，透过对禅坐、古树、葛藤、春花等图式细节的分析，认为赵孟頫通过追溯唐人古意以及将文人对禅的理解、证悟及情感投射到佛画中，促使了佛画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了与文人趣味的更深层次融合，为佛画由职业绘画向文人画的转型提供了方向。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王亦旻的发言题目为《正确理解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之说对书画鉴定的指导意义》，认为赵孟頫作为书画鉴定家和“书画同源”理论的提出者，其“用笔千古不易”之说在今天的书画鉴定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当前中国传统书画鉴定中存在两种错误现象：一是否定或回避笔墨对书画鉴定的决定作用，希望用一些辅助证据加以替代；另一种是歪曲笔墨鉴定的方法，以所谓笔迹鉴定或图像鉴定偷换概念。赵孟頫所说的“用笔”，应是一种动态的运笔过程，所有笔墨意境高下的判断都应源自对书画作品中每一笔形成过程的解读，而非笔迹或图像鉴定所依据的静态的笔画、结字、构图的对比。书画史中越是成就卓著的大家，其笔墨功底越深厚，表现形式越灵活多变，以静态有形的思维解读其“用笔”风格，无异于刻舟求剑。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郭怀宇在题为《赵孟頫行书〈千字文〉的鉴藏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学界对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绢本赵孟頫《行书千字文》卷的真伪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持伪作观念的研究者除了对作品本身的风格提出疑问之外，还对卷后元明人尤其是明代鉴藏家詹景凤的题跋提出质疑。作者从鉴藏史的角度出发，通过书迹比对、文献考证、相关题跋印鉴梳理，确认詹景凤曾在郭衢阶处寓目此卷，詹氏题跋为真迹；卷后题跋位置颠倒和《东图玄览编》著录漏记，为明代中期著录书体例、详略不完备的常见现象，未必与作伪直接相关；詹景凤题跋中认为赵孟頫书学北魏沈馥《受禅碑》的观点虽与今日学术共识不符，但其原因应为詹氏鉴赏水准有限，明代鉴藏家的题跋往往不能与其所题作品的情况完全相符，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作品本身真伪的绝对证据。综上所述，赵孟頫《行书千字文》卷及其题跋至少在明代中期已呈现出现有面貌，可以此确定其时代下限。

赵孟頫《行书千字文》后题跋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伏冲作了题为《刘墉早年书法源流——从刘墉楷书册看赵孟頫对其早年书法影响》的报告，他从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旧藏《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入手，讨论了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的经历。此诗册为刘墉极为少见的早年楷书佳作，是其四十三岁任江苏学政时创作和书写的恭和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中所作御制诗。通篇书风遒劲姿逸、严谨工细，呈现出显著的赵孟頫书风韵味，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的记载。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刘墉书学赵孟頫的缘由，认为他一方面受其父刘统勋临学赵书的熏陶，另一方面，清乾隆年间崇尚赵孟頫书法，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馆阁体书法，都以赵书为宗。在乾隆朝科举入仕的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既是家族的熏染、时代的需要，也是其作为读书人科举应试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故宫出版社关键的报告题目为《赵孟頫〈乍凉帖〉王成之考——兼及王成之的赵孟頫书画收藏》，作者通过文献梳理，考证出赵孟頫《乍凉帖》所涉及的王成之为金陵人王勋。王勋幼年为江南孔氏族仆，年长后或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为都目。他与赵孟頫交往相对紧密，不仅藏有赵孟頫书法绘画，还曾得赵孟頫作画赠予，堪称是赵孟頫书画最早的收藏者之一。对王勋生平、交游乃至收藏的了解，对于研究元初的书画鉴藏史，尤其是赵孟頫书画的收藏、流传或有所补益。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田艺珉的报告题目为《漫谈赵孟頫〈水村图〉的画史意义》，她以《水村图》及卷后元季五十一段题跋为切入点，认为该图主题与题跋共同构建了“水村居”的经典模式，受其影响的典型代表有明代吴宽“屋背方塘类水村”和清初陈廷敬、高士奇等在内廷的《水村图》雅集。在笔墨技法上，《水村图》堪称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先锋，不仅赵氏子弟及“元四家”受此影响，“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亦师之，其中文氏家族自文徵明始，六世均学之，并有存世作品。董其昌在鉴藏与师学《水村图》的过程中，认为此图成就在《鹊华秋色图》之上，受其影响的“四王”更以“何论宋元”的集大成方式将《水村图》的笔墨成就推向另一高峰。

赵孟頫《水村图》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栾林在题为《“戾家画”说新考》的发言中，关注了钱选、赵孟頫关于“戾家画”的对话。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这段对话从元至清被多种文献转录，文字几经更迭，其背后的含义也不断被重新演绎生发。到了近代，学界针对钱选对“戾家画”的态度，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钱选褒扬“戾家画”，一派认为他持贬低态度。作者就争论背后的原因、“戾家画”说文本的演变过程，以及此前未被关注的疑点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特藏与研究部霍超在题为《梁同书对赵孟頫的接受述略》的发言中，关注了清代碑学兴起下的赵孟頫与传统帖学接受问题，她指出清代经历了“崇帖”向“崇碑”的审美思潮和理论评价的转移，“崇碑”的根本目的是求新求变，而学碑是追求变化的手段。梁同书所在时代的书法取法已转向北碑，但他仍谨守“崇帖”的传统，以温雅端正的书风立世，在取法赵孟頫为代表的前贤基础上，寻绎诸多观点探讨帖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如“古厚之气”的判定、辨别伪帖和翻刻旧帖，以及刻帖的“二次加工”不能将生熟分开等，并回应当时的“崇碑”思潮。梁同书认为赵孟頫是得晋法者，他对赵孟頫的接受，揭示出在时代人文环境改变、审美评价标准切换后，传统帖学书家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改良的新途径，这让传统帖学与崇碑书风在历史连接点上生发出了新的内涵。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程俊英的报告题目为《简述日本藏赵孟頫书法》。元代书家首推赵孟頫，他以师法魏晋、晋唐为旗帜，身体力行，扭转了元代书法风气，成为宋以后最全面的书家。赵书传世作品数量繁多，其中部分作品散佚日本，并得到妥善保存，流传至今。作者利用相关日文文献材料，简要介绍了流传在日本的赵孟頫书法作品的内容、风格、流传及在日本的递藏情况。

　　故宫出版社李源在题为《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流传考述》的报告中，主要探讨了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的流传情况及未入《石渠宝笈》的原因。此卷未见于明以前著录，元代仅有柯九思一跋；由明入清时，此卷先后经华夏、梁清标、卞永誉收藏。入清内府的时间在1744年以前，卷上虽钤有“石渠宝笈”相关印鉴，却未被著录，其原因应是该卷曾与钱选《孤山图》卷、邓文原《急就章》卷等被乾隆皇帝选中，陈设于裕陵。1913年被封送内务府后，溥仪又将此卷盗至天津，直至1946年由“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带回故宫，有着“三进宫”的传奇经历。此外，作者对现藏于锦州市博物馆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两件摹本加以简要介绍。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段莹以《浅析几种与盛懋有关的赵孟頫伪画》为题，指出在画史流传及传世赵孟頫款的山水画中，不乏盛懋及其传派的伪作。这些作品与真迹的混淆，影响到画史对赵孟頫的认识。传世的盛懋山水画主要有三类：其一是取法范宽、巨然、李成、郭熙的宏壮山水，宏阔细密，刻画精工，能容纳各类世俗题材；其二为文人小品，展现文人啸傲清雅之致，独具特色；其三是墨笔山水树石，体现出向文人画的靠拢。本文认为传世的赵孟頫款《松阴晚棹图》《松阴高士图》应是与盛懋或其传派有关的作品。盛懋及其传派伪造的赵孟頫山水画影响到明清人对赵孟頫的认知，清初四王的一些仿赵的作品，其底本可能同样来自盛懋及其传派。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盛洁在题为《从〈溪山雨意图〉卷首树法论元人对绘画师承的态度》的报告中，通过梳理文献，认为元明人对于绘画师承的态度有所不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将元代画家依照师承传统分为泾渭分明的董巨和李郭两派，并以此作为评价其笔墨及画品高低的依据，这一观点在明清以降有着广泛影响。然而，在元人的文献和图像中，却未见如此壁垒森严的区分，元代画家在创作之时，其实对风格的选择有着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在传世真迹中，可见师法董巨的黄公望在《溪山雨意图》中描绘了李郭派的松树和米氏云山，而李郭派画家唐棣、朱德润、姚廷美等人则吸收了包括董巨在内的多种风格。这与晚明之后南北分宗、崇南抑北，服膺一家就要拒斥另一家的风气有着显著不同。

　　故宫学校张梁以《虞集题跋中的赵孟頫书画作品》为题，梳理了虞集对赵孟頫书画作品的题跋情况及两人的交游。虞集题跋赵孟頫作品数量可观，见诸著录的有五十余篇，存世墨迹七件。其中，对绘画的题跋以题画诗为主，从中可见虞集对赵孟頫绘画技法及理论特别是“书画同法”之说的称赞；对书法作品的题跋十余篇，存世墨迹三件，从题跋的书体、内容等方面，可见虞集在元代中期对赵孟頫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与推动。另外，题跋还涉及了赵孟頫的鉴藏，为我们了解赵孟頫延祐年间的收藏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赵孟頫《帝师胆巴碑》（首段）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韩燕的报告题目为《从〈壬寅销夏录〉中赵孟頫书画看晚清民国时期的鉴定家》。《壬寅消夏录》中记载的编者按语，对于研究清末民初的鉴藏和审美趣味有着重要意义。此书在端方生前未能付梓刊行，目前书稿中可见十七件赵孟頫书画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虽因《壬寅消夏录》只列条目、未详细记载而无从判断真伪，但仍有六件可被确定为真迹，其中不乏赫赫名作。作者以《湖州妙严寺记》和《胆巴碑》中的晚清、民国时期的鉴藏家题跋为线索，简评他们的鉴藏水准，认为清末民初的鉴藏家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管中窥一斑；至现代鉴定家张珩、徐邦达、启功等诸位先生，方俯瞰全局集大成，对鉴定与鉴藏有了明显的推进。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王莹在题为《赵孟頫〈千字文〉相关问题调查及其影响》的报告中，指出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深远的影响与其善于师法前人密不可分。赵孟頫对智永《千字文》不厌其倦的临习，为日后形成独具一格的“赵体”起到了重要作用。存世赵孟頫《千字文》真迹共六件，分别为故宫博物院藏《真草二体千字文》《行书千字文》《楷书续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草书千字文》《真草千字文》和私人藏《四体千字文》。此外，作者还梳理了两件作品的真伪争议。见诸著录的赵书《千字文》数量更多，在《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见有十二件，《大观录》中著录三件。就赵孟頫《千字文》的影响而言，赵孟頫诸体兼善，真、草、篆、隶无不精通，元代不少书法家追随其步伐，如俞和作篆隶《二体千字文》，钱逵有真草隶篆《四体千字文》，都受到赵孟頫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座谈会上诸位学者的发言，或从个案研究入手，尝试以小切入点考察赵孟頫书画作品的笔墨特征、存世情况、文献著录与流传经过；或将赵孟頫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探讨赵孟頫的作品与理论如何对当时及后世画坛产生影响，而后人又如何认识其画史意义；或以鉴藏史的视野，探索赵孟頫书画的鉴定与收藏，并讨论如何将赵孟頫的艺术理论应用于鉴定实践。相信此次座谈会中诸位研究者的发言，会在继踵前人研究步履的同时，进一步衍生出有关赵孟頫及其艺术传承的新观点、新成果。

（本文刊载于《中国书法》2022年第9期） 
（《中国书法》2022年第9期“纪念赵孟頫逝世七〇〇周年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