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典籍鉴藏与管理——“古梅讲坛”第一讲

2024年9月13日上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朱赛虹老师作题为“清宫典籍鉴藏与管理”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数字与信息部承办，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

主讲人朱赛虹研究馆员

该讲座为“古梅讲坛”第一讲。此次讲座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副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华烽主持。讲座在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数字所演播厅）举行，来自院内外80余名听众现场听取了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主持人徐老师简单介绍了“古梅讲坛”及朱赛虹老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古梅讲坛”是故宫支持院内返聘专家,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传帮带的“古梅计划”的一项工作，专门邀请院内项目聘专家开设的讲座。朱赛虹老师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清宫典籍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清代御制诗文篇目通检》《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等其它研究课题多项。发表《清代皇家藏书寻踪》等研究论文80余篇，出版《古籍修复技艺》等多部专著。

本次讲座侧重清宫典籍鉴藏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主要涉及“鉴”（不仅是鉴赏）、“藏”和“管理”三方面内容。为表述方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一、清宫藏书概观；二、清宫典籍鉴藏系统。

第一部分清宫藏书概观

古籍保护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于十分脆弱的纸质古籍来说，保护传承从其诞生之日即已开始。流传至今的古籍最短的也近120年，都是历经磨难的幸存者。古文献的传承若从周王室藏甲骨算起，已有数千年。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宫廷藏书更正规系统，代代相承，汉、唐、宋、明等朝代的书籍事业相对发达，其做法和经验也为清统治者所采纳和效仿。

清宫藏书之盛居历代之首，又有许多与前代不同之处。首先，藏书背景不同，清朝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学习和吸收汉文化和先进经验，“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重视“文治”，振兴文教，推崇程朱理学，倡导读经，整理古籍，编刻“文治”图书，因而对于基础的藏书建设具有高度的自觉，且需求十分迫切。

清帝除接收前朝遗存外，还利用当时各地藏书家众多等社会条件，通过连续向全国广泛征书、内外进献、市价购买、内府编刻等方式，使清宫藏书不断增加。征书活动往往是配合大型编纂工程而展开的，仅为修《四库全书》，10年间即征得图书3.3万余种，收效显著。朝廷也采取了多种奖励措施，如进书500种以上的藏书家，获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同时，因征禁并举，又禁毁了大量书籍和书版，也给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丰富的藏书大大推动了“文治”活动的开展。清朝前、中期，内府编纂了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集大成的大部头丛书、类书等，如《四库全书》79000余卷，《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3000卷以上的《二十四史》，2000卷以上的《武英殿聚珍版书》，1000卷的《钦定全唐文》，900卷的《全唐诗》等。其共同特点是：规模大、历时长、取材丰富、卷帙繁多等。

目前存世的清宫典籍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盛况。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186万余件，分为25大类，其中最大宗的是古籍文献，总量是63万余件，包括约三分之一雕版，约占全院文物总量的33%，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南迁或其他原因现存其它机构的大量清宫藏书，可见数量之大。故宫官网“藏书”八个栏目详细介绍的数百种武英殿刻本、元明清佳刻、明清抄本、地方志、宫中特藏、宫中档案、内府戏本、民族文字古籍等，大体概括了清宫藏书的主要特色。

清宫藏书盛况还体现在当时的藏书版图空前辽阔，早已超出皇宫，覆盖到皇家所及区域。藏书版图的第一大区域是大内紫禁城——清入关后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外朝东、西两路，内廷中、东、西三路和外东、外西两路，大大小小的藏书地点不下几十处；第二大区域是盛京皇宫——清入关前的肇业重地，自乾隆八年开始，将图书等大量藏品源源不断地送至盛京皇宫的中路、西路等殿阁；第三大区域是皇家园囿和行宫，分布在京津冀等处，与清统治者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相关，南巡、北狩、东谒、西巡、亲征塞外等经常出入与此，按照个人偏好，每年还在西苑、南苑、三山五园及热河行宫等处园居理政120—300余日不等，每个园区和沿途驻跸的行宫都设有多个藏书处。第四大区域主要是“南三阁”等。朱老师一一进行了详细介绍。

文渊阁外景

第二部分清宫典籍鉴藏系统

清宫藏书不仅布局宏大，在每一区域还有更加深入细致的典藏设计。朱老师根据宫殿使用功能、藏书性质、使用对象、管理方式等的不同，结合相关史迹史料调研，将其归划为秘藏、专藏、特藏、陈设和随设五大类。前三类多与“鉴”有关，“鉴”最初指映照的工具，类似后世的镜子，后引申为可参考之事，再进一步引申为审查、观察、借鉴、鉴戒、鉴别、鉴赏等。不同的典藏，“鉴”的含义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同。

秘藏，顾名思义是“秘不示人”。秘藏之“鉴”，主要指清廷以古为鉴，学习和借鉴古代做法：对记载帝王德、功、言等的《实录》《圣训》《本纪》和皇族宗谱的《玉牒》高度重视，这几种历史文献都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著述体裁；清廷定期开馆纂修，编校精审，缮写装潢满、汉、蒙文本多部，各代持续不断，编纂成果大大超过明朝；每届修成后，也参照古代国家礼仪的高规格举行隆重的“进书”“尊藏”等仪式，恭送至保藏条件最佳且唯一存世的“石室金匮”——皇史宬尊藏，并分藏乾清宫和盛京敬典阁、崇谟阁等重要殿阁，永久珍藏。如此隆重和大费周章，也从未中断，除希冀永久流传外，也借此宣示天下，意欲遵循“祖宗之法”,建立不朽功业，构建盛世之主的形象，健全君权的合法性。“石室金匮”具有优良的防潮、防火、防尘、防盗、防虫等保护条件和功能，加上定期“曝书”等完善的保管制度，正符合清帝 “永永敬承于亿万世”的期许。

石室外景

专藏，指专为《四库全书》等设置的藏书处。专藏之“鉴”，主要指对书籍内容进行政治性等多方面严格鉴选。官府组织相关机构和人员，按照一定标准对征集的图书进行全面审鉴和过滤，为此禁毁书籍数量达3千余种，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同时，乾隆帝命人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取经，修建了“北四阁”，又改建了“南三阁”，将《四库全书》陆续缮写七部，分置其中，“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表明自己重视文教，考察古事，以资借鉴，并惠及广大士人，带有宣示和推广意味。“七阁”之建，利用了各地优势，尤以文渊阁建筑和内外装修规格最高，包括书架配置等，集中了古代书籍保护的智慧和经验，具备隔火、防潮、防紫外线、防虫、防盗、防尘、防震、防剐蹭等多种功能。乾隆帝亲撰诗文，阐释阁名以水克火的理念，并以水喻文，阐发经、史、子、集四部学术源流与治学途径，分色装潢的多重含义等。各阁均配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排架图，便于日常寻检核查。对于“七阁”的日常管理和“阁书”校阅抽换等，因地域不同而采取了灵活而又不失严格的管理方式。乾隆帝也不时下令协调解决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文渊阁一层内景

文津阁撤出本《读画录》

特藏，特藏相当于今天的善本特藏。特藏之“鉴”，是从版本目录学角度，从古书里选好的版本，在“昭仁殿”收藏。乾隆帝从即位起，就开始实施善本、书画、法帖、铜器、古砚等一系列精品鉴选活动，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鉴藏事业。对于“天禄琳琅”善本特藏的建立，经过清点选善、选址布置、修复改装、统配书面和函套、编目解题、统一钤印题签、排架陈设等诸多程序，前后花费了数十年，之后又经历了被火灾焚毁和再建“天禄续鉴”的艰难时刻，重新鉴选的善本数量大大超过之前。由于善本鉴赏翻阅会导致磨损，由懋勤殿按批送交武英殿修书处重新修补装订，直至光绪年间，还有成批采办所需装订物料修复善本的记录。善本藏室昭仁殿也配有《天禄琳琅排架图》，供随时检点。善本特藏存于一殿，而《天禄琳琅书目》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则抄录多个复本，分藏于昭仁殿、养心殿、遂初堂、毓庆宫等多处，便于皇帝随时阅览。

“天禄琳琅”善本：《文选》

昭仁殿“天禄琳琅”内景

陈设，除以上秘藏、专藏、特藏外，很多殿堂按使用功能和使用者需求配置藏书，并记入“陈设档”，属于日常陈设管理。所有陈设、撤陈、调换等相关事务，均由掌管“宫禁”事务的内务府负责。陈设档案包括原始档、复核档、日记档等形式，至乾隆年间更加制度化，各处陈设均造具清册二份，钤广储司印信，其一交总管内监，其一交臣等存查。陈设档不仅记载各殿在陈目录，还记载赏用、库贮、新收、开除、浮记收账（未经结算暂记）等帐目，还标注有动态文字，说明物品去向等。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记载，不仅对当时内务府星罗棋布的皇家藏书管理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现在考察藏品等级和流向、研究清宫陈设制度等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朱老师以《石渠宝笈》《天禄琳琅书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蒙古源流》、政务用书、各类书房等为例，进行了详细讲解。

园囿藏书之一

随设，上述之外的书馆、书库、部院等，主要是公务用书，书籍皆按需配置。书馆如实录馆、会典馆、国史馆等，收藏《实录》《圣训》、则例、律例等书，从京外各省调取各种志书、官书、册籍等。最大的总书库是内阁大库，文献品种数量最多：一是定都北京后的盛京旧档《满文老档》等；二是公务运转中内阁承办的上呈下行文件数十种，以题本最多，存西库“红本库”；三是内阁与各衙门日行公事形成的档册；四是官修书籍及其底稿《实录》《圣训》等，存东库“实录库”；五是为修书征集的参考史籍等。所有书籍均为修书各馆收集或购置而来，修书结束后都将所用书籍缴藏内阁。其它如武英殿修书处藏有书版、刻书复本、四库存目等书；太医值房和寿药房藏有《御纂医宗金鉴》《名医指掌》《本草纲目》等医药书；道事场所玄穹宝殿，藏有《道德经》《太上感应篇》等道教书籍和道事用品等。随设之书由各处自行管理，并不都有统一完善的目录。

之后朱老师作了简要归纳：秘藏、专藏、特藏、陈设、随设体现了清宫藏书的不同层次，其使用对象、频率、功能、作用和保存效果都大有不同。清宫藏书已经发展成为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有完整明确的目标和功能，体系中的各个层次和组成部分又各有其特定功能和作用，相互关联互补；不仅清宫典籍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清宫典籍相关的保护理念、方法、技术和手段等，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又有发展创新，也是值得总结和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对藏品的著录越详细越好，时间越长越有价值，若干年后也是重要史料。

最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副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华烽进行了总结和点评：朱老师带领大家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清宫典籍和故宫藏书之旅”。古籍历尽沧桑，传承殊为不易。聚散沉浮，文运国运息息相连。朱老师的讲座提示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新时代故宫博物院引领故宫学对故宫及其藏品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阐释，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内生活力。我们举办“古梅讲坛”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观众分享故宫学研究的新成果，让故宫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交流融合、和合共生的结晶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